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是世界最高的高原，也是中国最大的高原。目前，中国主要将青藏高原划分为青海、西藏和川西三部分，另外还有一些边缘地带属于甘肃、新疆、云南。西藏、青海和川西的版图的划定是在清朝雍正年间形成的，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

在历史上，吐蕃人将青藏高原分为三部分，分别是卫藏、康巴和安多三部分，分别是西藏、康区和青海的雏形。直到蒙古人征服青藏高原后，青藏三部才正式纳入到了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内。

明朝时期，蒙古人重返青藏高原，并长期统治者青海北部地区，形成了西海蒙古。1636年后，瓦剌之一的和硕特部远征青海，征服了此地的蒙古各部。1640年，固始汗又出兵攻占了康区白利土司之地。1642年，固始汗出兵西藏，灭帕竹王朝的藏巴汗势力，从此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和硕特汗国。

清朝建立之初，和硕特汗国对清朝称臣纳贡，达赖、喇嘛也接受了清朝的册封。而新兴崛起的准噶尔汗国也誓要争夺这块黄教圣地，于是清朝和准噶尔汗国围绕青藏高原的战争就开始了。

和硕特汗国虽然建立，但内部矛盾重重。固始汗按照蒙古的传统，将和硕特汗国划分为左右两翼，其中卫藏和青海居一翼。蒙古人大部分居住在青海，被称为“青海和硕特”，而和硕特的大汗却居住在拉萨，依靠卫藏的达赖、第巴（类似于丞相，是西藏当地人）进行统治。达赖和第巴只是暂时屈服于拉藏汗，他们暗中积蓄力量，并联络准噶尔汗国，试图将和硕特汗国推翻。

1717年，准噶尔汗国派遣大策凌敦多布带领6000精兵攻入拉萨，拉藏汗被杀死，和硕特汗国灭亡。康熙皇帝认为西藏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不能落入准噶尔之手，于是决定“驱准保藏”，而青海和硕特部的首领罗卜藏丹津则积极联络清朝，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借助清朝之手驱逐准噶尔，恢复和硕特汗国的统治。

1720年，清朝成功击败了准噶尔人，控制了西藏，并实现了对西藏的驻军。但康熙拒绝了罗卜藏丹津复国的要求，只是册封其各部位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等爵，名义上纳入到清朝的管辖范围之内。不仅如此，康熙皇帝还将“整个西藏东南，连同巴塘、理塘、打箭炉及远至西藏中部边地都置于四川总督的统辖之下”，这是康区划入四川省的开端。

1723年，康熙去世，罗卜藏丹津趁机发动叛乱。刚即位的雍正皇帝立即派遣年羹尧、岳钟琪等到青海平叛，很快，罗卜藏丹津之乱就被平定，清朝实现了对青海的驻军。

叛乱虽然平定了，但青海、西藏和内地之间的边界需要划定。雍正帝意识到，青海的和硕特蒙古势力是潜在的威胁，为限制蒙古势力，其“沿边番回必属内地，方是平静西海永远之良策”，也就是主张将青海周边的其他民族地区划给内地管辖，如此和硕特蒙古就无法调集周边民族的兵力了。

雍正帝还认为，应该在行政区划上隔绝藏蒙，防止其串通，“不徒开辟疆土，且消蒙古、藏番蠢动之心”。为此，青海和西藏就必须实行分治。镇守青海的年羹尧在雍正的这一个理念上，初步提出了限制青海蒙古的政策，首先应该将青海和康区分治，“西海地面宽广，便于刍牧；喀木（康区）居民稠密，饶于糗粮，以此两国分隶其子孙。”并提出将“洛龙宗以西卫与藏之地，布施于达赖喇嘛、班禅”，其余地方则划给四川、云南。

为什么以洛隆宗作为西藏和内地的边界线呢？年羹尧认为，洛隆宗以西原本是和硕特汗国送给达赖喇嘛及班禅大师的香火之地，而洛隆宗以西以东之地“皆系西番人等居住、牧养之地”，并非“达赖喇嘛之香火田地”。雍正帝对此深表赞同。

1724年，年羹尧上报“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将青海划界的事情细化了，《西藏通史》认为这“从法理上和实际上确定了川藏、青藏的政区边界”。随后，划定边界的事情正式开始，年羹尧推举四川提督周瑛与云南提督郝玉麟各带500士兵到察木多、巴塘一带勘察界址。不过，由于年羹尧被贬，勘界这一年就被迫终止，而后来的反感也对年羹尧的方案有一些变动。

1725年，川陕总督岳钟琪成为划界的指挥者。十月，四川、云南的官员到达巴塘勘察。郝玉麟、周瑛根据“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中“近川归川，近滇归滇”的原则，提出将洛隆宗以及以东的察木多、擦哇岗、类乌齐、硕般多、乍丫、南称及巴塘、理塘等康区大部划归四川管辖，将中甸及附近的其宗、喇普、奔子栏、阿墩子等地划属云南。

