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古史文献越往前越为稀少，对秦平岭南的相关记载尤为罕见，导致秦进军岭南的基本进程有不少未解之谜。

汪廷奎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对秦平定岭南这段历史有简单记述：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军60万灭楚，“因南征百越之君”。次年，秦疆域已“南至北向户”，基本上占领了岭南地区。率秦兵逾岭的将领是屠睢。其进军岭南的部署与规模，见于《淮南子·人间训》……

秦平岭南的军事行动分东西两线展开，东线顺利占领了闽越和番禺的都会；西线遭到越人强烈反抗，战事反复数年，屠睢丧师殒身，任嚣和赵佗继任统兵，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基本结束战事，岭南底定。

根据此处交代的背景，秦平岭南战事的发起，应是随秦大军灭楚而来。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述，秦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灭楚，此时楚都已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亡，秦军紧接着“南征百越之君”。此后，“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会稽郡治吴，即今江苏省苏州市。据《史记·王翦列传》，一年后，王翦之子王贲与部属李信率兵破定燕、齐地，分灭楚之兵北上。此时南征的“百越之君”，是长江流域之越，为楚江南地，但史籍未见王翦进攻岭南的记载，更不要说南征秦军的将领屠睢、任嚣、赵佗了，这时的他们还名不见经传，军衔不高，与王翦关系也并不明确。

尽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这场平岭南战役未作具体记述，但我们仍可从其他史籍中探寻一二。今时常被引用的文献有《淮南子·人间训》：

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

此外，《汉书·严助列传》记述刘安上书汉武帝，谏阻用兵南越国时，也有类似的一段话：

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适戍以备之。

除以上两种外，《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所载汉武帝在位时期说客主父偃的一段说辞，也常为论者所引：

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

虽然史籍如此记载，但刘安自云信息来自传闻，说明此事当时未见于文献。他说的是一场百年前的战争，出自阻止对南越用兵的动机，不免有血腥渲染之辞，如说越人夜袭秦军，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历史学家吕思勉在《〈秦代初平南越考〉之商榷》中指出：

淮南此文（按：指《淮南子·人间训》），全不足据。盖古代文字用少，事多本于口传，古人又轻事重言，于事实不求审谛。故其传述，往往去事实甚远，此固不特淮南为然。求若存若亡之事，于文献无征之年，此等材料，诚不能舍而不用，然其用之，则非十分谨慎不可，此则凡治古史者，皆不可以不知此义也。

将《淮南子·人间训》与主父偃说辞互证，二者共同之处为：率兵秦将尉屠睢；秦军深入越地后战斗“旷日持久”，曾遭大败；监禄凿灵渠为军队运粮之道。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称兵分五路，后者称“将楼船之士”，还点到尉佗之名而未及任嚣。

1998—2000年，在《羊城今古》“争鸣园地”栏目上，接续刊载了一批争鸣文章，讨论双方往来的七篇，辩论主题是秦平岭南之役是“伟大的和平进军”还是“激烈的征战”。双方各执一词。时任《羊城今古》主编的陈泽泓撰文《秦平南越问题争鸣随感》，提出彻底解开秦平南越之谜，除了考古新发现，还须借助各学科综合考察，未有确凿定论之前，要允许各说并存。

