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比较公认的”第一少将“是解方，不过，按照资历和军队级别，解方是后期加入我军阵营的，1952年军队评级为准兵团级，贺晋年是陕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军队级别为副兵团级，而且还是开国少将中唯一的副兵团级，从这两方面看，贺晋年更符合”第一少将“的称号。

资历、军队级别、贡献都比较突出的贺晋年，正常情况下，是具备上将标准的，只是，由于其他原因，最终位列少将，那么，他要如何做才能被评为上将呢？

贺晋年是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与刘志丹、谢子长齐名。他长期在陕北坚持武装斗争，是红27军的首任军长（1935年），这个起点含金量非常高。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贺晋年已是陕北红军的重要军事领导人，红军大会师意味着中央对陕北红军及其干部的整合。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性和实力派人物，他的历史地位在此时奠定。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历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团长、旅长，三边警备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司令员，骑兵纵队司令员，第7纵队副司令员，第11纵队司令员，第15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8军军长等职，主要贡献在剿匪、巩固后方、部分野战指挥。

红军时期的军长（红27军），抗战时期的旅级（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旅旅长、三边警备区司令员）干部，解放战争时期的兵团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15兵团副司令员）。

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履历，稳稳的上将。

贺晋年被评为少将的原因分析：

解放战争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副兵团级，当然，这个原因可以忽略，因为1955年评衔时有19位副兵团级干部被评为了上将，证明副兵团级对评为上将军衔并不是减分项。

长期担任后方与军区工作，贺晋年抗战时期主要在后方留守兵团负责河防和剿匪，解放战争前期（1945-1947）主要在合江等地区从事艰苦的剿匪和根据地建设工作，虽然极其重要（为东北前线提供了稳固后方），但战功的“显示度”和“硬仗”记录不如一直在一线野战军担任主力的将领突出，1947年后才更多参与野战。

陕北红军的整体“山头”因素，陕北红军在红军时期的规模相对较小，改编后融入八路军整体。

除阎红彦（因特殊原因55年授衔时被“找回”并破格授予上将，作为陕北红军旗帜）外，其他陕北红军主要创始人（如贺晋年、王世泰等）在解放战争末期的最高职务基本都在副兵团级及以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陕北红军代表人物的授衔高度。

某某事件的影响，贺晋年与某某关系密切（同是陕北老乡、老战友）。某某1954年出事后，与其关系密切的干部或多或少受到政治影响。

虽然贺晋年未被明确划入其阵营，但在授衔的关键时期（1955年初），这种政治关联很可能对他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其未能按常规的副兵团级授中将或上将，而是降为少将（最初仅为大校），这是导致他军衔偏低的重要推测因素。

那么，贺晋年“要怎么做”才能被评上将呢：

若贺晋年希望被授予上将军衔，结合授衔标准和历史环境，他需要在解放战争后期达到以下至少一个关键条件：

担任正兵团级主官：

最直接路径：在1949年全军整编为四大野战军和兵团时，担任某个野战军下属的兵团司令员（正兵团级）。

例如，如果他能接替邓华成为15兵团司令员，或者调任其他兵团（如13、14兵团）任司令员。

这需要他在1948-1949年的关键战役中表现更突出，获得林彪和中央更大的信任，并被赋予更重的担子。

在关键战役中建立更显赫、更核心的野战军功勋：

如果他在1947年转入野战部队后（如任11纵队司令员期间），能独立指挥或作为核心指挥员参与类似于辽沈、平津战役中的决定性战役，并取得更辉煌、更具战略意义的战果（类似于韩先楚在海南岛战役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战功的份量可能大幅提升，即使职务仍是副兵团级，也可能增加评为上将的可能性。

更早、更深入地融入主流野战军并获得核心职务：

如果他在抗战结束后更早（1945年底或1946年初）就被调入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如1纵、2纵、6纵等）担任纵队司令员，并一直跟随主力参与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夏秋冬攻势直至辽沈、平津战役全程，积累更深厚的一线野战指挥资历和战功，那么在1949年整编时晋升为正兵团级司令员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完全避免某某事件的影响：

假设没有某某事件，或者他与某某的关系被严格限定在正常的工作和同乡战友范围内，不引起任何政治上的疑虑。

那么，作为资深的陕北红军创始人、副兵团级干部，他极有可能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这是符合常规的）。

贺晋年的少将军衔，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其个人经历、历史贡献评估、军队职务以及当时政治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他作为陕北红军重要创始人，为革命和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