太平天国运动，乌兰泰突袭将军桥，重伤殒命，桂林攻防战事|乌兰泰|向荣|太平军|将军桥|攻防战事|桂林|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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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路清军奉令进援桂林，乌兰泰行动比较迅速，4月15日，抵达荔浦，见向荣已驰省城，抢了头功。他立即向北转进，紧逼追击。由于害怕桂林丢失，自己无法交代，乌兰泰自率百余骑兼程倍道，主力由秦定三等督率随后步行。

乌兰泰突袭将军桥，重伤殒命

4月19日，他抵达城南将军桥。该桥在城南6里白龙洞前，控制漓江、阳江两条护城水道。象鼻、斗鸡二山雄峙桥后两侧，为南援桂林交通孔道。其时，太平军已在桥北严密布防，构筑了工事，以交叉火力封锁桥面。乌兰泰一伙进至桥南，一片平静。他决定率骑突袭将军桥隘口，控制援省要津。为了使行动秘密突然、出敌意外，乌兰泰不待主力齐集，冒险突袭，以图侥幸。兵勇“策马过桥”，太平军立即发起火力轰击，枪炮交织，“铅子如雨，从者死几尽，乌兰泰勇〔拥〕马及桥，炮中膝骨。千总李登朝以身翼之，自立桥头战死”。兵勇抢回乌兰泰，窜回良丰，旋退六塘，秦定三接统其军。乌兰泰伤重，转至阳朔，5月8日殒命。

乌兰泰毙命使各路清军的增援士气大受挫折。秦定三遁踞六塘，等待其他援军，不敢孤军独进。李孟群3000人的壮勇驻扎二塘，张敬修东勇2000名尚在途中，前湖南提督余万清率楚兵1000名南援。城外援军因乌兰泰之死失去统一指挥，互不相辖，各自为阵，不能一致行动。4月29日，赛尚阿由荔浦回驻阳朔，再也不敢去前线督战，遂“扎饬诸军，统归向提军调度”。向荣获得各军指挥权，然而，他雌伏省城，诸军纷纷绕道，环布城北，谁也不敢在城南立营。向荣一心只想保住省城，对组织援军反攻太平军不感兴趣，行动消极，战场上出现了新的相持战局。

桂林攻防战事，双方军事部署

4月下旬，各路援军驰到，清军部署态势是：向荣、刘长清、和春部6000人，负责守城。秦定三、常禄部3000人，李孟群部3000人，“均扎省城北门外之拱极楼、乌金铺等处，犄角相连，兼通兴安、灵川等县运办军火、粮饷晋省之路”。张敬修部3000人“拟驻西路之福山脚”。许祥光、朱启仁部3000人“择驻南路之马头岭”。还有正在途中的“宁琙之勇二千、张国梁之勇千人”，余万清之兵1000名。清军已达前线兵力为2万人。姚莹说：“我兵倍之，当无可虑。”清军主力驻扎城北。东路因有漓江，不宜驻军。

南路、西路战线长，兵力单弱，只是为了牵制太平军的攻坚力量，防堵其转移。这一态势表明，向荣对咸丰帝指示的“内外夹击”打了折扣，只是实施单纯防御省城的战略方针。太平军可能面临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必须根据清军的兵力部署相应配置部队。但是由于兵力不足，不能合围十几里周长的坚城，只能重点布兵，“于城南门外将军桥、西门外五里圩、东门外隔江花桥等处均有屯踞”。据邹鸣鹤说：“唯侦察贼众男妇约有四五千人，大半广东口音。或聚对河东岸各村，或屯西乡五里圩，或分处花桥、四圈楼、将军桥、头塘等处。其大小船四十余只，则停于紫家洲及象鼻山背。”

他显然低估了太平军的实力。这可能是指后路防御清朝援军的兵力，不包括驻扎在城外险要及城郊各街区的攻坚部队。看来，太平军在城垣之东、南、西三个方向构成一道弧形包围圈，并在西、南方向配置后路兵力，以抵御许祥光部壮勇自南路之威胁。同时，太平军又在包围圈外线构筑围城防御圈，以抵御北路清援军。防御圈自飞鸾桥向南，经五里圩、头塘、将军桥直到漓江东岸，在沿线若干据点、要隘，重点设防，纵深地带的各村圩则屯驻预备队，用以策应前路攻坚或后路拒援，适应两面作战的态势。可见，4月下旬，鉴于清军态势有些变化，太平军开始把攻坚和防御两种战术结合起来，创造了在两面受敌的态势下实施攻坚的新战术。这比永安攻坚更加艰巨复杂，从战术上看不失为一大进步，对后来长沙、武昌的攻坚有较大影响。

