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上有很多本不出名的人物，因为把握住一个重要历史瞬间而名垂青史，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东京审判上的梅汝璈、刺杀白川义则的尹奉吉……当然，还有一个名叫徐永昌的人。

如果不是举世瞩目的“密苏里”号受降式，以及受降签字本上的“徐永昌”3个字，恐怕许多国人至今都不会知道这个人是谁。

毕竟，在当时的国军阵营里，徐永昌实在是太过普通，影响力也是微乎其微。不过，也正是这样一位处处与人为善、品行端正的国军将领，却与抗战时期曾指挥三次长沙会战的另一位国军战将薛岳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

以至于在收到对方关于“长沙大捷”的战报后，曾直言不讳的指出其“谎报战功，无耻至极”的行为。

一个是晋绥军出身、罕见受到老蒋重用的军令部长，一个是国军在正面战场上风头正盛的战区司令，一向行事谨慎的徐永昌为何独对薛岳“火力全开”？

徐永昌是1887年生人，与老蒋同庚，比薛岳足足年长9岁。早年发迹于晋绥军中的他，先后担任过晋绥军第三军军长、绥远省主席、河北省主席等职，资历和威望仅次于阎锡山，是晋绥军中的“二号人物”。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兵败下野，徐永昌也随之进入老蒋视线当中。由于他本人战略眼光较高，且在平衡处理华北和西北各地方派系关系上很有一套，不久后便得到老蒋的重用，并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徐永昌被任命为军令部长，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逐渐进入老蒋的决策中枢。

尽管这只是一个负责军事命令发布传达和战区战备、兵源、装备、战报视察的部门，并无多少实权，但对出身旁系且与老蒋并无历史渊源的徐永昌来说，已经是一次罕见的重用了。

也正是基于这一职务的特殊性，徐永昌得以在抗战期间往来穿梭于各大战区，进行兵源和战备情况视察，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对各战区提供的战报数据进行核准确认。

无独有偶，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又处在频繁指挥部队对日作战的前沿，与徐永昌之间的交涉频次自然也不在少数。

只是，徐永昌却对这位盛名之下的国军战将并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反感……

究其原因，薛岳在国军中能征善战不假，但战后好大喜功的特点同样很明显，而这一点，又恰是素来严谨细致的徐永昌所难以接受的。

在徐永昌看来，薛岳的“好大喜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战后过度宣传。首次长沙会战后，第九战区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这本无可厚非，偏偏作为薛岳参谋长的吴逸志兴致勃勃的创作出一个名曰《新战长沙》的曲目，以京剧的方式来演绎第一次长沙会战。

戏台上的白衣旦角，身穿“薛”字大纛出场，身后跟着数个打着“精忠报国”旗子的小跟班。在旦角身后，一个如三国诸葛亮般羽扇纶巾、运筹帷幄的人物紧随出场。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完全是为薛岳和吴逸志二人首次长沙会战的“光辉事迹”公开唱赞歌。而事实上，这场被日军战史命名为“赣北战役”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以日军后勤补给不足而主动撤退、国军伤亡5.9万余人而收场。就实际战果而言，很难称得上是一次大胜。

因此，当听闻薛岳等人在湖南进行战后宣传时，军政部长何应钦不禁暗暗苦笑，毕竟国军中这种情况他也算司空见惯了。但另一边，对待战报一丝不苟的徐永昌却对薛岳的印象渐渐趋于负面。

其二是战绩明显注水。在徐永昌看来，薛岳指挥的三次长沙会战固然歼灭日军不在少数，但同对方在战报中罗列的数据相比还是显得有些夸张。用徐永昌的话讲：

有意思的是，薛岳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前后提报的许多数据多次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如前期面对记者采访时给出“歼敌3万有余， 伤亡5到6万人”，而报到徐永昌这边的数据是“歼敌3万余人且俘虏上千人”。

诚然，在面对媒体公众时，出于提振民心士气的需要适当扩大宣传是无可厚非的，但薛岳前后歼敌3万余人的战果与实际日军6000余人的实际伤亡确实相去甚远，也难怪徐永昌会愤懑不平。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当徐永昌看到薛岳夸大其词的电报后，当即向身边人感慨道：

其实，在当时的国军内部，夸大其词的谎报战功行为并非只有薛岳个例，而是逐渐蔓延成一种普遍存在的风气。粤军名将张发奎就曾在晚年回忆录中提到过这样一段话：

既然是国军中普遍存在的一股风气，徐永昌又为何非要拿薛岳来“开刀”，难道真的是应了“枪打出头鸟”那句老话吗？

归根结底，是二人在国军集团中的地位和对老蒋的不同态度所致。

徐永昌能坐稳军令部长的位子，与他长期以来的“拥蒋”态度密不可分。早在中原大战前期，他就曾劝谏阎锡山断绝与冯玉祥、李宗仁的合作以静观其变。及至失败后，徐永昌又主动加入老蒋阵营并为安抚和拉拢晋绥军、西北军归于对方麾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即便是内战爆发后因病引退，徐永昌也依旧充当老蒋联络阎锡山和傅作义的桥梁纽带，可见其在老蒋心目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当时的一众黄埔嫡系。

相比之下，薛岳和老蒋若即若离的态度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在上任九战区司令长官后，薛岳多次伸手向老蒋要人要权，虽说是着眼于当时的抗日大局，但也不乏他同白崇禧等人一样，为日后“倒蒋”提前积累一定的基础。

这一点，从抗战爆发后薛岳一方面主动修复与桂系李、白二人的关系并积极联系粤军旧部结成同盟、另一方面秘密联络欧美盟军，试图以“战功”递交投名状的做法，似乎又能窥知端倪。

再加上薛岳频频在战报上进行“数据造假”的操作，在徐永昌眼中都无一例外的印证了对方膨胀上位的野心。

看透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徐永昌对薛岳谎报战功“无耻至极”的评价了，既有心中的愤懑，同时又带有一丝的不屑……

当然，老蒋这边也不傻，薛岳的阳奉阴违、貌合神离早已让他心生戒备。因此，解放战争爆发后不久，老蒋便借华东战事失利而彻底将薛岳打入“冷宫”，自此再未获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