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腐败，向来为世人所诟病。近来部分社会事件，再次唤起了公众对此问题的强烈关注。

早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引发热议之前，二十世纪初，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便已将官场贪腐事迹描绘得淋漓尽致。三十余个官场故事，涉及十一省市、百余官员，上至皇帝、太后，下至佐杂、小吏，贪污之术、升迁之道、权钱交易，无所不包。慈禧按此书影射进行调查，当真捉出一些贪官来。

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中，许子东老师带领我们细读这部晚清官场百科全书，深入剖析小说的艺术结构、捐官制度、官场规则及背后的深层原因：“无官不贪，甚至买官是一种‘刚需’，那是不是说官员之贪，背后也有人性或国民性理由？”

许子东感叹道：“也许鲁迅、胡适在批评李伯元时，认为小说里的官场都要过去，甚至一去不复返。他们或许想象不到，百年以后的中国读者，仍然需要研究小说中的种种官场游戏规则。”

我们怎么会走到今天？又会走向怎样的明天？通过《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这部全景式的文学指南，我们将一起，读100年的小说，看100年的中国。

特别收录许子东收藏多年的“文学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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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这种人出来做了官，

吏治怎么会有起色呢？

中国从秦代商鞅开始就有捐官现象，但都是特殊情况。朝廷有严重经济困难，蝗灾瘟疫或者和异族打仗，这时卖官筹款，唐宪宗也曾经说“入粟助边，古今通制”。南宋是“岁收谷五百石免本户差役一次，至四千石补进武校尉”。明代“贱商”，不准商人科举，但通过纳捐可以成为监生、贡生，也是一种弥补。

中国历史悠久的捐官文化，只有到了清代，才变成了跟科举一样重要，变成了一种合法的常规的官员升迁制度。乾隆刚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一度要停捐，可是到了1774年，为了打仗，为了开运河，又开放捐官，且明码标价，一个郎中是9600两银子，那是五品。知府13300两，四品。知县七品，官低一点，4620两。所以也很公平，多大的官卖多大的钱。有统计说地方官员用钱捐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占22.4%，到了同治、光绪年间达到50%左右。

《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曾经借一个官员之口总结捐官有三类：

头一等是大员子弟。世受国恩，自己又有才干，不肯暴弃，总想着出来报效国家，而又屡试不售，不得正途。于是才走了这捐班一路。这是头一等。

第二等是生意买卖人，或是当商，或是盐商，平时报效国家已经不少；奖叙得个把功名，出来阅历阅历，一来显亲扬名，二来也免受人家欺负，这种人也还可恕。

第三等最是不堪的了，是自己一无本事，仗着老人家手里有几个臭钱，书既不读，文章亦不会做；写起字来，白字连篇。在老子任上当少爷的时候，一派的纨绔习气；老子死了，渐渐的把家业败完，没有事干了，然后出来做官，不是府，就是道。你们列位想想看，这种人出来做了官，这吏治怎么会有起色呢？

严重的制度问题还不仅在捐官。捐官得到的只是一个名义，府、道、台等。等于一个级别，处级、局级、副部级等，但是名义上的官很多，实际上的职位少。很多人捐官以后，还要去争取实际的官位——叫“实缺”。“有油水”的实缺就是“肥缺”。这个“缺”怎么来的呢——这才是官场，或者说《官场现形记》里最关键的地方。

正式捐官钱归朝廷，谋求实缺的钱可入了官员私人口袋。所以捐官或对国家有益，谋缺却对社会有弊。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这是“贪腐”的现代定义。小说里没有这个定义，但是整部长篇都是这个定义的注释与例证。

02

贪腐是一种“刚需”？

小说第三回，赵温少爷为了买官转托徐都老爷写推荐信，徐本不愿意，但“家里正愁没钱买米，跟班的又要付工钱，太太还闹着赎当头，正在那里发急，没有法子想，可巧有了此事。心下一想，不如且拿他来应应急”。第二天，答应的钱迟迟没送来，徐都老爷心下发急：“不要不成功！为什么这时候还不来呢？……原来昨日晚上，他已经把这话告诉了太太和跟班的了。大家知道他就有钱付，太太也不闹着赎当，跟班的也不催着付工钱了。谁知第二天左等不到，右等不到，真正把他急的要死。”

赵温少爷身边的钱典史调任江西，故事转到江西黄知府。初见黄知府趾高气扬，钱在椅子上只敢坐半个屁股。但不久黄知府受“军装案”调查，惊恐万状。此时谁也不理他，最后必须靠输送银子，才得以解脱。说明为官的有事没事，总得保持一些向上送钱的管道。不怕要送钱，就怕没处送钱。按现在经济学的概念，叫政治生命的保险金。平常好像没用，紧要关头必需。

所以官员的支出有三项，是铁项。A.生活开销；B.捐官本钱；C.政治保险。应付这样三项支出，官俸常常不够，这时就要靠或明或暗的受贿（所以要公开官员财务状况一向有困难）。面包总要贵过面粉，楼价总要高于地价。既然捐官投资这么多（金钱投资外，还有才能、人格、情感方面的投资），为官任期怎能虚度年华？小说第一至第七回，把“贪腐成为刚需”的经济学理由讲得十分清楚。第四回有两位卖官的官员，不仅算收入和官位的关系，而且考虑时间因素。同一官位如果做一年可以卖多少钱？做两年又值多少钱？不一定简单两倍。有效期、年龄在官场游戏规则中极其重要。

