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天下妇女，姐妹一家」，图源 陈雨露
撰文、整理丨朝阳
剧焦编辑部原创
你有没有见过首图这样的字？
它形似月牙或柳叶，字体秀美锋利，如同一种刺绣上的图案。
它就是世界上唯一现存的女性文字——「女书」。
早在50年代，就有关于湖南永州「妇女文字」的记载。
由于历史原因，研究中断多年，使当地学者认为「所有会写女书的妇女已经离世，女书资料已经不复存在」。
1982年，青年学者宫哲兵在探访瑶族祖居的调查中，意外发现了这种文字。1983年，他撰写的《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问世，让这一「只属于女性的文字」正式进入学界与大众的视野。
1985年，学者赵丽明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第一次来到湖南江永县，与女书结缘，从此开始了长达40多年对女书的扎根研究。
一枚「太平天国」铜币，刻印女书：「天下妇女，姐妹一家」
美国语言学家哈利·诺曼曾不禁在书信中感慨：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我相信它将引起语言学家们和人类学家们的极大兴趣。」
40多年来，果真如此。
01什么是「女书」？
女书，是专属于女性的文字。
它由女性创造、由女性使用，用于女性之间的交流。
它的形状非常特殊，整体的字形从右向左略微倾斜，犹如一个个长菱形。右上角是一个字的最高点，左下角是最低点，结构上类似汉字的「多」字。
其行文方向是由上至下、由右向左，没有任何标点符号。
赵丽明绘制女书流传地区：湖南与广西交界处一带
与汉字「男书」对应，写女书的女人也与「君子」对应，她们自称「君子女」。
值得一提的是，原生态女书使用者们的书写工具较为简陋，用一根小木棍蘸上锅底灰便能书写，在大多数女书传人手下，它都是一种硬笔字体。由于字往往较小，也被称作「蚊形字」或「蚁形字」。
如今锋利飘逸的女书，是后来发展的书法作品。
女书也绝非是一种「生造」出来的文字，它存在的历史，具有语言文字长期使用、发展和演化的规律。它是一种较为成熟完备的系统性书面文字。
笔画是构成女书的最基本单位，包括点「 · 」、斜「 / 」、弧「 ) 」、竖「丨」，以及圆「 ○ 」。
这些笔画本身并不表示意义，但由几个笔画组成的结构体可能会表示某个音节，音节和音节组合构成的字词，也能够标记与之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词。
因此，目前女书被公认为一种通过音节表示语词的「表音文字」。
清华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赵丽明，曾带领一支近百人的团队对女书进行研究，他们运用字位理论整理出的「女书基本字」，有396+1（重复字）个，目前已收录在Unicode国际标准编码中。
他们发现，只要使用这些基本字，就能够全面完整地表达当地的土话，这种土话并非是少数民族语言，而是一种汉语方言。
女书的部分读音考证，赵丽明《传奇女书》
由于女书的使用非常灵活，存在「一音多字」「一字多音」甚至「一字多形」的现象。
单个的女书字，很难确定其意义，女书的传承人高银仙等人曾说，她们一定要看女书作品，出声地吟读，上下文串通意思，才能说这是什么字、表示什么意义。
所以，女书也是需要「唱」出来的文字。
但「女书」的造字起源，至今仍没有确切定论。
有学者认为，它与远古的彩陶文字相似，可能是母系社会时代的遗存。
学者谢志民将其与商代古文字比较，认为女书产生于甲骨文的同时代，也是史前年代的产物。
宫哲兵、赵丽明则认为，女书产生的年代较晚，可能直到宋代以后才有。
当下普遍比较认同的观点是，它是一种取材于汉字、又不同于汉字的「借源文字」。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源于瑶族文字。
女书借源汉字的部分考证
由于当地长久以来汉族、瑶族杂居，究竟女书源起于「汉」还是「瑶」，至今仍存争议。
另一方面，女书字体形似女红图案，它的形成也被认为与当地女性经常从事的刺绣、剪纸、编织等女红活动有关。
