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姑娘蒋雨融代表哈佛毕业生演讲，引发了不少争议，随着她的公开回应，又进一步激活了舆论热度。我不想评论蒋姑娘的家庭出身，而是想简单评论一下她背后的哈佛大学在今天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笔者认为，特朗普的刁难固然麻烦，但真正的挑战是以哈佛为代表的现代大学正在失去回应社会议题的能力，其引领社会观念、政策走向的能力急剧式微。

对哈佛大学，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叫作《哈佛琐记》的小书，作者是现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学家黄进兴（笔名吴永慧）。

吴 1977-1983 年在哈佛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其时文科的危机那时候已经十分明显，历史学专业+博士阶段叠加，几乎处在哈佛各专业鄙视链底端，不过文中记录了多位哈佛人文社科的教授，则很让人印象深刻。

譬如寒冬腊月一袭白衣，道骨仙风的哲学系教授、《正义论》作者罗尔斯；比如幽默风趣、古灵精怪的哲人桑塔耶纳，还有《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作者、被誉为社会学领域最后一位大师的“丹尼尔·贝尔”以及从大西洋彼岸前来讲学、做出“枪击”姿势发出挑战的青年才俊安东尼·吉登斯。

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乃至文学，上世纪七八十年的哈佛大师云集，而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大师，在于他们在沉入精深的学术问题的同时，拥有感知社会剧变、回应社会问题的不可替代的能力。

这样的能力，一直到延续到 2000 年左右，诸如迈克尔·桑德尔以《公正》、《幸福》的公开课影响社会，也包括斯蒂芬·平克这样的心理学家积极参与社会讨论，以及《独自打保龄球》、《我们的孩子》等畅销书作者罗伯特·帕特南对美国社会变迁的敏锐洞察；更不用说为了回应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说而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后者上个月刚刚去世，曾长期担任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讲座教授。

有意思的是，约瑟夫·奈最后一篇文章于近期刊发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他警告特朗普政府忽视软实力的做法，将导致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失利。

更巧合的是，蒋雨融就是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并代表毕业生发言。笔者不知道她是否听过约瑟夫·奈的课程或讲座，但她至少应该读过约瑟夫近年的文章，从而感受到这位现实主义理论大家的无奈与无助———面对特朗普上台，学术精英们几乎失去了影响力和回应力。而公共管理专业被设置的最大目的，本身就是为了培养公共部门的领导者，但现在理论与现实的巨大鸿沟，令专业本身充满了尴尬。

值得一提的是，蒋雨融所就读的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培养的第一位中国籍公共管理硕士，是 1946 年是毕业生夏书章，夏书章从 1947 年开始任教于中山大学，并凭借 1978 之后复办行政管理专业，被称为“中国公共管理之父（中国 MPA 之父）”。

1919 年出生的夏老于去年 7 月仙逝，享年 105 岁，他对中国公共管理事业的贡献有很多，其中很大一点在于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本世纪初，中山大学公共管理专业曾经开设过“牛津班”“瑞典班”“芬兰班”等众多学习国外先进政府管理经验的在职官员 MPA 班，培养了大量中青年官员，这与广东官员视野开阔、理念先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不作展开。

上文提到的到哈佛访问的社会学巨匠安东尼·吉登斯，后来成为长期担任英国首相一职的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的精神领袖，他提出的“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虽然未能真正成为现实———现实恰恰是左右对立和激化了。

但不管怎么说，在 2008 年以前，无论中美欧，大学对社会的牵引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大学里有前沿的知识、开放的氛围、广泛的社会关系，大学教授既可以安坐在象牙塔内聚焦学术问题，也可以进入公共领域发表进行公共表达，媒体专栏、公众论坛、政府决策咨询，那是大学教授们的黄金时代。

直到 2008 年之后，事情开始起变化了，一直到 2016 年前后，整个局面开始变得不可扭转，大学开始越来越封闭/固执，老资格教授们退回学术本身，在新型游戏规则的激励下，原本应该锐不可当的青年教师开始热衷于“螺蛳壳里做道场”，做一些既没有学术意义，也没有现实意义，仅存晋升意义的文章。假大空是其主要特色，正确的废话是其基本特征，就像蒋雨融被批评的演讲内容，毫无现实感，缺乏穿透力。

现实中，蒋雨融是个优秀的孩子，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像哈佛培养了大量华尔街的交易员与分析师，清北培养了潮水般的选调生和公务员，从个体角度都是令人羡慕的。毕竟，今天这个时代，以创业环境宽松、优渥著称的“六小龙”之都杭州，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社区工作者（非公务员）都吸引来 1950 人成功报名竞争，遑论更加有前途的岗位。

很多人不清楚在文科式微的当下，为什么法学和中文的竞争反而更激烈了，这是因为这两个专业恰恰是报考公务员选项最多的两个专业。笔者很早将之形容为“通道型专业” 即专业本身的学习是次要的，将专业作为考公的手段则是主要的。

今天，假定公务员考试放弃学历要求，比如高中毕业即可，也不考虑学校是否位列 985/211， 还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去读这个大学或研究生？

大学在今天之所以依然占据重要地位，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依然需要一种可分级的“信号”，一本二本，985常青藤，这些就是明确信号，而一旦用人单位招到的学生开始培养，学历高低、名校与否的影响因子就会越来越弱，你能不能发挥作用、创造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马云、马化腾，他们毕业的院校都不是 985/ 211，但他们比北大清华的互联网创业者显然要更加成功，这是因为互联网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行业，学历除了早期招聘有所价值，之后便再无机会决定一个人的未来，至于创业的价值更是次要。

笔者的一位老朋友曾开玩笑，自己交过三个藤校毕业的女朋友，她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更熟悉英文菜单，而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深度，远远不如一些普通学校的毕业生。

从教授到学生，以哈佛、清北为代表的名牌大学正在与社会愈来愈脱节，并沦为精英阶层镀金、攀比和维持现存秩序的一种手段，与此同时，底层越来越难以通过就读大学改变命运，他们由此产生的困惑、愤懑和声讨，从而有了深层的合理性。

最后，我没有给哈佛建议的能力，也没有同情蒋雨融同学的资格，我唯一想说的是对自己内心的不断重复：不要迷恋学历和学校，也不要太过依赖平台与体制，你必须时常将自己的外在光环卸下，于清零之后审视自己，究竟能创造出多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