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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1980年农田包产到户之前，孝感地区黄陂县农村仍处于大集体时代（1983年之后，黄陂县才回到武汉市）。一个村子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劳动力每日都需要出工，月底和年底凭工分领取粮油等生活物资，以维持家庭的基本温饱（不知那时是否有星期天休息的概念，有待向家中老人求证）。

武汉农业以水稻种植为主，对灌溉水源的需求极大。虽然村中多有水塘，但储水量远不能满足农业灌溉所需（那个年代，农村池塘还兼作村民做饭、洗衣、洗漱等日常生活用水来源）。因此，黄陂县大部分村庄需要依赖北面水库每年定时开闸放水。

从上游泡桐水库到下游黄陂祁站镇的村庄，水渠绵延40多公里，流经数百个村庄。每个村子都希望能分得更多的灌溉用水，于是上游村庄偷水截流的情况便时有发生。

由于工作人员有限，此类行为很难被官方及时发现，只能依靠本地村民自己防范，下游村子一旦发现水量变小，明白是上游做了手脚，忍无可忍时便会全村聚集起来，找上游村子“算账”，械斗也就在所难免。

本文记录的是1970年代末发生在黄陂县土庙镇（土庙在2000年以前，还是一个镇，后来才划到祁家湾街道）的两次械斗事件：一次发生在同姓村庄，另一次则发生在异姓村子之间。

黄陂农村的宗族观念与霸凌现象

黄陂乡下保留着“同姓即同宗”的观念。虽然同姓村庄间的联系不如广东那般紧密（如今，黄陂同姓村庄间最大的联系是元宵节玩灯时共上同一座土地庙），但一旦与异姓村庄发生冲突，若同姓村庄数量众多，往往能获得不少帮助。

举例而言，若方圆十里内有十个李姓村庄，而何姓村庄仅有一个，那么任何一个李姓村庄与何姓村庄发生冲突时，其余九个李姓村庄都会出面相助（出人、出力、出主意）。二十年前（2000年前），黄陂的小姓村庄或杂姓村庄（村内存在多个姓氏）常遭受大姓村庄的欺凌。

大集体时代，村里成年人每日一同劳动。在长期枯燥的日常中，人们易因琐事争执，进而寻衅邻村（一群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然而，如今的农村已很少见此情形。一方面，农村青壮年人口日渐稀少；另一方面，随着教育水平提升，农村居民的行为也更加文明。

械斗记录（一）：同姓之争

第一次械斗发生在两个同姓（李姓）村庄之间。两村相距约500米，上游的A村有60多户，下游的B村仅30来户。

械斗发生于1978年6月某天（正值水稻抽穗、亟需灌溉的时节）。水库放水后，B村照例先将水引入村北的大池塘储存。但这年发现渠中水量很小，放了五六天，池塘才灌了一半。B村于是派人沿渠向上游巡查，发现上游A村在渠道中修筑了一道拦水坝，将水流截留进了本村的池塘。

B村发现后立即派人拆除了水坝。然而，A村夜间又偷偷将其修复。如此反复几个回合，双方都失去了耐心，最终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

当天，双方在农田间对峙。男人们（当地称“男将”）手持长矛，女人们（“女将”）则肩挑竹筐，四处搜集石头，倒在本方男人们的脚下，充作远程攻击的武器。

(关于武器的补充说明：当时使用的长矛以2-4米长的竹竿为柄，头部装有铁制矛头。 1970年代，因村庄间械斗频发，许多村子购置长矛自行装配，有的甚至模仿电影在矛尾系上红缨。这种长矛虽简陋，杀伤力却很大，尤其当矛头生锈后刺入人体，极易引发感染导致败血症。 1980年左右，黄陂县集中收缴了各村的长矛，并抓捕了部分责任人，械斗现象自此锐减。包产到户后，各家忙于自家农事，更难组织大规模斗殴，械斗遂完全绝迹。

下图展示的太平天国军队所用长矛（竹柄）与黄陂农村的长矛形制相近（当年洋人绘制的太平天国军队图）

但这次械斗最终并未真正爆发。

关键原因在于：本地区有十来个李姓村庄，同姓相残，其他同宗村庄不会袖手旁观。许多人主动出面“带和”（调解讲和）。因同属一姓，A、B两村也乐于接受这些“和事佬”。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各自撤兵回家。

第二天，A村的人遇见B村的人，照常停下打招呼，仿佛前日之事从未发生。问及村中老人，他们说其实当时大部分人内心都很恐惧，只是为了面子强撑。既然有人出面调解，自然求之不得，说几句场面话后，协议便顺利达成了。

黄陂的农民，即便读书不多，也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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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黄陂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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