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涛 图片来自网络

蒋系部队向以派系林立,关系复杂闻名。这种复杂的关系自然就造成了各派系之间的将领们有私怨的人不少。

但自从这批人进了功德林后,过去所谓的私怨不能说没有,但基本上都烟消云散了。

但例外也有,比较出名有黄维之于廖运周、杨伯涛之于王耀武和黄维

黄维对廖运周怀恨在心那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抗战时期,二人就相识,并且作为1期老大哥的黄维,对5期的廖运周还是非常欣赏的。

在武汉会战江南战场的小坳之战中,廖运周以一个团的兵力,以不损一人的代价,击毁日军坦克10余辆,歼灭敌军几百人,立下功劳的除5000发迫击炮弹外,还有黄维提供的一个战防炮连。

可让黄维没想到的是,这位让他非常欣赏的廖运周竟然在淮海战役中战场起义了,让刚夸完愿意打头阵的廖运周是“黄埔好同学”的黄维眼镜跌碎了一地,带来的后果就是12兵團全军覆没。

由此,黄维深恨廖运周。

其实,黄维怀恨廖运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廖运周本身就是地下党员,在两军对垒的时候,自然要把私人情谊放在一边,尽全力为己方做贡献。

杨伯涛对王耀武不满虽属不明内情,但是可以理解。

因为在雪峰山之战后期,日军已经不是损失惨重的问题了,而是面临被全歼的问题了。

而在这个紧要关头,王耀武给胡琏下令,胡琏又给杨伯涛下令,放开一条口子,让日军逃跑,以至于把一场歼灭战打成了一场击溃战。

战后盘点损失,王耀武第四方面军的损失也仅比日军少了一点而已。

这种结局本是不应该出现的。

王耀武部的损失大部分是在前期发生的。

那时候日军兵锋甚锐,双方打的是一场硬碰硬的战争,在自身遭到很大损失的同时,也给日军产生了相当大的消耗。

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后期将敌全歼,不然,前期的损失不是白损失了吗?

确实,若是王耀武没下令放开口子,那整个湘西会战的战果至少会翻一倍。

但是,杨伯涛对王耀武的怨言是找错了对象,造成这一切的并非王耀武,而是何应钦。

何应钦这么做的目的有二:

一是重庆当时正在召开一次大会,何应钦急需拿着胜利的捷报回去“献礼”。

其二,何应钦是刚成立不久的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在陆军总司令部编制内的第四方面军若能在雪峰山打了一次胜仗,这岂不是说明了他指挥有方?

当然,后来在功德林内,王耀武把事实讲清楚后,二人的疙瘩从此解开。

再来说杨伯涛与黄维之间的矛盾。

应该说,二人之间的矛盾挑起者是杨伯涛。

黄维 图片来自网络

黄伯韬对黄维的苛责之处有四:

一是,黄维是军事指挥外行的问题。

二是,贻误战机的问题。

三是,关于在双堆集战场上使用“特种烟”和凝固汽油弹的问题。

四是,黄维率先逃跑的问题。

可当杨伯涛以18军军长的名义,以回忆录的形式,对黄维表达不满的时候,黄维一边写文予以回击,一面驳斥:杨伯涛根本不是18军军长,他只是个副军长。

言外之意就是说,杨伯涛写回忆录可以,但根本没有资格以18军军长的名义来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说黄维是军事指挥上的外行,这话有些不客观。

抗战爆发后,黄维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均有不俗表现。作为在黄维担任18军军长时期的11师上校参谋主任,杨伯涛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黄维指挥僵化、有些教条这个缺点也是有的。

这问题的原因主要是:

其一,性格上的原因。

其二,黄维是在德国学过军事的。德军打仗往往是一板一眼,很少变通。

其三,黄维在大多数时候是在讲台上,而非一线战场上。在战场的临机处置上,确实不如那些始终摸爬滚打在一线的指挥官。

但这并不能说明黄维是军事指挥上的外行,只能说黄维的军事思想已经远远不能适应解放战争了,尤其是不能适应华野和中野那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其实,不能适应我军的战略战术者,又岂是黄维一人?