而这些手工艺品，在日复一日中成为了女书的主要载体。
因此，广义的「女书」不但包含了「语言文字」的意义，也包含了其他两种意义：
「使用女书创作的文学作品」：如女书写就的诗歌、长短句、书信传记等。
「作为载体的女书物品」：写在扇子上的「歌扇」，写在布帕上的「帕书」，以及绣有女书文字的女红制品。
比如作为新婚礼物，由女性亲友赠送给新娘子的《三朝书》，就用刺绣布面作为封面，内页为宣纸材质，往往会在中间绘制精美的「八角花」纹样，寓意吉祥，表达作者美好的祝福。
1930年代的三朝书帕，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博物馆藏
女书的诞生凝结了女性的勤劳与智慧，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民协中国女书研究会顾问季羡林教授曾说：
「女书作为一种在旧制度下，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的民间普通劳动妇女，运用自己独特的才识，创造出来的女性专用文字，实在是中国人民伟大精神的表现。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02女书，也是「姐妹之书」
正如季羡林教授所言，女书诞生于旧制度的压迫中。
以江永县上江圩乡的崤里村为例，在解放之前，当地的婚姻模式多为包办婚姻，妇女在家中地位极低，甚至可以被当做丈夫赌博输了的「抵押物」。
而在另一个夏湾村，女孩从3岁时起便要裹小脚，女子没有任何婚姻自由，不仅出嫁后不准许离婚，丈夫死了也无法改嫁。
在这些村落里，大部分的女性既无法下地干活，也不允许进学校接受汉语汉字教育，只能留在家中操持家务，从事纺纱、织布、绣花、做鞋制衣等劳动。
因此，住在邻里间的女性时常聚集在一起，一边做手工，一边聊天。
如果十分投缘，还会结拜为姐妹。
湖南江永女书姐妹结交书《结下好情义》扇面
「结拜姐妹之间常常共同学习女书，并以读唱女书的形式来表达她们间的深厚情谊。」
姐妹有时候是儿时伙伴，也可以是成年之后彼此认识的挚友。
「两位姑娘结识以后关系融洽，彼此中意，就可结拜姊妹。」
其中一位，需要首先用女书写封「结交书」送给对方。如果对方愿意结交的话，就会写回信以表达同意，同时邀请她到自己家中小住几日。
在「结拜姐妹」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结老同」的风俗：
与姐妹不大一样，「老同」，指的是年龄相仿、彼此结交的女性，最好是同年出生，生日越相近越好。而姐妹，则可以相差好几岁。
有些结拜姐妹还会宣誓「终身相伴，永不婚嫁」，她们歌颂姐妹之情，同时排斥「从夫居」的婚姻制度，但是她们有时难以违抗父母的意志与传统婚姻观念束缚。
一方出嫁时，另一方往往悲伤欲绝。在赠与新娘的「三朝书」中，充斥着对姐妹的离别不舍，以及对封建婚姻拆散女子情谊、将女子逐出原生家庭的控诉。如一篇三朝书中写：
自以分开不同坐，几日泪流到三朝。
气曰侬身是错度……各住闺房放冷毑……
若是侬身男儿子，过海飘湖不出乡。
装订成书本的三朝书，赵育伸 摄
女书的代代相传，也与姐妹结拜密切关联。
《女书，一个惊人的发现》一书中记载：
女书的传教，大多在「结拜姐妹」后进行，充任教师的，往往是结拜姐妹中某位精通女书的近亲或长辈。教授女书的时间，一般集中在冬天的农闲时节。
「七八个姐妹围坐在火塘边，听读一句，跟念一句，逐一辨认，直至完全掌握为止。」
要是哪位女性在女书方面知识渊博，那么她在当地女性中便很有声望，会受到其他女子的敬慕和崇拜，而精通女书的长辈，也十分乐意把自己所学无私传授给她人。
整体上来说，女书的传承方式遵循「母传女、老传少、传女不传男」的规律。女书没有教材、没有系统性的教学活动。「传授女书并无任何报酬，传教人视之为一种义务。」
除此之外，当地还有一些女性专属的活动，这些活动也成为了女书学习与交流的重要场合。
在「过庙节」、「斗牛节」、「乞巧节」等祭祀/祈福活动，以及女性出嫁时「坐歌堂」、「贺三朝」，都会涉及女性一同诵读、歌唱女书的内容。
聚集在一起歌唱女书的地方，称为「歌堂」。
赵丽明总结：「女书文学是一种群众性的民间说唱文学。女书文化是一种庭院式的歌堂文化。」