雍正帝没有同意此方案，一个原因是四川的面积画得太大了，都几乎囊括了整个康区，到达了洛隆宗。让四川管辖整个康区，实属鞭长莫及。对此，岳钟琪又提出“原系内地土司所属之中甸、理塘、巴塘，再沿近之得尔格特、瓦舒霍耳地方，俱归内地，择其头目，给与土司官衔，令其管辖；其罗隆宗等部落，请赏给达赖喇嘛管理”。也就是康区的东部重要的战略通道地区划给四川，西部还是划给西藏，此方案相当于是对年羹尧方案的调整。

雍正同意了岳钟琪的建议，于是派遣遣副都统鄂齐、学士班第、扎萨克大喇嘛格勒克绰尔济等人办理“画定内地疆界，给与达赖喇嘛地方晓谕番人之事”。

随后，周瑛等人又统计出了当地各部落的户口、所辖地区的情况，然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雍正皇帝再次派遣钦差大臣鄂齐到西安和岳钟琪商量，确定划界的原则。随后，鄂齐又到达四川和云南，会同周瑛、郝玉麟前往昌都再次勘察，最终以金沙江、澜沧江的中间地带为分界线，比较有代表性的界山是宁静山，此山为两江之分水岭。

雍正划界后的川藏分界线

这个分界线一直沿用到了清末。新中国建立后，也基本沿袭了清朝划定的边界线，只是将边界线从分水岭改为了金沙江。

最终，鄂齐鞋带雍正帝的写给达赖的信件到达了西藏，宣布了对青藏高原划界的决定。诏书中提到，理塘、巴塘、中甸划给内地，并划定了西藏部的管辖区域，“以援例征税”。这份诏书现存于西藏档案馆，原件为藏文。

1726年，岳钟琪又向雍正帝提出建议，以调整四川和云南的管辖范围。岳钟琪认为，巴塘是打箭炉的门户，早已划入四川省范围。但巴塘管辖的奔子栏、其宗、喇普、维西等等地非常靠近云南汛防地带，而且和中甸（香格里拉）的门户阿墩子有道路相同。这些地方归属四川管辖不是很便利，但是归云南管辖就方便多了。如此，就和里塘、打箭炉形成犄角之势，相互照应，更有利于保障入藏道路的安全。

划界后的滇藏边界线

此建议得到了雍正帝的批准。1727年，四川、云南的官员开始汇集勘测边界，最终“以红石崖为分址。凡江外中甸，江内其宗、喇普、阿墩子等地方俱还滇辖。而理塘、巴塘，直至查木道，俱归四川”。这个划界方案被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最后划定的是青海、西藏和四川的边界线。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过程中，清军和藏兵招抚了青藏交汇的一带的七十九族之地，而川军则四川化林副将张成隆则招抚了邦木、达拉、黎树、江卡等长江源头以南的部族，并暂时划给四川管辖。

鄂齐等认为，上诉之地如果划给内地，则太过于遥远，管辖混乱，如果划给青海，则有可能被蒙古人控制了入藏通道，不如划给西藏。雍正皇帝综合各种意见，同意将邦木、达拉、黎树、江卡等靠近巴塘的地区划给西藏，但对玉树等地的划界犹豫不决，雍正认为这里是青海入藏的必经之地，不可轻视。于是要求派遣鄂齐与周瑛“亲临看视”。

七十九族之地

1726年，岳钟琪提出将纳克树、玉树等地“俱归川省内地管辖”，雍正帝认为“此事原所关甚巨，当详细谋出万全而行者”，因而否定了岳钟琪的提议。1728年，雍正帝又设西宁办事大臣。两年后，西宁办事大臣派遣官员会同西藏、四川的官员会同勘界，三方以“近西宁者，归西宁管辖；近西藏者，暂隶西藏”的原则，开始了划界调整。

最终，七十九族之地被分为了两部分，其北部的玉树四十族被划给了青海，但归属西宁办事大臣直辖，并不属于和硕特蒙古任何一旗；南部的三十九族被划给了西藏，但并不作为达赖的香火地，而是驻藏大臣直辖。如此，既实现了因地制宜，又实现了该地区的直接管辖，保障了青藏道路的畅通。

划给四川的部分

不久，清朝又明确了驻藏大臣和西宁办事大臣的管辖范围，青海和西藏的边界线得以最终确立下来。大体上，青海和西藏的边界线是以唐古拉山，这是青藏高原内部的天然疆界。这条分界线至今还在沿用。

划界后的西南地区

通过雍正时期的几次划界，西藏、青海和四川、云南之间的边界线基本被确定了下来，对后世影响深远。清朝的划界有三大优点：一，保障了云南、青海、四川三省入藏通道的安全；二，实现蒙藏分治，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三，尽可能因地制宜，因俗而治，以名山大川作为省界分野线，方便了地方的管理。正因为此，新中国建立后还基本沿用了清朝的省界线，只是细节上做了一些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