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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梁某向昆山市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甲、王乙归还借款15万元并支付利息，并向法院提交手写借条及收据、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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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梁某自称通过朋友赵某介绍认识了王甲、王乙，强调系出于对赵某的信任，才于2023年2月16日向王甲、王乙出借15万元用于生意周转，并通过赵某向两被告催收。

但承办法官经关联案件检索，发现仅仅几个月前，梁某曾起诉赵某追讨11万余元债务，双方后达成调解，两案的审理时间存在一定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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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案外人赵某与案涉借款关系紧密，梁某向法庭提交了其与赵某就案涉款项进行沟通的微信聊天记录。

法官浏览记录时却发现，就在庭审的前一天乃至几小时前，梁某向赵某频繁确认借款细节，庭审后立即向赵某汇报庭审内容。

赵某的角色显然已经远超“中间人”范畴，法庭随即两次传唤赵某到庭接受询问，但赵某均未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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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据面前，梁某不得不承认其并不认识被告王甲、王乙，载有王甲、王乙签名的借条、收据均由赵某提供，出借人信息系事后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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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官深入追问，梁某主动交代代理律师吕某指使其虚假陈述、编造事实，并向法院提交其与吕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显示庭审前吕某曾指使其编造签署地点、虚构“当面签署借条”等虚假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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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梁某在诉讼过程中作虚假陈述，律师吕某利用专业身份指使当事人捏造事实，二人行为严重干扰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妨害司法秩序，依法应予严惩。考虑到二人悔过态度较好，最终，法院决定对梁某处以罚款15000元，对律师吕某处以罚款35000元。梁某、吕某均认错悔过，并主动缴纳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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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作虚假陈述、编造事实，律师比委托人责任更大。

这样的认定是正确的。

或许考虑了以下方面：

一是本案代理律师或许明知此起借贷案件有虚假成分。因为民间借贷案件原告一般会主动配合线下诉讼，并提交借条等证据原件。但本案原告梁某及其代理律师吕某多次拒接法院电话，执意要求线上开庭，与常规借贷案件当事人积极配合态度迥异。

二是梁某对关键事实的陈述漏洞百出：对出借地点的描述前后不一，对借条和收据的形成过程语焉不详，声称当面借款却无法描述借款人外貌特征。此外，手写的借条和收据中“出借人”处字迹与其他内容明显不同。这些是律师代理工作中应当能发现的。

三是法官向梁某释明不诚信诉讼面临的法律后果，要求其签署《当事人诚信诉讼保证书》，但梁某仍对真实情况避而不答。作为律师应当知道法官这样的用意，却自信侥幸过关。

四是因案外人赵某与案涉借款关系紧密，梁某向法庭提交了其与赵某就案涉款项进行沟通的微信聊天记录。法官浏览记录时却发现，就在庭审的前一天乃至几小时前，梁某向赵某频繁确认借款细节，庭审后立即向赵某汇报庭审内容。赵某的角色显然已经远超“中间人”范畴，法庭随即两次传唤赵某到庭接受询问，但赵某均未到庭。法官都能发现，作为律师不应当发现不了这么明显的纰漏。

五是在证据面前，梁某不得不承认其并不认识被告王甲、王乙，载有王甲、王乙签名的借条、收据均由赵某提供，出借人信息系事后补填。后面的事实证明，这些代理律师事实上是早就知情。

六是代理律师吕某指使其虚假陈述、编造事实，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庭审前吕某曾指使当事人编造签署地点、虚构“当面签署借条”等虚假情节。律师吕某利用专业身份指使当事人捏造事实，这无论如何不应该了，这样的做法不只违背职业道德，也有违人的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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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律师，为了赚点律师费，竟然用这样的方式，实在让人想不通。

当事人也没客气，直接告诉法官：是律师让我这么干的。

大家一起合谋干了点坏事，但作为专业责任，过错确实大一些。

做人还是要厚道啊。

2025年6月3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