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运”的讨论，往往融合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集体奋斗与时代机遇的复杂交织。虽然“国运”本身并非科学概念，更像一种文化叙事，但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些关键转折点或重大事件，因其深远影响和看似偶然的时机，被许多人视为国家发展轨迹中“运势”的体现。以下是一些常被提及的例子（以中国近现代为主，兼顾全球视角）：

中国视角

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

事件： 中国在极端劣势下坚持抗战，最终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一起赢得胜利。

“国运”体现： 中国作为主战场之一，付出了巨大牺牲。二战全球格局的转变（如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苏参战）客观上极大地牵制了日本，为中国最终胜利提供了关键外部条件。这场胜利避免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奠定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近代以来民族命运的重大转折点。

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意义：

事件： 新中国立国之初，在国力悬殊的情况下毅然出兵朝鲜，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最终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国运”体现： 这场战争被广泛认为“立国之战”。其胜利极大地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信心，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国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进行建设（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与此有密切关联）。这场以弱胜强的战争，在许多人看来是“国运”的体现，因为它奠定了后续发展的安全基础。

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与全球化机遇：

事件：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恰逢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和全球产业转移加速。

“国运”体现： 改革开放的决策与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本身是主动作为的结果。但时机至关重要：中国正好在全球化浪潮兴起、发达国家寻求低成本制造基地的历史窗口期，凭借庞大的人口红利、稳定的社会环境、逐步改善的基础设施和政策引导，成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实现了经济腾飞。这种历史机遇的“天时”，常被视为“国运”的一部分。

苏联解体与国际格局剧变：

事件：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格局崩塌。

“国运”体现：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剧变既是挑战（失去重要的战略平衡力量，意识形态压力），但也带来了巨大的战略机遇期。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中东和反恐，客观上减轻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为中国争取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时间。中国得以继续专注于国内经济建设，并在多极化趋势中逐步提升自身地位。这种外部环境的重大利好转变，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

成功应对重大危机（如1998年洪灾、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新冠疫情初期等）：

事件： 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国家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有效控制了局面，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国运”体现： 面对天灾人祸，一个社会能否有效应对，考验的是其内在的韧性和治理能力。能够成功度过这些危机，避免其演变成系统性崩溃或社会动荡，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国家生命力的体现，也被一些人解读为“国运”尚在的象征。

全球视角（他国兴衰的“运势”感）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崛起：

事件：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初期均保持相对中立，后期参战并成为决定力量。战争严重削弱了欧洲传统强国，而美国本土远离战场，工业实力和金融资本得到巨大提升。

“国运”体现： 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固然有其工业基础、制度优势等内在原因，但两次大战的时机、地理位置带来的相对安全、以及战后主导国际秩序建立的机遇，都带有强烈的历史偶然性色彩，被视为其“国运”亨通。

苏联解体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事件： 1991年，存在了近70年的超级大国苏联轰然解体。

“国运”体现：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体制僵化、经济结构失衡、民族矛盾等深层问题（必然性）。但具体解体的方式（相对和平）和时机（戈尔巴乔夫改革、切尔诺贝利事件、油价下跌等多重因素叠加） 则充满了戏剧性和偶然性。这种超级大国的突然崩塌，常被视为“国运”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地理大发现与欧洲的兴起：

事件： 15-17世纪，欧洲国家开启大航海时代，发现新大陆、开辟新航路。

“国运”体现： 这一过程充满了冒险、偶然性和技术积累（如航海技术、造船术）。率先完成探索并成功殖民扩张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全球影响力，奠定了现代西方主导地位的基础。这种抢先一步发现并利用全球资源的“运气”，是欧洲崛起的关键外部因素。

需要强调的关键点

“国运”并非宿命论： 将上述事件视为“国运”，并非宣扬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相反，它更多强调历史进程中机遇（“运”）与主观能动性（“国”）的辩证关系。

机遇只眷顾有准备者： 几乎所有被视为“国运”降临的时刻，都建立在国家内部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战略眼光、组织能力和全民奋斗之上。没有这些基础，“运气”来了也抓不住（例如，改革开放前的积累、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英勇）。

偶然性中的必然性： 很多“运气”事件，细究起来有其内在逻辑或结构性的原因（如科技革命是长期积累的爆发，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具体的时间点、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则充满偶然。

“国运”是后视镜视角： “国运”往往是后人回顾历史时，对一系列复杂事件和因果链条进行简化叙事的结果。身处其中的人，往往难以清晰判断当前是“上升期”还是“衰落期”。

保持敬畏与努力： 谈论“国运”，更多的是表达对国家发展历程中克服艰难险阻、抓住历史机遇的感慨与认同。它提醒我们，国家的发展道路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奋斗，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可能的机遇（“运”），创造更光明的未来（“国”）。

总结来说，“国运”更像是一种文化隐喻，用以形容那些深刻塑造国家命运、兼具历史必然性与戏剧性偶然的关键节点。 理解它，不是为了迷信虚无的“运势”，而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的兴衰荣辱，既离不开千万人的智慧与汗水，也受制于时代浪潮的起伏；唯有不懈奋斗、保持清醒、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把偶然的机遇转化为必然的成就。真正的“国运”，藏在每一代人对脚下土地的责任与担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