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要让那个地主带兵?”1939年初春的晋察冀根据地,几个八路军战士蹲在土墙根下烤火。其中一人搓着冻僵的手,斜眼瞥向正在张贴的布告。布告上墨迹未干的“独立第一旅旅长高士一”几个字,让不少老红军皱起了眉头。这个任命引发的争议,恰似早春料峭的寒风,在部队里刮起阵阵波澜。
时间倒回八年前,北平城头的青天白日旗刚换成太阳旗不久。河北任丘县的高家大院里,三十四岁的高士一攥着《大公报》在堂前来回踱步。报纸上“不战而退”四个铅字刺得他眼眶发烫,突然抄起茶碗摔得粉碎。“五爷这是要反天?”闻声赶来的三哥高士芬话音未落,就听见弟弟炸雷般的吼声:“东三省都丢完了!还守着这些破银元给日本人当贺礼吗?”这个昔日穿着绸缎长衫、捧着水烟袋的乡绅,此刻像头发怒的狮子。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彻底震碎了华北的平静。高士一在自家祠堂前支起八仙桌,把两千现大洋哗啦啦倒在桌上。四乡八里的庄稼汉看着白花花的光亮,听着他沙哑的呐喊:“有血性的跟我走!没枪没炮?老子带你们抢鬼子的!”三个月后,这支队伍像滚雪球般扩大到三千人。他们在青纱帐里神出鬼没,专挑伪军运输队下手,连端了永清、固安两个县的维持会。
最让日本人头疼的,是高士一竟说动了苏桥商团的“天下第一旅”。这支装备德制步枪的私人武装,本是日本特务重点拉拢对象。商团大掌柜眯着眼听完高士一的游说,忽然拍案大笑:“好个高五爷!你拿什么跟我赌?”“赌命!”高士一解下佩枪拍在桌上,“输了,这颗脑袋归你;赢了,你跟我打鬼子去!”三千条德制步枪就这样调转枪口,成了插在日军后腰的尖刀。
1938年深秋,贺龙握着战报在油灯下反复端详:五十余次战斗,歼敌一千六,收复七座县城。烟斗在桌角磕了磕,他对政委关向应笑道:“这个‘土豹子’,倒比科班出身的还会打仗。”彼时独立第一支队已发展到八千人,可当改编命令下达时,质疑声却此起彼伏。几个红军出身的营长蹲在磨盘上发牢骚:“咱们脑袋别裤腰带上革命,倒让个地主骑脖子上?”
贺老总把马鞭往桌上一摔:“你们知道高士一捐了多少家当?知道他三哥为阻拦他抗日,差点要动家法?”会议室突然安静下来。窗外飘进的槐花香里,贺龙掰着手指细数:“永清突袭战,他带人泅渡冰河;固安围点打援,他三天三夜没合眼…这样的人不当旅长,谁当?”说罢掏出个小本子,“这是毛主席给高旅长的亲笔信,要不要我给你们念念?”
改编后的独立旅在陈庄打了个漂亮仗。那天凌晨大雾弥漫,高士一带着两个团摸到鬼子鼻子底下。机枪手老李还记得旅长猫着腰过来检查弹药,突然低声问:“见过地主怎么收租吗?”不等回答又自言自语:“今儿咱们是来收鬼子的‘租子’!”冲锋号响起时,他第一个跃出战壕,驳壳枪甩出的弹壳在晨雾中划出金线。
雁门关外的风沙里,这个曾经的阔少爷和战士们啃着冻硬的窝头。有次炊事班搞到半袋白面,特意给他擀了碗面条。高士一端着碗转了三圈,最后倒进大锅和棒子面搅在一起。他抹着嘴边的面糊说:“等打跑了小日本,我请大伙吃真正的炸酱面!”后来这成了独立旅最流行的战前动员。
1940年百团大战时,高士一率部穿插到正太铁路西段。战士小张永远记得那个月夜:旅长拄着根枣木棍,深一脚浅一脚走在队伍最前头。突然他停下脚步,指着远处闪烁的灯光:“瞧见没?那亮灯的地方,早晚得换成咱们的煤油灯!”三个月后,当他们押着俘虏经过那片废墟时,果然看见百姓挂起了红灯笼。
当独立旅调防延安时,毛主席握着高士一的手说:“你可是给咱们的抗日大学添了活教材。”这个评价传到当年质疑他的老红军耳中,有人挠着头讪笑:“还是老总有眼光…”话音未落,背后传来熟悉的河北口音:“嘀咕啥呢?有这功夫不如帮老乡挑两担水!”众人回头,只见高士一扛着扁担站在窑洞前,补丁摞补丁的军装上,领口的红领章鲜艳得像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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