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挑起的贸易争端虽然暂停，但危机仍未远去。而站在全球经济复苏动能减弱的十字路口，中国经济的深层矛盾正在显现其复杂性。当人口红利消退带来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土地资源约束加剧制约传统增长模式，全球产业链重构倒逼外贸结构调整，这些显性挑战背后，潜藏着一个更具根本性的命题——制度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错位。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经验昭示，唯有在制度创新领域实现突破性变革，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开辟新天地。

传统红利式微，制度变革势在必行。中国经济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低成本劳动力、土地资源及全球化市场的红利。然而，这些传统红利已难以持续。与此同时，内需不足、企业信心疲软、市场内卷等问题凸显，反映出深层次的制度性约束：政策不确定性高、市场准入壁垒、法治环境不完善等，均抑制了经济活力。例如，部分行业仍存在运动式监管、一刀切政策，导致企业难以形成长期预期；地方保护主义与行政垄断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产权保护不足削弱了创新动力。这些问题仅靠短期刺激政策无法根治，唯有通过制度性红利，才能从根本上优化发展环境。

制度性红利，是指通过制度改革和优化，实现资源更高效的配置、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更稳定的社会预期，从而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制度性红利不是修补式的短期刺激手段，而是通过深层次制度创新带来的长期结构性回报。

制度红利的核心在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从运动式调控走向规则型治理。运动式调控的特点是政策执行依赖临时性、突击性的行政手段，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容易导致市场短期化行为。最近我们呼吁制止攻击胖东来的网络暴力行为，网信部门也回应多方关切出手整治网暴行为，这种整治对长期积压下矛盾的解决很有必要，但长远的根治，仍有赖于通过规则型的治理，才能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而规则型治理强调通过法治化、透明化的制度设计，为市场主体提供清晰的游戏规则，让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共同遵守。

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只有明确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和公平竞争的法律框架，企业才敢长期投资、创新。近年来民企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日增，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方政策执行的随意性和模糊性、不透明的监管、国资与民企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只有让法治成为市场的共识和运行基准，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当前年轻人就业压力大，喜欢躺平或内卷，不是他们不努力，是上升通道和机会在收缩，因此释放制度性红利，让机会重新回到大多数人身边是必要的。公开透明的政策设计、公平的发展机遇是发展动力源。

制度红利的释放本质上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通过规则重构、流程再造、权力重置，政府职能从“审批主导”转向“服务监管”，市场活力从“政策依赖”转向“制度内生”。这种变革呼应了二十大“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部署，唯有以制度性开放打破路径依赖，才能启动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发展动能的结构性转换。

制度创新的深度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高度。当我们将视野投向更长远的发展周期，制度红利的释放不应止步于经济领域的变革，更应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进器。这既是对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继承，也是对加入WTO后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超越。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制度创新将为中国经济打开价值重构的战略空间。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

作者：助理总编辑 林少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