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得写报告，别耽误事。”这是她在汶川地震灾后防疫任务刚结束时说唯一一句话。

她是陈菊梅，著名的传染病专家，也是解放军302医院的“定海神针”。

她在47岁那年，为了加快一种降酶救命药的研发，主动要求拔掉全部牙齿，只为减少用药干扰、加快试验进度。

参军61年，陈菊梅几乎没有休过假，始终坚守在传染病防控第一线。

2008年，汶川地震后，83岁的她主动请缨深入灾区，建立临时防疫体系，最终实现汶川县零传染病爆发，因此他被被军队记二等功，还破例授予她“正军级文职特级”待遇。

然而，面对这些荣誉，她拒绝接受采访，也没有出现在任何表彰现场，只留下那句朴实的话，继续工作。

那么，她为何能把一生交给防疫？她图的究竟是什么？

从雨夜破屋走出的医学博士

陈菊梅出生于1925年，浙江天台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她出生那天，屋顶漏雨，父亲站在屋外接水。这大概就是她一生的开场白：条件再苦，也能熬过去。

陈菊梅小时候穿的是大人旧鞋改的小鞋，衣服总是打着补丁。她聪明、记性好，是老师口中的“值得供”的孩子。

初中学费三块钱一学期，父亲靠养鸡卖蛋攒了一整年。

1948年，她考入浙江医学院，成为那一届唯一的农村女孩。那时候，学医的女性很少，学临床的更少。

而她偏偏选择了最辛苦、最危险的传染病方向，她说：“这个最有用。”

1954年，她被公派留学苏联列宁格勒第二医学院（今俄罗斯国立医科大学）。

她在那里不跳舞、不喝酒、不参加社交活动，整天泡在实验室里观察实验动物的肝脏变化。

她提前一年完成所有课程和论文，被导师评价为“比苏联本地博士还狠”。

1958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她拒绝了高薪工作，回国加入刚刚成立的解放军302医院，成为首批医生之一。

当时没人太认识她，但她很快就站在了最前线。别的医生说是伤寒，她走过去看一眼，冷静地说：“乙肝。”

她不在意抬头有多少光环，也不在意职位，她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病人怎么能活下来。

拔光牙齿，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救命药

1969年，她带队前往陕西黄龙县，黄河上游肝炎高发地。那里的水源浑浊，卫生条件差，共用针头的情况很普遍。

她和12名军医住在旧学堂改成的驻地，白天采样，晚上记录，几乎不睡觉。

18岁的病人肝脏严重坏死，死前喊冷。她当场解剖，写下了三句话：“死亡时间10:52，ALT升高10倍，无药可解。”

她开始尝试中药提取物，从安眠药副作用里找线索，最后发现五味子酊剂对肝酶下降有明显效果。

经过一年多反复试验，她固定了五味子、柴胡、茵陈的比例，命名为“肝得安”。

1971年开始正式试验，她也在这时身体出问题。慢性肾炎、牙周炎、免疫球蛋白异常接踵而至。她写下手术申请，摘除阑尾和扁桃体，减少炎症负担。

更震撼的是拔牙的决定。她牙龈化脓，进食困难，每天都影响服药。

于是她主动要求拔光所有牙齿。第一次拔了7颗，第二次8颗，第三次拔掉剩下的全部牙齿，全麻，术后缝了23针。

拔牙之后，她靠搅碎的米汤和蛋白粉维持营养，三个月掉了7公斤，却一天没休息。医院的门诊记录显示：她每天照常查房、记录、抽样。

“肝得安”在1973年进入部队临床使用，死亡率从85%下降到38%。这不是药物的奇迹，而是她用自己当了活体试验的一部分换来的成果。

这一年，军队报刊首次报道她的成果，但她没有接受任何采访或表彰，只在病房里写下一句话：“摘掉全身器官也值得，只为摘掉‘肝炎大国’这顶帽子。”

一直在第一线，从没退下来

1976年，她正式转为军籍，被编入解放军总后卫生部。

她的头衔是“文职专家特级”，待遇比照正军级。坐车配司机，药物优先供给，但她从未滥用这些资源。

别人休假，她值班；别人开会，她在病房。2003年，非典爆发，她已经78岁。

她带队编写军队系统的防控指南，亲自进驻小汤山医院，参与会诊与样本采集。

她提出“高通风+分段隔离+重症单元”的三段式流程，直接影响后来的ICU改造设计。

为避免防护面罩起雾，她放弃戴金属眼镜，改用塑料的。即便站在帐篷中写字，她的手依然稳定，记录整齐。

2008年汶川地震，83岁的她打电话到军委防疫组，说：“我去绵阳。”

她亲自划分五类风险区，建立简易监测体系，并每天跟进疫情数据。

最终，汶川县未出现传染病暴发，她因此获得军队二等功。

也是在这一年，军队破例授予她“正军级文职特级”待遇，生活保障比照战区级上将。

她没参加任何仪式，也不接受媒体采访。回北京后，她只说了一句：“我还得写报告，别耽误事。”

她退休了，但其实没“走”

2010年，她被确诊为帕金森病。最开始是右手无名指写字不稳，后来步态开始紊乱，手指颤抖。即便如此，她依然坚持出诊。

她的出诊安排得极其规矩：每周三上午9点，提前15分钟到。

控制饮水，只喝三口，用带刻度的水杯记量。

桌下放着一个折叠凳，随时坐下又随时起身，保持体面不让病人担心。她签字逐渐困难，最后改为盖章，说：“名字就不写了，章是真的。”

2015年，她正式从302医院离岗，那年她90岁。

回到阜成门附近的家，两室一厅，一角设成书桌与“微型诊所”，每周三上午继续坐诊，只看邻居，从不收钱。偶尔还送大白兔奶糖。

她的病历本密密麻麻写满药名和剂量。字迹越来越小，最后换成打印药单。她的轮椅上装有写字夹，直到手臂失控前，她仍在做记录。

2021年，陈菊梅在北京家中离世，享年96岁。

她的遗嘱写得清清楚楚：遗体捐给首都医科大学，不开追悼会、不办告别、不立传。她不留名，但她留下了整套传染病防控规范、一批治疗标准、多个药物配方。

她主编的教材至今仍在军医大学使用；她提出的移动传染病野战医院方案，编号“JM-A9”，仍保存在军科院档案中；她设计的负压ICU与快速隔离模块，成为全国样板。

她的床头贴着一句话：

“轻己重人，病者至上。”这不是一句口号，是她一辈子的写照。

信源：
[1].追忆传染病斗士陈菊梅[J].中国卫生人才,2022(01):54-57.
[2]冯春磊.菊梅花开分外香——记我国著名传染病专家陈菊梅[J].中国医学人文,2021,7(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