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倾注了毕沅大量心血，他功不可没，但他也离不开前人肩膀，该书是编撰同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部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学界提供了治学典范。

原文|《续资治通鉴》以事实求史是

作者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朱林兴

图片 |网络

毕沅（1730—1797），字湘衡，一字秋帆，小字潮生，自号灵岩山人，祖籍安徽休宁，乾隆二十五年（1760）为钦点状元，官至巡抚、总督。毕沅善诗文，于经史、文学、金石、地理诸学均有涉猎和成就，其主要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由他积二十余年之功主持编撰的《续资治通鉴》上。该书220卷，约360万字，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共400余年。梁启超赞之曰：“自唐以后，罕能以私人独立著史，而毕沅《续资治通鉴》亦称善本。”张之洞更给予高度评价：“若欲通知历朝大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资治通鉴》。”可以说《续资治通鉴》是一部史学界公认的具有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史学巨著。

“诸生时”就立志编撰《续资治通鉴》

毕沅早年丧父，得益于大家闺秀出身的母亲和祖父的支持，更由于他天生聪慧好学，博览群书，他有志于在学问和仕途上有所作为。司马光《资治通鉴》自问世以来，先后出现了一些续作。然而，这些成果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陷，元陈桱的《通鉴续编》内容过于疏舛，明薛应旂、王宗沐所撰的《宋元资治通鉴》缺辽、金、西夏史。清初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较其他同类著作虽有所改进，但仍有不足。由此，毕沅“诸生时”就立志编撰一部比较理想的《续资治通鉴》。

毕沅因才华和勤奋而深得乾隆皇帝的欣赏和信任，从翰林院编修升至道台、巡抚仅用了七八年时间。在这期间，他积极创造条件，酝酿《续资治通鉴》方案，收集、积累史料和寻觅史学人才。“毕沅爱才尤学，人有一技之长，必赐币聘请，唯恐其不来，来者厚资给之。”如，有一天，当毕沅读到著名诗人黄景仁“一家具在西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的诗句后，就马上派人送银五十两。黄景仁病逝后，毕沅出资抚养其老母，为他整理出版诗集。毕沅为人谦逊，礼贤下士，没有官架子，尊重人才，故文人学者闻名而纷至沓来，很快形成了以章学诚、钱大昕、邵晋涵等为代表的四十多人的专家编修队伍。

乾隆三十七年（1772），因《四库全书》的编纂，以往不易看到的书籍得以流传，如所记宋元事颇多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著作，丰富了《续资治通鉴》编撰所需史料。就这样，万事俱备，《续资治通鉴》于是年正式开始编撰。前后经历20余年，四易其稿，终成正果。

主要特点

《续资治通鉴》在史学思想、史料选用、纪年、记事体例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之前同类著作，出色地接续了《资治通鉴》。主要表现在：

第一，不辨夷夏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因受封建正统夷夏之防观念的束缚，《续资治通鉴》之前的同类著作详两宋而略辽、金、西夏。而《续资治通鉴》不仅将辽、金年号与宋并载，在史事记载方面，也将其与宋一视同仁，以事实求史是。元朝历时不足百年，占全书记事总时间的24%，篇幅38卷，占总卷数的18%，可见元史分量之重，体现了撰者摒弃了狭隘的民族观。之前的同类著作出于为封建王朝提供历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偏重政事而轻文事。《续资治通鉴》虽仍以记政事为主，但也记载了必要的经文外事，从农田、水利到漕运、赈灾、边事等与民生休戚相关事项。反映了作者经世致用的治学观点。

第二，取材丰富，重正史，涉野史，还充分利用碑刻、舆地等史料，大大拓宽了史料范围。《续资治通鉴》以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从宋、辽、金史，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一百多种书中取材。据有学者对其引书作过粗略统计，仅《考异》就引资料达三百余种。宋元鼎革之际，《续资治通鉴》除依赖正史《辽史》《金史》《元史》外，还参阅了《经世大典》《山居新语》《释要》《蒙古源流》等书籍，可谓宋时少数民族史料之汇总，为研究少数民族史提供了方便。碑铭、石刻也是《续资治通鉴》的重要资料来源。据《考异》统计，利用碑铭、石刻进行史事考辨的有41处之多。

第三，重继承求创新。《续资治通鉴》扬同类著作之长而避其短。在纪年方法上，基本沿用纪年史，同时对“仅一日即亡”的末帝（金承麟在位2小时），不再作为纪年，避免了虚名不实的缺陷。对朝代更替之际纪年，如对宋末元初二王纪年的处理上采取了以元为主线，使史事记载符合主体性原则，同时兼顾了全面性的原则；在记事体例上，一方面沿用以时间为线索的编年体史书表述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当时间本位与事件本位相矛盾时，不拘泥于“以事系日”，而是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灵活运用多种记事体例，包括连载法、附叙法、追补法等，突破了编年体的局限，从而突出了重点，也保证了时间连续性和完整性，扩大了记事容量。

第四，治学严谨，考异详备。《续资治通鉴》对所采用的史料唯实唯据。沿用《资治通鉴》体例，折中诸说异同，阐明取舍原因，又另撰《考异》。仿胡三省分注例，将《考异》散载于正文下，以便检阅。凡有歧义，则附以《考异》，辨其真伪。为定度史事是非，《续资治通鉴》广征博引，为考证某一史事，往往征引多种文献。既有正史，又有别史和笔记。如考证北宋枢密使太原吴廷祚，其名非吴延祚，其官职为中书门下二品，而非中书门下三品，《考异》共引用了曾巩的《隆平集》、脱脱的《宋史》、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媿郯录（作者佚名）》等五种史料。通过认真比较辨析，最后以《千字文石刻》，即释梦瑛的《篆书千字文》所记为准，该碑的正文及碑阴序文都有吴廷祚落款。客观而有说服力。

启迪

《续资治通鉴》倾注了毕沅大量心血，他功不可没，但他也离不开前人肩膀，该书是编撰同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部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学界提供了治学典范。

第一，坚持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人生有几个二十年，而毕沅等用二十余年时间编撰一书，足见其意坚志决、功夫之深。唯不计年月，不较名利，不叫苦累，虚心好学，才有增益；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才会成功。

第二，充分发挥专家团队作用。在《续资治通鉴》编撰过程中，毕沅担负组织领导，对修书的体例、内容、材料选用、方法等重大问题均由他和专家们反复商讨，最后由他拍板定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主导性作用；根据各专家特长，合理分工，先经邵晋涵、严长明、孙星衍、洪亮吉等佐毕分筹成书，阅数年，最后由钱大昕覆勘增补考异。邵晋涵、孙星衍、洪亮吉等均系当时史学名家，《续资治通鉴》由他们参与主持，确保了史料的编辑与剪裁质量。由考据大家钱大昕负责最后的校勘考异，使《续资治通鉴》所记史实信而有据，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毕沅在世时，其诸多重要著作，如《传经表》《通经表》等也是在其幕宾的襄助下完成的。他逝世后未完成的《史籍考》也是由好友章学诚等续补完成的。可见，毕沅与幕宾、门生、友人之间关系深厚。这种不分地位高低、主次，隔空接续如同一人的治学精神，值得今人借鉴。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3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社会科学报》2025年征订

点击下方图片网上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