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合组织预计 2025-26 年经济增速均2.9%，对市场将有哪些影响？|经合组织

经济体年度增长率是三种核算方法的结果，是市场中各过程变量因素综合作用的最终结果。

理论上来说，结果变量是不能影响当期过程变量，比如投资、消费、进出口，或者是税收、劳动报酬，或者是教育投入、科技投入等中长期因素。除非，经济体年度增长率是政府执行成效的一个重要考评指标。

关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目标，全球大概是分为两个类型：

约束性目标：多见于计划经济转型国家（如中国、越南），经过相关机构审议通过。

预测性目标：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如美日德），作为政策制定参考而非考核依据。

对于约束性目标-以中国为例：

中国各级政府均会制定五年发展规划和年度经济发展目标，目标管理体系包括GDP、财政收入、投资、就业等。这种政府发布在某个时间内的经济发展目标，并配置相应资源的行为就是经济增长目标管理。

央地间在增长目标制定上的互动，发现中央经济增长目标增加1%，各省经济增长目标随之调整1.35%。地方政府保增长压力越大，越依赖投资刺激和物质资本积累来实现既定增长目标，这会对企业人力资本和技术产生“挤出效应”。

2003—2022年30个省份，600个省级GDP增长目标观测值中，仅有22个观测值的GDP增长目标低于中央经济增长目标，占比仅3.6%。

出现低于中央经济目标的时间点是，2015年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淡化GDP增长率单一目标对政府执行成效的决定性影响。

对于预测性目标-以美国为例：

美国、德国等国家GDP增长率不影响政府执政成效考核，但是会影响来年税收收入的估计，进而会影响到政府编制来年财政预算安排。

以上利益关系导致，政府对GDP 预测存在政治动机，宏观经济预测失误、政策调整和技术方法是导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和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在1980 年代税收预测误差的三大主因。同样的，政府关于GDP 预测的乐观或悲观态度可以有效解释为什么税收总收入预测误差的同向变化。

在德国，对宏观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偏差可以解释69%的税收收入预测误差，而对所得税和营业税收入预测误差的解释力高达90%以上。

经合组织为何再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只要尝试过基于时间序列分析、或者多因子分析模型进行过预测，就会理解其中的门道。

误差的原因是：如果预期当期的GDP增长率，那么就需要拍脑袋定下一个变量：当期投资增长率的数值，这个数字本身就是变化量，也是影响预测结果的最大变数。关于常数项a的数值确定，一般情况下，多因子分析里面，常数项都是不稳定的数值，变化较大，模型的拟合优度如果达不到99.99%的程度，那么无论是如何使用最新数据，都不能保证预测结果的精准性的。

YULI宏观财经：时间序列分析之ECM模型及stata操作

GDPNow模型通过实时抓取并分析75项以上关键经济指标（包括消费、投资、贸易及政府支出等分项），构建动态计量经济学模型。

其数据处理逻辑分为三阶段：

一是数据预处理，对月度/季度发布的原始数据（如零售销售、工业产出、贸易逆差等）进行季节性调整与标准化处理；(这里是最常见的去纲量）

二是分项预测合成，基于贝叶斯向量自回归（BVAR）等方法估算各GDP构成部分的增长率；

三是动态权重调整，根据数据发布时间序列差异，赋予新发布指标更高权重以降低预测偏差。若某月非农就业数据显著超预期，模型将同步上调消费支出分项预测值，并在后续数据更新中持续修正整体预测区间。

简化成2个变量，GDP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来分析，一般时间序列数据预测模型分析如下，都会包含滞后项和当前项；

以上公式，常数项a，以及各个变量的系数参数，当期GDP增长率是由上一期的GDP增长率和上一期的投资增长率以及当期的投资增长率确定。

如果预期当期的GDP增长率，那么就需要拍脑袋定下一个变量：当期投资增长率的数值，这个数字本身就是变化量，也是影响预测结果的最大变数。

当然，由于GDP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其他的变量公布的期限、时机不一致，所以在公布出当期投资增长率的时候，可以很快的用现实的投资增长率替代拍脑袋定下的一个变量。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于常数项a的数值确定，一般情况下，多因子分析里面，常数项都是不稳定的数值，变化较大，比方说 100个样本估计的系数是1.247，使用110个样本估计是1.56或0.92，这个精度就差很多很多，会严重影响最终的预测结果。

还有就是各个变量的系数，在样本增加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变化的数值基本上在小数点2位以后的变化，比方说 100个样本估计的系数是0.7235，使用110个样本估计是0.7267或0.7216，这个精度还算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