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小小的钱币，有时也能掀起意想不到的波澜。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曾经深度卷入中国沿海经济的钱币：宽永通宝。

此钱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存量巨大。它的故事，是一场跨越海洋的经济“暗战”。

日本武士老照片

公元1626年（日本宽永三年，中国明朝天启六年）。在日本列岛，后水尾天皇在位期间，一种名为“宽永通宝”的铜钱开始铸造。这枚钱币的名字，取自当时日本的年号“宽永”。

这枚看似普通的铜钱，生命力竟如此顽强。它从江户幕府初期（德川家光时代）开始大规模铸造，历经日本十代天皇，一直到1867年明治维新前夕才被废止，流通时间长达240余年！

它成为日本历史上铸造量最大、流通时间最长、版别最繁杂的钱币。光背面纹饰就花样百出，玩家们常说的“古宽永”、“二水永”、“水波永”等名目，指的就是不同时期、不同钱炉的特征。

宽永通宝背水纹母钱 保利2021拍卖：1725元

宽永通宝为何能远渡重洋，大量流入中国？这背后是当时汹涌澎湃的中日贸易浪潮。

据《货币文化交流史话》记载，明末清初，大名鼎鼎的郑成功家族扮演了关键角色。郑成功本人（母亲是日本人田川氏）在东南沿海拥有强大势力，与日本关系特殊。他及其子郑经，以台湾为基地，大力开展对日贸易。

史载，从1650年到1661年，中国赴日商船多达607艘，其中大部分是郑氏船队。他们用台湾的糖、鹿皮等特产，大量换取日本的铜、军械等物资。贸易额巨大，平均每年郑经就派50艘船前往日本长崎。

收复台湾的郑成功

正是在这种繁盛的贸易往来中，作为日本主要流通货币的宽永通宝，也随着商船，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而清朝初年正面临着一个棘手问题：严重缺铜！连铸造官方铜钱（制钱）的基本原料都捉襟见肘。官方铸币量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宽永通宝的流入，起初似乎解了清廷的燃眉之急。由于贸易频繁，包括江淮一带的米市、盐场等商业重地，逐渐习惯了使用这种制作精良、供应相对稳定的日本铜钱。

宽永通宝背卜母钱 嘉德2007拍卖：3584元

清政府面对“铜荒”和市场上宽永通宝已广泛流通的现实，到了乾隆朝初期，则采取了默许甚至变相承认其合法性的态度，试图以此填补官方货币的缺口。

然而，隐患就此埋下。

宽永通宝流通范围越来越广，数量越来越多。渐渐地，在沿海某些地区，老百姓日常交易认“宽永通宝”更甚于认官方的“乾隆通宝”！这枚刻着日本年号的异国钱币，竟然在局部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更令人警惕的是，其影响力甚至超出了经济领域。史料记载，一些江南地区的文人，在书写文章落款时，竟误用了“宽永三年”这样的日本纪年！这枚钱币携带的文化符号，悄然渗入。

存量巨大的传世钱

日本方面，部分势力显然看到了“商机”。他们不仅正常输出宽永通宝，更有人怀揣着通过控制中国沿海货币供应，来牟取暴利甚至施加经济影响的意图。

更恶劣的是，眼见宽永通宝在中国流行，一些日本奸商开始大量私铸成色不足、重量偷工的劣质宽永通宝，专门倾销到中国市场。

私铸劣币迅速侵蚀市场。劣币驱逐良币，导致物价混乱，交易失信。严重到什么程度？连清政府的税收都因此大幅缩水，国家财政面临严峻危机！市场上真假宽永通宝混杂，良莠不齐，沿海部分地区正常的商业秩序几近崩溃。

晚清照片：福建海滩清兵处决日本浪人

警钟终于被重重敲响！当时的两广总督、江苏巡抚等封疆大吏，纷纷紧急上奏乾隆皇帝，痛陈宽永通宝泛滥及私铸之害对国家经济根基的动摇。

乾隆皇帝闻奏，震怒且警觉。他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刻展现出帝王的雷霆手段：明令全国，即刻停止使用宽永通宝（无论新旧、公私）。

随后严令各地官员，大力查禁、收缴流通中的宽永通宝，对参与私铸、走私的国内外不法商人，予以严惩。这个决策果断而彻底，地方官员执行力也空前高效。

道光之后流入中国的“天保通宝”

此后囤积居奇者、私铸牟利者纷纷偃旗息鼓。流入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宽永通宝，迅速从日常流通领域消失了踪迹。有相当一部分被埋藏于东南沿海的地下，或在藏家的钱匣中收藏。

清道光年间，日本灾害频发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为维护封建统治江户幕府又推出“天保通宝”大钱，后来也大量流入中国。然而和中国咸丰钱命运一样，虚值大钱的泛滥终究引来了通货膨胀。

自古以来日本便觊觎中国的领土和财富，明治维新后，便把狼子野心彻底暴露出来，已经不满足小规模经济掠夺了。后面的历史那就是中国人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名版“二水永” 背上星 好品市场价过千

宽永通宝拥有的人很多，但会玩的人却极少，一方面是多数玩家不喜欢，另一方面是存量实在太大了。普通品种远不如宋丝丝好玩，名版也就记得个早期古宽永的“二水永” （既永字写法是二、水）。

名版、母钱的好品市场价也就小千左右，没什么热度。包括“天保通宝”也是如此，别看钱币大，普通当百也就几十元，母钱小几千。

它们的存在，提醒我们国家间交往中永恒的主题：利益交织，博弈常在，唯有自强方能立于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