女书传人义年华在歌堂创作的自传（部分）
03不止是「诉苦情」的女书
上世纪50年代，上江圩葛覃村的胡池珠创作了这首《女书之歌》，道出女性写作女书的因由：
终身大事由父母，自己无权配婚姻。
多少红颜薄命死，多少终身血泪流。
女人过去受压迫，世间并无疼惜人。
只有女书做得好，一二从头写分明。
有研究曾指出，女书的内容里，80%都是在「诉苦情」，即讲述自己的不幸。
目前发掘出的女书的确包含着不少「哭嫁歌」、「寡妇诉」等等记录苦难经历、控诉封建男权社会对女性摧残的内容。这是由于当时女性受压迫的普遍性所致。
然而，这份「诉苦」之中，饱含着她们内心深处的呐喊，充满对封建礼教、性别不公的叛逆与对命运打击的不屈。
因此，尽管书写着苦难，女书的意义仍然是积极的，「女书的内容，具有鲜明的妇女觉醒色彩，表现妇女对新生活执着的追求。」
左：胡欣，江永女书现今最年轻的传承人
右：何艳新，女书最后的自然传承人，图源 《密语者》片方
女书的使用场景，大体上分三类：
一是「祭祀祈福」。
如前文中提到的「过庙节」，就是上江圩妇女祭祀「花山婆」的节日。祭祀所准备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美好的祝愿、免除灾祸的祈祷，以女书文字写在纸上或折扇上。
农历五月初十祭祀当天，她们不仅要诵读纸上和扇上的祈祷文字，还要把这些写有祷文祝词的制品供奉于神龛，祈求神明回应她们的祈祷。
这位传说中的女神，对江永妇女习练女书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地仍有在花山庙祭祀「姑婆神」的习俗，朱凡 摄
二是「结交倾诉」。
这是女书最主要的内容形式和使用场景。
此处的结交，指的也是包括前文里提到的「姐妹结拜」在内，各种形式的女性情谊与交往。她们利用女书互通书信，互相倾诉苦恼、分享快乐，也互相赞颂彼此、歌颂女性的情谊。
如《义年华与胡池珠》中就写道：「结交三年成骨肉，只看姐娘我开心。」
女书传递的美好情感，抚慰着她们的心灵，给予女人们生活的力量。
电影《雪花秘扇》剧照
三是「记述社会历史」。
有几部女书作品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让人们看到当时女性视角下的重大历史事件。
一部是《太平天国过永明》，记叙了「太平天国」运动起义军在永明活动的一些片段，展现了作者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真实态度。
还有一部《中日战争纪事歌》，用短短30个字，描述日本侵略者给当地带来的苦难与作者对侵略者的愤恨。
像这样的「抗日歌」不在少数，研究女书的日本学者远藤织枝曾编撰过《女书传播地域的抗日歌》，走访当地女书传人，记录这些抗日歌的内容：
「我每次去看望她（女书传人阳焕宜老人），都是让她写女书、唱女书。这次我问她最近有没有写女书，每天过得怎么样，是否还记得战争。她指着膝盖说：『记得，我记得。』
『日本兵穿着好长的皮鞋来了』，还告诉我鞋子的长度，然后突然唱了起来。」
女书作品《义年华答来访者问》
除此之外，当地女性还会将一些经典的民间故事改编为女书，彼此传颂。
如《祝英台》一诗中歌颂历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女性，清楚地表达了对性别平等和受教育权利的渴望：
则天皇帝一女子，总管山河实威风。
峨嵋祝公生一女，愿到杭州进学堂。
而《三姑记》、《肖氏女》等汉语民间故事也被翻译为女书唱本，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延续。
文化、历史、生活、情感……这一曾经被「轻视」的文字，蕴含着女性巨大的力量。
「对女性来说，语言往往是应对压迫、或竭力抵抗压迫的一种复杂方式。」美国学者阿曼达·蒙特尔在《语言恶女》一书中提到「女书」时如是说道。
通过女书，她们建立起集体身份认同，展现女性的生活、情感与思想，发出了属于当地女性的声音。它是女性为争取书写的权力而发明的文字，「以女性群体为写作主体、传承女性经验、大大打破男权文化下女性的失语和沉默」（骆晓戈）。
04女书传承的「冷」与「热」
