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31日，东北野战军打破惯例，以三个独立师在辽阳合编为第五纵队，首次使用了这个含义特殊的番号！五纵初建兵力36000余人，司令员万毅作为东北军出身的一名起义将领，能够执掌“林罗刘”麾下的野战纵队，是不是很受重用？万毅其实特委屈，因为三年前已任纵队司令员！

（万毅将军）

东北我军初期的建制和番号，杂乱得令人头疼，山东来的八路军各师、延安来的教导旅警备旅359旅，苏北来的新四军第3师各旅，还有晋察冀军区出关部队，迅速扩军后成立的新建旅、保安旅等等。

还不包括先后成立的纵队、支队等建制，比如万毅率领的山东军区挺进纵队，曾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七纵队”，南满军区也编成了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各纵兵力和编制严重不统一，给东总的作战指挥和管理，带来较大困难。

1946年春夏之交，东北民主联军的大整编终于提上日程，北满主力正式组建了一纵、二纵和六纵，南满主力重新整合为三纵、四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首批野战纵队，及未来东北野战军五大老牌纵队，遂有“东北五虎”之美誉！

（韩先楚在东北）

自然是四野的38军、39军、40军、41军和43军，至于“东北五虎”的首任司令员，经过东北局和“东总”认真考虑后任命为：一纵司令员万毅、二纵司令员刘震、三纵司令员程世才、四纵司令员吴克华、六纵司令员陈光。

一般来说，除非有重大责任问题或者指挥严重失误，是不会轻易更换高级军事主官的，比如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司令员的名单，变化相对很少，像著名的“叶王陶”三位名将，长期担任主力纵队的司令员。

奇怪的是，“东北五虎”的军事主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变动却非常频繁！五个纵队司令员更换的累计次数，竟然多达14任！平均每个纵队差不多换过三人，这难道不会影响部队的指挥和作战吗？

一、只有刘震稳坐司令员位置

第一纵队：北满绝对主力，首任司令员万毅任职时间却不到一年，1947年5月，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代理司令员李天佑，突然调任一纵司令员，而万毅则转任纵队政委，总算没有离开前线。

实际上，李天佑1945年底已经从延安赶到了东北，不过一纵的老底子，都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主力，而起义将领万毅，之前长时间担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以及山东军区东北挺进纵队的司令员。

也就是说，尽管李天佑曾是八路军115师的主力团长、343旅代理旅长，但早在1938年5月，就因病离开战场，从山西前线返回延安，再以后又派往苏联学习，并没有随115师主力挺进山东。

因此抗战胜利以后，李天佑对山东军区的部队已经不太熟悉，如贸然任命为一纵司令员，毕竟是不合适的，总得有一段时间的缓冲期，而李天佑到职后亦倍受信任，因此成为第38军的首任军长。

第一纵队有两任司令员：万毅、李天佑。

（李天佑司令员）

第二纵队：北满主力，自成立之日起，长期由红25军出身的名将刘震担任司令员，自然成为第39军的首任军长，也是“东北五虎”当中，唯一没有更换过军事主官的纵队，足见这位开国上将的能力。

第二纵队只有一任司令员：刘震。

第三纵队：南满主力整合组建，首任司令员程世才，1946年秋转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安东军区司令员，政委罗舜初暂时兼司令员；是年底，副司令员曾克林晋升司令员，但是任职时间也不长。

1947年9月，原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正式调升三纵司令员，自此这位同样出身红25军的名将，长期执掌该部，期间带领三纵打出了“旋风纵队”的名号，也因此成为第40军的首任军长。

第三纵队有四任司令员：程世才、罗舜初、曾克林、韩先楚。

（程世才司令员）

第四纵队：南满主力整合组建，首任司令员吴克华，1946年冬调升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副司令员胡奇才接任职务，不过1947年夏季攻势结束后，吴克华重新担任四纵司令员，胡奇才仍任副职，吴克华由此成为第41军的首任军长。

第四纵队有三任司令员：吴克华、胡奇才、吴克华。

第六纵队：北满主力，首任司令员是曾担任115师代师长的陈光，1947年初，改由洪学智担任司令员，期间洪司令员又接替陈伯钧，调往“上干队”担任队长，之前被解职的八纵司令员黄永胜执掌六纵。

辽沈战役胜利后，原八纵司令员段苏权调往军区工作，黄永胜重回老部队八纵任职，而洪学智也重新回到六纵担任司令员，因此成为第43军的首任军长。

第六纵队有四任司令员：陈光、洪学智、黄永胜、洪学智。

（曾克林司令员）

二、打好仗打胜仗才是首要指标

拢一拢很清晰，“东北五虎”在统一更改番号为军级建制之前，居然出现过14任司令员！如此之高的换将频率，恐怕在几大野战军中，也是高居榜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呢？

其中有一个最关键性时间节点，也就是1946年6月，在此之前，东北没有实现“一元化”领导，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司令并非“东北局书记”，对于部队整编和军政主官的任命，自然没有最后的决定权。