攻防战事，消极相持

邹鸣鹤、赛尚阿分别奏报了4月下旬的战况，对守城和进援各有侧重，据此，可以互为补充以理清当时的战况。4月24日，由于清军大举增援，太平军调整兵力部署，“退屯对河各处”，并抽调部分将士在漓江东岸驻扎，防堵清军开辟东路战场。为了掩护调整兵力，前路攻坚太平军，“仅向东、西、南及文昌四门不时遥放枪炮”，以牵制城内清军。4月25日，1000余名太平军“由南绕至飞龙（鸾）桥，渡河直扑北门”，企图出敌意外，突袭北门。王锦绣、松安奉令出击，太平军见敌备战，“即退往飞龙（鸾）桥各村藏避”。

萧朝贵为前敌指挥，再遣主力增援。“午刻，又率大队，冒雨蜂拥而来，复攻王锦绣、松安营盘。”由袭城转为打援。向荣“赶至北门督战，并调潮勇助剿。李孟群带同良勇、知县银沆带同福勇、枪勇，由门外绕出贼后”。于是，太平军三面皆敌，“对击多时”，不能实现战役目的，遂由飞鸾桥撤军。清军乘势追击，“桥窄人多”，太平军小有损折。看来，太平军战役构想着眼于攻势的突然性，因而有冒险倾向，但清军有备，只好撤军。之后，太平军打援，但没配置预备队接应，又遭挫折。

简又文、郦纯说，太平军使用吕公车攻城。这是根据杜文澜的说法，不确。太平军并未攻城，更谈不上吕公车的使用。他们把5月15日攻城使用吕公车提前到这次战斗，发生了差讹。26日，双方又调整部署。“西门、南门外空房，并对河东岸，均有贼匪藏匿出入，文昌门外之象鼻山下泊有贼船多只。”向荣“传令湖南、广西官兵、提勇，带领随夫一千余名，于老西门外择要扎立营盘四座”。双方都在抢占城外据点，改善军事地位，准备会战。

4月27日，太平军未出队，只是连开大炮，轰击南门、文昌门，增加清军的紧张和恐惧心理。向荣“令潮勇三千名、川兵一千二百名，分驻四营”，由城内扎至城外西北方向，“与北门外诸营遥为犄角”，西北一带清军有了加强，以堵截太平军的迂回攻城，同时还可作为进犯太平军的前进基地。4月28日，“辰刻，向荣派令潮勇、提勇、湖南、广西、四川官兵”，继续焚烧文昌、西、南三门外的民房。清军刚行至西门外焚烧，太平军掩藏在“清真寺内，墙穴安炮，击伤兵勇数名”。

清军惊溃不定，太平军乘势由寺后冲出，“隔一小河施放枪炮”。五里圩的太平军“蜂拥而出，直趋蟆拐桥河边，摇旗呐喊”。又一支太平军“占据古牛山”，用大炮轰击清军。清军见太平军“隔河，不能飞渡。遂一齐抢至河边，遥用枪炮还击。彼此相持一时之久”。清军只好停止焚烧民房，撤回城北。4月29日，大雨，双方无战事。

4月30日，向荣决定由北门、老西门两路出兵。其中，“北门兵勇由飞鸾桥取道，至五里圩，分数队”，包抄太平军后路；“张敬修带领东勇，乘势于福山脚扎营”。另一路，“潮勇、提勇、湖南、广西、四川官兵，仍出老西门，至蟆拐桥河边，用大炮轰打西街及清真寺一带，以助北面声势”。牵制西街太平军，掩护张敬修扎营。岂知“午刻，大雨”，向荣的算盘落空了。下旬战况表明，太平军在4月25日攻势受挫后，暂时停止了攻坚，这与既定战略是矛盾的。可能，洪秀全等对攻城拒援的估计与准备不足。

他们既缺乏有效的攻坚战术，又难以击溃城外援军，因而陷于被动和无所作为的状态。洪秀全等决定暂取守势，力戒滥攻，以静待动，摸索清军活动规律，准备新的行动。向荣也采取新的步骤：其一，增强城外兵力，把战场转移到城外，迫使太平军由攻坚转为防御，减轻省城的军事压力。其二，焚烧民房，使太平军失去近城的掩蔽与依托，攻坚前沿暴露在清军防御火力网之内。其三，在太平军外线构筑反包围的据点和防线。不过，清军行动不力，太平军出击干扰，向荣目的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