女书一度被认为「失传」，不仅大量文字材料遗失，自上世纪50年代后，会读写女书的人也陡然减少。如今，更是早已经走在「自然消亡」的路上。
这其中既有历史演化的原因，也有当地习俗和特殊时代的影响。
「女书」在当地是公开的，不对男性保密，但却长期仅在女性间流传。
之所以「传女不传男」，并非因为它是「秘密」，而是因为当地男性大多不关心女书，也不参与诵唱女书的活动。
「女书仅限于妇女中间流传，男子对之不闻不问，认为纯粹是妇女的私事。」
阳焕宜老人：男书在桌子上写，女书在膝盖上写
因此，女书「顺理成章」地被视为私人物品，备受珍惜。
江永一带的风俗信仰，让女性相信死后有「阴间世界」，女书常常成为当地女性下葬的殉葬品，或是在死后被焚烧，这样即使是在另一个世界，她们也能与女书相伴。
文献记录，「1976年胡池珠（女书的自然传承人）去世时，高银仙、义年华等结拜姊妹在送葬的活动中将她的几十本女书全部烧了。」
「人死书亡」的传统，令大多女书作品难以保留。
其次，解放后的政治动荡给女书也带来了破坏，女书作品曾被作为「四旧」烧掉，不准保留收藏，懂女书的妇女也曾被作为「妖女」批判（宫哲兵）。
最后，由于当地普通话、汉字得到普及，女性受教育的权利逐渐得到保障，女性学习了更便于识读和广泛使用的汉字，尤其是现代，书写和发声不再只能通过女书，女书的使用价值被大大削弱了。
当一门语言失去了被使用的必要理由，失去了其生存发展的语言环境，它就难免面临「灭绝」的危机。
2011年纪录片《女书回生》截图
女书被发现之初，女书传人高银仙和她的6个结拜姐妹大都在世。学者们通过这些女书传人，获取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但在2004年，最后一位经历了「原生态女书文化」的传承人、90多岁的阳焕宜老人去世。如今女书的自然传承人（也有说是半自然传承人），仅剩下1940年出生的何艳新老人。
与女书逐渐消亡的「冷」形成对照的，是女书课题在学术研究领域的「热」。
自80年代被发现以来，女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对女书的深入研究不仅在中国大陆展开，还激发了来自日本、美国、欧洲和诸多境外学者的研究热情。
「女书文字源于农村姑娘对文字的强烈憧憬和热诚希望，堪称世界珍品。这样一种体现女性卓越创造力的文字，我希望它能为世人所知，既然得以保存下来，那么让它继续保存下去。」远藤织枝说。
远藤织枝是日本文教大学教授，曾出版《女性语言文化史》《中国女书研究》等作品，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员刘斐玟，出版了英文撰写的女书相关书籍《Gendered Words（性别的文字）》。
她们多次前往江永一带，与女书传人深入交流，互通书信。刘斐玟甚至成为了何艳新、龙玉的「结拜姐妹」。
左起：何艳新、刘斐玟、龙玉，图源 刘斐玟
官方对于女书的「抢救性保护」也如火如荼：2006年，女书入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第一批70个民俗项目之一。 2008年，江永女书为湖南省向国家推荐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项目。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传承」和「保存」一直都在进行着。
05关于女书的电影、舞剧……
21世纪之后，描写女书的影视和戏剧作品也涌现了出来。
美籍华裔作家邝丽莎在了解了女书与「老同」风俗后，写下一本小说，名为《雪花与秘扇》，讲述湖南两位结为老同的女子——百合与雪花的故事。
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为电影《雪花秘扇》，由李冰冰、全智贤、邬君梅和休·杰克曼出演，于2011年6月24日在中国上映。
电影《雪花秘扇》剧照
虽然该片在海内外的口碑均不佳，但其中对女书和江永一带女性情谊、「结老同」文化的描写，还是激发了许多人对于女书的兴趣。
香港编舞家黎海宁以女书文化为切入点，并引入香港女作家西西的《解体》及黄碧云的小说《沉默‧暗哑‧微小》，创作出现代舞蹈剧场《女书》。