《史记》将北征匈奴、南平南越，相提并论。《汉书·严安列传》也有“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的说法。对于致力一统天下的秦王朝来说，北击匈奴与南平南越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这并不等于要采取同一战略，毕竟匈奴与南越的军事实力大不相同。《史记·秦始皇本纪》称，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由此可见，秦北击南征近乎同时。只不过北击匈奴，蒙恬所部是久经沙场的30万武装部队，南取岭南，则遣发的皆是些触犯秦律之罪徒，这一杂牌军的数量也不明确。至于南攻百越的军队数量，《淮南子·人间训》说是“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汉书·平津侯主父列传》则称“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而《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的“尝逋亡人、赘婿、贾人”，显然不是训练有素的楼船之士。据此推论，《淮南子·人间训》所谓50万之数，或者包括后勤人员。此役所谓“发卒五十万”“伏尸流血数十万”，数字明显夸大。据《汉书·地理志》统计，直到秦平岭南200多年后的西汉末年，岭南地区不过39万人口。地方上绝无供应50万军队粮草军需之能力。入粤某一方向的秦军分支，更不可能以50万计。今人偏有在记述秦平岭南这一时期各地情况中，动辄言“五十万大军”者。又如述及方言发展史时，从西江流域到韩江流域，都说是50万秦军的影响。还如称“五军所处之地，系对西瓯的包围圈”云云。将此孤证数字过分使用，不利于学术研究。何维鼎经过认真考证，估算入岭秦军数量在10万左右，可能更加符合实际。

除了秦军人数，究竟是谁领兵，也值得一论。入岭秦军带兵的将领，点名道姓的有屠睢、任嚣、赵佗三位尉官。尉属武官，秦国曾以国尉为武官之长。统一天下后，秦朝中央设太尉，县郡设尉掌县郡兵政。先说屠睢，《汉书·严助列传》引张晏注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据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考：

长沙及其所更名之苍梧郡，是这次进攻岭南的前沿基地。所以，当地的军事首领，有资格担当指挥主攻部队的职责。张家山出土秦《奏谳书》记始皇二十七、二十八年时，苍梧郡尉名徒唯，且涉及大量征发“新黔首”以击“反盗”之事。所谓“反盗”，与《淮南子》所记越人散处山林以反击秦军事相合，故颇疑此“徒唯”即《淮南子》所记“屠睢”。盖“徒”“屠”同音，“唯”“睢”则形似音近，都很容易混淆致讹……从时间上看，他也有可能就是秦《奏谳书》中的徒唯。

如此一来，屠睢有可能在出兵岭南前，任苍梧郡郡尉，而秦军是在苍梧郡境内开灵渠。秦平岭南后，任嚣任南海郡尉，仍为武职；赵佗任龙川县令，已转文官。两人分别为郡、县官员。然则三位入粤尉官从职级上看，都不具备统率南征大军的资格。也有研究者认为，平岭南是秦军南征的延续，统帅仍是王翦，秦军分五路驻守五岭，乃战役之初分兵把口，并非全面进攻。进入岭南，是分兵而行，各路统领。

从史籍记载及考古遗址推知，秦军入岭南至少有以下三路：

一是西线。此路从灵渠的开凿可知，粮草供应当随军队。杨式挺等人在《广东先秦考古》中提出：

广东先秦铜器墓中常见剑、匕首、钺、镞等武器，而且在青铜器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可以认为当时的酋邦属于军事酋邦。

大量青铜兵器的出现，是这时期考古学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它标志着武装力量的存在，也显示了方国之间战争的存在。这种现象与其说“越人好相攻击”，不如说是掠夺土地资源、财富的需要。在上述的两周时期的考古遗存中，出土的青铜器中兵器占有相当数量，尤其是大、中型墓葬，随葬器物中有许多青铜武器，如剑、矛、戈、钺、镞等，罗定南门垌1号墓随葬铜钺达43件，镞有53件；背夫山墓也随葬铜镞52件，说明兵器多掌握在上层统治者手里。

从时间上看，罗定南门垌墓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背夫山墓年代在战国时期。这说明先秦时期粤西已有使用青铜兵器的军事组织，秦军在西线有可能受到激烈抵抗。

二是北线。据《史记·南越列传》，对于秦辟江西南逾大庾岭入广东南雄、湖南郴州越岭入广东连县之新道，任嚣临终时嘱咐赵佗采取“绝新道”聚兵自守的战略部署，可见他对粤北军事地形了如指掌，当为南征入粤亲历。同时，乐昌、始兴等地今存“任嚣城”称、清远赵佗“万人城”遗迹，可为佐证。