从纵队司令更换的时间来看，主要集中在1946年底到次年初，“101”大权在握后，开始在实战中考察麾下众将，执行命令不到位或者战场表现不佳的纵队司令，肯定会调到各级军区任职，而不再担任野战部队的主官。

（吴克华司令员）

比如三纵司令员程世才，在著名的四平保卫战中，奉命北上参战，程司令亲率两个旅连夜乘火车，赶到了四平右翼的哈福车站构筑防御阵地，岂料5月15日，“101”直接电令三纵主力，前出到昌图开原一线，截击从本溪转兵而来的新六军。

结果在威远堡的遭遇战中，装备较差的三纵对付全美械的新六军，明显不适应，接战失利不得不向北撤退，而新六军顺势转入追击，以摩托化行军速度连续攻占哈福和叶赫，随后直扑四平塔子山，最终导致四平保卫战失利。

廖耀湘后来回忆说：“威远堡之战，不仅给我个人带来了嚣张狂妄的气焰，也给整个新六军的所属各部队，带来旺盛的士气，对新六军而言，可以说威远堡之战斗，开启了顺利进犯四平与长春的端绪”。

（陈光司令员）

仗没打好，还让敌人如此骄狂，“101”自然不满意，再加上其后四保临江时期，南满主力一度非常被动，如此程世被调离野战一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继任司令员曾克林，在担任南满前线总指挥期间，表现也不尽如人意，终被韩先楚所取代。

六纵首任司令员陈光，在“二下江南”的作战中，因对突发的大降温缺乏准备，造成纵队3000多指战员冻伤，“东总”当然要追究责任，再加上陈光之前与“101”有过龃龉，被换掉并不意外。

继任司令员洪学智，以优势兵力围攻德惠不克，也调任东北军政大学“上级干部队”的队长，级别虽然很高，却离开了作战一线。这一时期，打好仗打胜仗，确实是“东总“衡量将领们，是否胜任纵队司令员的首要指标。

还有第二个原因，罗政委期间前往苏联治病，直到1947年5月才回到哈尔滨，“101”身边没有这位性格宽厚的搭档，有些事自然缺乏转圜的余地，实际上，过于频繁地更换纵队指挥员也不妥，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

（洪学智司令员）

三、当年的老部下仍然更受青睐

第三个原因，是东北我军有着独特的优势，抗战胜利后，延安从各大军区以及抗大等单位，调集了20000多干部“闯关东”，因此干部储备非常充足，其中不乏高级将领，那么“东总”在干部调配中，选择性确实较大。

这些将领在四大军区和新四军部队中，都担任过旅长或者分区司令员以上军事主官，具备独当一面的军政能力，理论上说，在我军开始组建野战纵队以后，其中有条件出任司令员者，大有人在。

如此“东北五虎“作为首批主力，军事主官的竞争当然激烈，这种情况直到第二批、第三批纵队组建以后，出现了更多的司令员岗位，加之战争形势好转，情况才有所改变，后建纵队司令员更换的确实不多。

（刘震司令员）

在军事形势紧张的阶段，除了打好仗这个硬件外，认真解读纵队司令员的调整名单，尽量使用比较熟悉的将领，则是第四个原因！其实这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注意到，当时各大军区和野战军的司令员，都出自中央苏区。

在交通遭敌隔绝，通讯全靠无线电的情况下，将帅之间互相熟悉脾气和特点，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上级掌握下级的作战风格，下级通透理解上级的意图，在这一点上，到辽沈战前体现得非常直观：

一纵司令员李天佑，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团长；二纵司令员刘震，115师344旅688团政委；三纵司令员韩先楚，115师344旅688团副团长；；六纵司令员黄永胜，115师独立团副团长，自然都是师长的老部下。

（黄司令员）

而两次担任四纵司令员的吴克华，虽然没有在115师初建时任职，仍然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在抗大学习期间，还是林校长熟悉的学员，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还是属于115师系统。

本来吴克华已经调升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然而1947年夏季攻势后，又被调回四纵担任主官，已经担任司令员一年时间的胡奇才，只能重新降任副司令员，对此开国中将胡奇才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去哈尔滨途经通化时，见到了陈云同志，他问我对干部调动有什么意见，我问他我犯了什么错误没有，陈云同志说没有，吴克华调军区之前是四纵司令，这次他回四纵，司令员多了，只好这么安排“。

（胡奇才司令员）

胡奇才表示“要是正常调动我服从“，不过还是写道：“但内心还是有点想不通，为什么打了胜仗还降级使用”？解释一下，陈云同志所说的“司令员多了”，是指萧劲光到任辽东军区后，领导班子成员多了。

个人看法，红四方面军师政委出身的胡奇才，资历级别是足够的，曾任129师385旅770团副团长，跟韩先楚、黄永胜的职级相近，1947年夏季攻势四纵也打得不错，被调整的原因，一是身体确实不好，二就是东总首长的不太熟悉。

不难发现，在四野的12位首任军长中，共有李天佑、刘震、韩先楚、吴克华、邓华、黄永胜、梁兴初、贺晋年、钟伟9位名将，出自红一方面军或八路军115师，占比达到了75%，或可管中窥豹吧！

（罗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