2007年，《女书》在香港首演，当时演出的是香港城市当代舞团。作为黎海宁探讨女性题材的「女性三部曲」的压卷之作， 本剧曾夺得两项香港舞蹈年奖。
2010年，《女书》曾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
十几年后，2023年末《女书》再次重演，由香港舞蹈团复排，演出于西九文化区自由空间大盒。
黎海宁看来，「女书」也可以指「女性的书写」，剧中从红巾折扇代表的古代，到高跟鞋、长裙西装代表的现代，通过不同舞段展现女性的困惑，和一路寻求自由及解放的抗争。
香港舞蹈团复排黎海宁《女书》海报，© 香港舞蹈团
2011年，台湾视觉人类学学者郭昱沂导演的纪录片《女书回生》讲述了女书传人何艳新的故事。
另有一部结合了微电影与交响乐的作品《女书》，由作曲家谭盾创作。
谭盾在湖南做田野采集期间，耗时5年拍摄创作了13集的女书纪录片。影片中，女性唱着口耳相传的女书歌谣，谭盾则依据古老的唱段为其编配乐器和声。
他曾表示希望「抢救女书，还原女书，为我们的母亲和姐妹谱写一座声音纪念碑」。
这部作品作品由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交响乐团、日本NHK交响乐团和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共同委约，曾于2013年10月20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出，并前往欧洲、美国、日本等多国世界巡演。
2014年5月女书传承人参加谭盾《女书交响乐》在长沙的演出
2018年，湖南歌舞剧院推出小剧场舞剧《女书》，演出于湖南大剧院。2024年，香港演艺学院舞台及制作艺术学院和音乐学院联合推出现代跨媒体室内歌剧《女书》。
去年，又有两部关于女书的纪录片在内地上映，一部是纪录片《密语者》，由冯都、赵青联合执导，另一部是《女书：潮起》，由李舒婷编导。
目前的女书纪录片大多制作成本不高，往往存在视角单薄、构作不成熟的问题，在口碑评分上未能令大多数观众和女书爱好者满意，但仍然起到了重要的田野调查记录与推广、普及女书的作用。
在很多高校，关于「女书」的学生作品也陆续涌现，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作者将女书作为创作的重要灵感和思想来源，使女书在戏剧舞台也不断活跃。
06女书「死去」了吗？
在语言学中，有一个词叫「死语」，它指的是「已经不再有人以之作为母语的语言。」
另有一词叫「死文字」，指「在特定历史时期使用过，但现代已失去实际应用功能的书面文字系统。」
毫无疑问，随着女书本来表达的江永土话被日渐弃用，女书自然传承人的陆续离世、女书使用环境的退化乃至消亡，女书作为曾经江永女性专用的文字，的确是将要「死去」了。
用赵丽明的话来说，原生态的女书已经完成了它最初的「使命」，女书的诞生，是历史的合力，如今它的淡出，也同样是历史的力量。
江永县蒲尾村女书园内的女书墙，中间大字：「江永女书」
小字：「文化瑰宝」（右）「世界一绝」（左）， 柳王敏 摄
我们今天的人还需要学习女书吗？
或者说，如今我们了解女书、使用女书的意义在何处？
女书承载着「女性文字」的记忆，提醒着我们当年女性创造的智慧，女性经历的生活；它自身具有极高的语言文化和人类学研究价值，是女性历史和语言学历史的重要见证。
社交媒体和现实空间，依旧有很多人在不断呼唤着女书。
当下，女书已然成为女性主义的重要符号，有大量的女书爱好者不仅坚持使用女书，也仍在持续性地研究女书、造访江永。
但不可避免地，在褪下原有的创作语境、从语言文化风俗中抽出之后，女书终会模糊、失去其本来面目。
曾经的江永县，女书是当地女性个人的书写，女书的表达形式是女红、歌咏等活动，如今，女书的使用场域已经向公共话语空间迁移。
政府和学界的介入、保护和发扬，也让女书的传播成为了一种文化展演，让女书作品作为一片「景观」、一座「博物馆」留存于世，与层出不穷的商业化文创产品一同，成为促进经济、招揽游客的标签。
何艳新老人，周震（Cheng Chou）摄
女书传人何艳新老人说：
「（女书）无论怎样发展，都已经跟我们那个时候没什么关系了。」
