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德国边境的火车轰鸣声中，三名索马里人被联邦警察以“安全第三国”为由拦下并强行遣返波兰，这是一场注定不平凡的驱逐。表面看是一场对移民政策的技术执行，背后却是德国社会在庇护与安全之间持续摆动的深层张力。当柏林行政法院以快速程序判决此举违法，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却明确表态：将继续执行逐回，法院判的只是个案。这不是简单的法律分歧，而是一场政治姿态对司法独立的直接撞击。

事情的起点是5月9日，三名索马里人搭乘火车从波兰抵达德国奥德河畔法兰克福车站。尽管在接受边境检查时他们已明确表示要申请庇护，联邦警察仍坚持当场将其遣返，理由是他们来自被认定为“安全”的第三国波兰。这套看似合规的逻辑在柏林行政法院面前却失了灵：只要提出庇护意愿，就应允许其入境，再由德国移民与难民事务局（BAMF）依据“都柏林协议”判断是否由其它欧盟国家处理庇护申请。法院还特别指出，即使德国政府声称当前是“移民紧急状态”，也不能因此绕过都柏林程序。

但德国政府并不打算就此退缩。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代表基社盟阵营坚定回击：“我们将继续执行逐回”。他的立场很清楚：边境安全高于一切，法院裁决改变不了政策路线。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宣言。一方面，德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新法案，试图赋予政府以“法规”形式快速认定所谓“安全来源国”，省去繁琐的议会程序。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标志着保守派借“庇护乱象”再次推动更严格边境政策的节点时刻。

过去几年，德国的庇护政策已从2015年的“欢迎文化”向现实主义转型。早期，默克尔政府在难民潮冲击下开启庇护大门，但随之而来的社会压力、极右势力崛起以及欧盟内部的不合作，使得德国在边境政策上越来越趋向保守。尤其是在德国内部右翼势力，如选择党（AfD）支持率上升的当下，任何一位执政部长都不敢在移民问题上显得“软弱”。此次多布林特顶着法院压力坚持逐回，表面是技术坚持，实则是向保守选民传达强烈信号：我们不会让德国再度失控。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安全第三国”这一法律术语是否还能覆盖庇护者的复杂处境。波兰虽然是欧盟国家，但其庇护系统近年被欧盟法院多次质疑是否符合法律标准。再者，三个索马里人多次试图入境，最终才说明庇护意图，这种迟延可能是基于对申报流程不熟悉，也可能是对波兰庇护系统缺乏信任。德国警察以此为由拒绝其入境，虽然在现行政策中有一席之地，但法院已经指出：一旦表达庇护意愿，就必须走完整个程序。

问题更在于，德国移民与难民事务局是否有能力快速、高效地处理这类跨境庇护申请。都柏林协议本是为解决欧盟内部的庇护责任而设，但在现实中却往往沦为互相踢皮球的工具。很多庇护申请者被反复遣返，最后又设法重返德国，在“灰色地带”中漂泊数年，身心俱疲。这次的判决和事件再一次揭示出欧盟内部庇护机制的不协调，也反映出德国在两难之间的挣扎。

而多布林特试图推动的“安全来源国”清单，则可能彻底改变庇护程序的游戏规则。德国政府希望绕开议会程序，以“法规”形式快速认定某些国家为“安全”，例如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印度、突尼斯等。一旦这些国家被纳入名单，其国民的庇护申请将基本被视作“无理由”。此举的法律后果是，一旦被定义为来自“安全国家”，即便个人遭遇真实危险，也难以获得庇护权利。这种“集体预判”无异于粗暴一刀切。

绿党和左翼党控制的部分联邦州曾多次在联邦参议院阻拦类似法案，如今若新法规得以落地，将是一场立法程序的重大转变。德国政府此举显然是在权衡政治效率与民主程序的博弈中，选择了前者。这种法律“快捷通道”的兴起，在实质上削弱了议会的制衡力，也可能为未来更多边境强制措施打开大门。

事实上，这种“逐回—诉讼—坚持”的政策循环不仅发生在德国。整个欧洲都正面临着一场庇护与边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早已对庇护申请持更为强硬的态度，德国的“中间路线”也正不断被边缘化。更何况，2024年以来，欧盟层面通过的《新移民与庇护公约》已为大规模遣返机制和“边境处理中心”铺平了法律路径。

从长远看，此次个案虽然法院赢了，但制度输了。三名索马里人暂时赢得了法律保护，却难保在“主程序”中再次被判为不合资格申请者。而德国政府的坚定表态，也等于宣告：未来将会有更多“安全国”庇护者被拦在国门之外。这既是一场政治上的提前亮剑，也是一种对公民社会容忍度的直接挑战。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移民问题无法靠一纸“安全国”名单解决，现实远比法规复杂。一名索马里人在逃离战争与贫困之后，并非因为穿越“波兰”就自动安全，也无法通过一条铁路跨越欧洲的冷漠。德国的法律是否应当尊重个体，而不是标签？这是法院提出的问题，也是德国社会必须回答的难题。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移民时代，每一场逐回背后，都是一个命运的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