小说虽由一连串不大相关的故事勉强串接，却从官场角度展现了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对外经贸，有军事行动，有官府整顿，有救灾抢险，还有慈善事业、文化建设、外交问题等等，可以读成晚清政治的清明上河图。

03

“通天底下一十八省，

哪里来的清官？”

小说写官场人事斗争十分微妙。周果甫与刘中丞的助手戴大理面和心不和。中丞本来想给戴一个肥缺，“他辛苦了多年，意思想给他一个缺，等他出去捞两个。”（“下去地方锻炼锻炼”？）一旁周果甫不悦，便猛夸戴大理非常能干，省里少他不得。表面是抬，实际坏人一肥缺。戴也知道被姓周的坑了，不久，严州地区有匪患，戴就向刘中丞建议，“姓周的厉害，办事妥当，让他去协助胡统领去剿匪”。（官场之中的“好话”“称赞”，不一定就是好话和称赞）接下来第十二到第十七回，是全书（也是晚清小说）中罕见的描述军队的故事。

第六回曾铺垫：“中国绿营的兵，只要有两件本事就可以当得：第一件是会跑。大人看操的时候，所有摆的阵势，不过是一个跟一个的跑……第二件是会喊。瞧着大人轿子老远的来了，一齐跪在田里……要一齐张嘴，不得参差。”跑步要整齐，喊口号要整齐，都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给上司检阅，能检阅的部队就是好部队。

军队从杭州出发，两天的水路，在钱塘江上居然走了六天——因为军官们都上了“江山船”。“江山船”上有歌伎，有宴会，等于浮动的夜总会。还没有打仗，胡统领和众将官已在船上花天酒地。作者描写这支剿匪部队，笔调并无嘲讽，好像非常正常。或者是嘲讽不露痕迹，或者是小说也写出军官上“江山船”的合理性：想想不少军官也是捐来的，此时不乐更待何时？

军队开到严州，才知匪情是虚报。胡总正想向上级汇报，周果甫说没土匪，我们就没有战功，钱也报不了。只有夸大匪情才算凯旋。（夸大敌情是不少官员的政治技巧，有时敌情被“夸”以后真会变大）小说里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军官在船上丢失财物，错怪一个“江山船”女，害伎女投河。士兵也不闲着，没有土匪，士兵自己去扰民，抢劫强奸等等。地方官员，再想办法来平息民愤。最后胡总回省城时，十二“江山船”一字排开庆功。

只是庆功领赏分配不均，周果甫不满意，暗地里找人写揭发信去北京。最后省官和首领都受处罚，周果甫自己请假回乡。这算是全书中少有的不完全负面的角色，但后来也就不见了（小说的主线是“事”，不是“人”）。

因为有人检举揭发，上面派来钦差调查，第十八至第二十二回，就写清廷内部审查机制如何反贪腐以维系王朝和官场运作。来了两个钦差，查了两百多个人。钦差也有来历，由一个地位很高的太监推荐，也说某人做官苦了很多年，就派他去，也好叫他捞回几个。于是在佛爷面前把差事求了下来。钦差非常感激，问：“我这个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佛爷有话：“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太监解释：“我教给你一个好法子，叫做‘只拉弓，不放箭’。”原来，买机器、剿匪是肥缺，调查贪腐也是肥缺。

钦差“只拉弓，不放箭”，抓了官员，就谈银码。开口两百万，刘中丞不服，这样的事情就来敲两百万，那以后敲两千万怎么办？结果就真的给判了。佩服李伯元写这些事情，情节荒诞，笔调平淡。好像不论职位高低，佛爷也好，公公也好，知县、师爷、店主、仆人……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关系、金钱关系结构是相同的。整个官僚体制，互相理解，上下同心。

04

“官怎样，百姓就怎样”

小说最后一回，作家正面表述为什么写这本书：“上帝可怜中国贫弱到这步田地，一心想救救中国。……中国一向是专制政体，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只要官怎么，百姓就怎么，所谓上行下效……中国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几千百个。至于他们的坏处，很像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因此……编几本教科书教导他们……等到到了高等卒业之后，然后再放他们出去做官，自然都是好官。”

这段话非常重要，可以视为晚清谴责小说的共同声明。李伯元的意思，此书应是官场教材。现在发表的只是前半部分，批评官员，后半部分才是正面教育。可是他后半部分也没写出来，过几年就去世了。这段话的重要之处，一是知识分子旁观官欺民，二是作家认为“官本位”是中国种种社会矛盾的症结。“官怎样，百姓就怎样，上行下效。”

李伯元理解的官，既是士农工商之外的一个特权阶级，又从士农工商之中产生，如果“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就是说，士农工商各个行业的“精英”，都想做官；可是一旦做官，其业便废。

作者以无差别的冷酷笔触，从官场角度观看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活动、军事行动、内部整顿、慈善事业、外交动态等等。按学者袁进的统计，《官场现形记》写了30多个官场故事，涉及11个省市，大小官吏百余人，上至太后、皇帝，下至佐杂、小吏。其间军机大臣、太监总管、总督、巡抚、知府、知县、统领、管带应有尽有。就官场题材而言，历代文学写官场的面如此之广，层次如此之多，确实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