这可能是历史沿革中女书难以逃脱的命运。
比起「失传」，女书「失真」的情况更为严峻。赵丽明、谢志民等学者都对女书文字作假、失真的现象进行了警示和抨击。
比如一些「男撰女书」（部分女书传人生造出的假字）、或明明是新创作的女书作品却宣称是「原生态女书」，这些「假女书」「新女书」对女书的研究样本造成了污染。
部分人对女书的「神秘化」「私密化」，生造子虚乌有的历史，导致女书的错误知识被当做科普传播，被大量读者误解，成为「猎奇」的对象。
台湾学者郭昱沂曾写《「死」文字》感慨：
「如果可能，我但愿能掐死那文字，不要有所谓的假女书、新女书，宁愿守住这个文字当初被创造时的干净原初。」
远藤织枝也认为，应该「将其真实的面貌传给后世之人。」
2025年，在北外滩虹空间举行的女书展展品，策展人陈雨露
女书不应公开化、女书不应商业化——这样的呼吁一直都有。
为了发掘商业价值而扭曲其文化精神，忘却其本身作为女性文字、姐妹之书的涵义，的确是对女书文化的歪曲。
最年轻传承人胡欣在台上表演女书时，经常被要求舍弃女书中大量的「诉苦情」内容，选择少量的表达快乐的女书作品。
「活动现场，多数时候是乌泱泱一群男性，觥筹交错，胡欣有时会感受到某种压迫感。」《南方周末》写道。
「这毕竟也是一种女性文化，还是想要更多女性来关注、看。」胡欣说。
另一方面，女书在表达形式上的「创新」，也被一些学者和爱好者认为是其未来传承的必由之路。
模特「大表姐」刘雯设计的logo也有女书元素
女书作为「表音文字」，可以「书写万物」，这注定了它的自由与灵活。
它不仅能表达所有的中文汉字，而且无论社会发展出现什么新事物、新词汇，古老而神奇的女书都完全可以承载。
它依旧有生机，因为我们依旧需要女书。
这种需要，可能如今不再是「结拜姐妹」、「诉苦情」的需要，而是与当下女性思想呼应的新的需要。
当代文化中，女书已成为女性力量传承的一种精神图腾，书写女书，同样是对女性身份感到认同与骄傲的象征。
小红书上，用女书写春联成为女书的一种仪式性传承方式
过去的女书静止了，现在的女书还流动着。
无论是基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为了使用和传播的传承创新，或是呼吁其尊重当地生态的「回归本初」，在四面的声音下，女书需要被关注、被讨论、被研究，而不是被忘记、被曲解。
完好地保存女书的历史、将女书本来的面貌、精神内核尽可能地普及给更多人。在此基础上学习女书、使用女书、回归身体实践，让女书参与到女性生活种种交流活动中，从它作为精神需要的根本出发传承它、发扬它。
这或许是当下面对女书「朝何处去」的问题，最为令人宽慰的一种解答。
参考资料：
《传奇女书——花蹊君子女九簪》，赵丽明，清华大学出版社
《女书，一个惊人的发现》，赵丽明、宫哲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女书研究三十年》，伦玉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死」文字》，郭昱沂，台湾艺术大学
《“她”与女书：四十年，守护一座文字孤岛》，郭菁，清新时报
《湖南江永女书的婚嫁文学：「三朝书」的情感叙说、拟入，与升华》，刘斐玟，中央研究院
《土地与神祇｜江永：女书与姊妹神》，朱凡、臧继贤，澎湃新闻
《女书地区的抗日歌曲》，远藤织枝
《用女性文字交流的密语者们：“我们所有的挣扎都在内部”》，潘轩，南方周末
《女书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谢志民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文化的解构与重构:女书传承场域及其主体实践的迭变》，李琦、卢亚霞，《传媒观察》
《多重视角下的女书及女书文化研究》，贺夏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剧焦编辑部·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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