三是东线。赵佗任龙川县令，后接任“东南一尉”之南海郡尉，当为入岭秦军中仅次于任嚣的实力派，也说明有秦军主力之一驻防东线。《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称，秦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一般情况下，所辖户籍过万户才称县令；但也有几百户的县称县令，四五万户的县反称县长的，这与地理环境条件及所派长官官阶高低有关。赵佗称县令，当属后一情况。

由此可见，秦军入岭南的三条路线基本属实，但对于久远历史，除了文献、考古互证之法，还有常理、常识推证之法。《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谋臣伍被劝诫刘安时说：

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

此一万五千“女无夫家”之事实在吊诡，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已指为伪。淮南王传称其事发生在陈胜起义（前209年）之前不到一年。《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中记述的南海郡尉任嚣对赵佗的临终嘱托也提及陈胜吴广起义之事。依此，赵佗上书朝廷请求调拨随军女子时，大概率仍在龙川县令位上，那么请示军队配伍之事就属于越级行为，更何况他此时已不是武职。就算此事当真，以文书万里往返，再征掠万余无夫之女离乡背井，于秦二世之乱世，遣送岭南，时间之久，路途之远，遣送兵力之众，也经不起推敲。可见伍被之语经不起推敲。然而，秦廷调拨万余女子南下为秦军服务的说法，却被今人广为引用发挥。如《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称：

这一批因特殊需要调拨的女子，身份与谪徙民不同，她们会同留戍三郡的秦军官兵婚配，逐渐组成小家庭。

又如《关于在龙川建造“秦城”古文化区的建议》中提出的考察结论：

历史记载任嚣、赵佗率领50万大军南下征讨岭南，但都没有这批大军下落的记载，……这个两千多年不解之谜，我们都在这次考察中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在佗城曾有140多家姓氏宗祠的历史，而且现在仍存数十家姓氏宗祠的残址。这些宗祠，不就是这批大军在此安居下来，繁衍后代子孙的历史见证吗？……这个发现，还意味着现在已受到举世公认的从唐代开始的南雄珠玑巷移民史，还可以因此而提前近千年。由此，这里又具有开创岭南姓氏文化的历史意义。

此外，纪录片《消失的古国——南越国》中也有学者谈及赵佗上书秦始皇，获准15,000妇女随军，龙川今百余姓是赵佗主龙川的结果。唐代龙川进士韦昌明《越井记》：“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而龙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这是现存最早的与龙川有关的历史文献，作者韦昌明是入粤“中县之民”（时称北方移民为中县人）后裔，唐代岭南第一进士，所言应可为据。面对此等证据，不得不提出如下疑问：龙川为秦军重地，唐时只有四家“中县人”即入粤中原人落户，那万余妇女去往何处了？龙川在唐代尚存四家中原后人，如何衍化出140多家姓氏的先人？又是如何由此作出“开创岭南姓氏文化”的结论？

虽有疑问，但秦平岭南后，岭南始入中华版图，建立郡县，并带来了中县文化强势传入，是不争的史实。同时也要看到，秦及后来的南越国时期，在岭南的“中县人”盘踞与原住民聚居的分布状态，还是点与面的关系。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指出的“南海郡唯设尉以掌兵，监以察事而无守”的特殊地方官制和《通典》记述秦置南海尉以典三郡的特殊措置，正反映了秦朝在岭南地区的统治，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军事管制。

秦平岭南的军事行动，是岭南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历史文献对此役记载不多，且语焉不详。学者对此事件研究的主要依据是《史记》《汉书》的相关列传以及《淮南子·人间训》的相关记述。文献上提及的率军入粤的秦尉屠睢、任嚣、赵佗的职级都不具备统率南征大军的资格，有可能仍是秦征楚主帅王翦分兵把口、分路进攻。从史载及考古遗址推测，至少有三路入岭。而据研究测算，南征秦军人数不是《淮南子》所说的50万，当为10万左右。《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说的尉佗上书秦皇帝得15,000女无夫家者“为士卒衣补”之说亦不合史实。

本文摘自《广州古史讲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