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他一生都不爱讲话。

可有一天，他写下一个方程，全世界都在说话。

——《壹》——

一句话不说，也能改变世界

他的沉默，不是害羞，是反抗，保罗·狄拉克小时候住在布里斯托尔，家很普通，父亲很不普通，他父亲强迫全家在家里只能讲法语。

不讲，就不吃饭，狄拉克不懂法语。

他吃了很多天冷饭，他也学了法语，但从来不主动开口，他决定用沉默活下去，这是他学到的第一个规则：话说错了，不如不说。

在学校，他也是最安静的那个。

他的成绩不错，不拔尖，也不差，但他的作业本让老师害怕，全是密密麻麻的推导，没有一句废话，就像军用电报。

长大后，他听从父亲的意愿，去布里斯托尔理工学院学电信工程。

他不喜欢那堆电线，更不喜欢工厂里来回跑线的日子，实习时，他搞错了一组接线，厂房一角冒出火花，他被直接辞退。

没有争论，也没有解释，他什么也没说。

战争快要爆发了，英国各大学招收理工科学生，一部分是为了应急培训，狄拉克考上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数学系。

他选的导师是拉尔夫·福勒，一个研究原子理论的物理学家。

福勒一眼就发现这个学生不正常，他的演算速度极快，不抬头，也不讲话，有一次福勒让他解一个问题，半小时后他交了一页纸。

福勒说他答错了，狄拉克没有争辩，只是又交了一页纸。

这次是推导的全过程，从那之后，狄拉克成了福勒的重点培养对象，他不问问题，但从不犯错，他做研究从不参考已有文献。

他说，“既然别人写出来了，我就不用再看。”

他不是学术圈的人，他不属于任何群体，也不参加任何讨论，他只是计算，静静地，像掘墓人一样计算。

——《贰》——

写下一串符号，全世界都不得不服

1927年，狄拉克已经成为剑桥的一名讲师，他的工作是每天早上写几页方程，然后把昨天的内容擦掉，他从来不复印，也不留草稿。

他的脑子，就是最好的硬盘。

那年秋天，他在思考一个问题：“电子为什么会旋转？”旋转不是个小问题，量子力学刚刚建立，薛定谔、玻尔、海森堡都在争吵。

但他们都没有搞清楚一个事实：电子的自旋从哪来？

这不是机械旋转，没人看得见，没人测得出，狄拉克不要图像，他要方程，他开始写一个方程，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要能描述电子在高速下的运动，第二，必须遵循量子力学的规则。

这意味着，他要把薛定谔方程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合起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是概率波函数，另一个是时空坐标，它们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

他干了一件没人敢干的事：让波函数变成四维的对象。

四维波函数，就像电子有四个脸谱，每个面，都能描述一种状态，而这四个状态，用矩阵形式写下来，变成一个可以旋转的结构。

他引入了伽马矩阵，这是个从未出现过的数学怪物。

经过几个月的推导，他写出了这行方程：（iγ^μ ∂_μ − m）ψ = 0，这行式子后来被称为“狄拉克方程”，但当时，没人明白。

狄拉克自己也一时没意识到这东西有多可怕。

他只是说了一句：“它很漂亮。”几个月后，他回头看这个方程，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方程的解，有负能量态。

什么意思？按经典理论，电子的能量应该是正的。

但这个方程允许电子存在一种状态：能量是负的，这是个灾难，因为如果真的存在负能态，电子就可以一路跳下去，掉进一个无底洞。

为了自圆其说，狄拉克想出了一个解释：负能态其实是都被填满的。

只有当某个负能电子被拿走了，一个“空洞”才会显现，这个空洞就像是带正电的粒子，他把这个东西称为：正电子，没人信。

一个从来没有人见过的粒子，一个从数学里冒出来的鬼影。

可是到了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卡尔·安德森在云雾室中观察到了奇怪的轨迹：一条粒子轨道在穿越磁场后向反方向弯曲，而且质量和电子相同。

那一刻，全世界安静了。

狄拉克成了诺贝尔奖得主，那天，他发表获奖感言，全场静立，他站上讲台，说了一句话：“我更希望没有得这个奖。”

——《叁》——

比真理更重要的是“对称”

在科学史上，“真理”一直被视为最终的目标，揭示自然的本质、解答宇宙的谜团，在物理学的深处，有一种更为神秘而优雅的法则，往往先于真理出现，那就是对称性。

对称并不只是美学上的均衡与和谐，它是自然界的基本结构语言。

从牛顿的运动定律，到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再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几乎每一项重大理论的核心，都隐藏着某种对称性。

但真正将对称推上核心地位的，是20世纪初的一位德国数学家，艾米·诺特。

她提出的“诺特定理”揭示了物理世界中最深刻的联系之一：每一种守恒定律，皆源于一种对称性，时间的对称 → 能量守恒。

空间的对称 → 动量守恒， 方向的对称 → 角动量守恒。

对称性的力量，甚至超越了实验的精度，许多理论物理学家相信，一个理论若不具备美妙的对称结构，即使它吻合当前的实验，也不值得被接受。

正如杨振宁所言：“在现代物理中，对称性已成为比经验更深刻的指引。”

在他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宇称不守恒之前，整个物理界都以为宇宙是完全对称的，他们的突破性工作，颠覆了这种信仰，但也促使人们寻找新的、更高层次的对称。

于是，标准模型、超对称、大统一理论、甚至弦论。

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对称性的宏伟构造，对称，不再只是数学的语言，而是宇宙自身的宣言，它是美，也是规律。

它引导着物理学家，在真理尚未显现时，沿着最优雅的路径前行。

——《肆》——

他的方程，埋在了教堂

在英国剑桥郡的小镇剑桥，有一座看似普通但意义非凡的教堂：剑桥圣三一教堂，在其地板的一块墓碑上，刻着一组简洁却深刻的方程。

那是宇宙结构的根基之一，爱因斯坦场方程的一种变形形式。

这里埋葬的，并不是爱因斯坦，而是一个几乎改变了整个20世纪物理进程的天才，保罗·狄拉克，狄拉克是个极度内向、寡言、被称为“沉默的天才”的人。

但他的思想却无限深远。

他尝试将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结合，在1928年写下了被誉为“最美方程之一”的狄拉克方程，这成功预测了电子的行为，更意外地预言了“反物质”的存在，正电子的发现。

对称性在他心中是神圣的。

正是对数学美感的坚信，让他走在了实验尚未揭示之前的前沿，他曾说：“物理学的法则应具有数学的美感，不美的理论，是错误的。”

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狄拉克海”的概念，以及关于磁单极子的理论。

这些想法虽然在他生前未被完全证实，却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粒子物理与宇宙学研究，1990年，狄拉克的遗愿被尊重。

他的骨灰被葬在了剑桥圣三一教堂。

他相信宇宙的终极答案，刻在方程里，人终将归于尘土，而方程，将与星辰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