在淮海战场上,蒋军名将汇集,除有蒋氏瞎指挥、乱干涉的因素外,其他将领的临战指挥也没说强到哪里去。

那么,杨伯涛为何要如此抨击黄维呢?

要知道,作为一个军事将领,被人讥为军事上的外行,这恐怕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讥讽了。

原因只有一点,那就是作为胡琏的心腹,杨伯涛对由黄维出任12兵團司令官是不满的。

其实,黄维根本就不愿意来当这个兵團司令官,他只不过是被是蒋氏、白崇禧、陈诚三人达成平衡后,共同推出来的一位被三方都能接受的人选罢了。

当然,这其中还有另外的因素。

在蒋系部队中多年的黄维深知,一个司令官手中若没有一支基本部队,那是根本无法指挥部队作战的。

好在这个问题被他的同学李良荣给解决了。

李良荣是个“官迷”,他来游说黄维来出任12兵團司令官的目的是为了将来黄维离职后,由他来接替。

因为他知道,黄维根本无意于当这个司令官。

因为从资历上来讲,他也是黄埔1期生,并且手中还握有整28师这一支基本部队。

终于,在蒋氏、陈诚、白崇禧3人的推动下,在李良荣的撺掇下,黄维放弃了到新制军官学校当校长的选择,改任12兵團司令官了。

作为12兵團的直接指挥官,华中“剿总”的白崇禧对黄维的欣赏要远超于胡琏。

因为胡琏指挥作战虽然比黄维要灵活,但对战略任务的执行很不到位。

因为战术是要服从于战略的,当战术违背了战略的时候,战术越高明,对战略的执行就越打折扣,甚至背道而驰,这就是成语“南辕北辙”的深刻含义。

这就是白崇禧为何评价胡琏是“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原因了。因为增援是战略,而“不动如山”这个战术,直接让战略目标没了。

而黄维呢,虽然对战术的运用不太灵活,但对于战略的执行却是不折不扣的。

如果胡琏能真心辅佐黄维,二人一个对战略执行到位,一个对战术能灵活运用,那么12兵團的战斗力无疑是很强大的。

可胡琏是承受不了司令官的位置落入黄维之手这个打击的。

从他担任“土木系”当家部队11师副师长时候起,就对一切能阻碍他上升的人明里暗里进行打击。

比如曾经担任过11师师长的叶佩高,担任过18军军长的方天,都是在胡琏暗中的策动下被挤走的。

好像11师师长、18军军长就应该是由胡琏来担任似的。同理,12兵團司令官也应该由他担任。

杨伯涛 图片来自网络

而作为胡琏的心腹,杨伯涛无疑与胡琏抱有同一思想。这也是他在得知胡琏要被提升为12兵團司令官后要进行大肆庆祝之时,却突然得知胡琏司令官的位置丢了,改由黄维担任,故而离开部队回乡的原因。

严格来说,在功德林内以及被首批特赦后,杨伯涛撰文来评价黄维是军事上外行的说法,在大概率上是过去蒋系部队之间倾轧的延续,而非客观地评价。

至于黄维贻误战机的问题,确实有。

这是黄维听了杨伯涛的劝说,准备向固县转进,与李吉甫(延年)兵團会合,然后集中两个兵團兵力,沿着津浦线向北打时期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被黄维派去第85军传达转移命令的18军作战处长突然失踪了。

黄维坚持认为,一定要等到这位作战处长回来后部队才能行动,而久经战阵的杨伯涛很清楚,在这个时候人还不回来,大概率是被俘了。

这一等就等了十几个小时。

待到黄维终于觉得不妙之时,再下令全军开拔,已经晚了。

这是黄维后来深感痛心,又是杨伯涛对其不断苛责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黄维为何要在这里犹豫不决呢?

严格来说,黄维在此犹豫不决,并非全是在等待这个作战处长,而是他的心中仍在纠结战略和战术这个问题。

因为他的战略是立刻北进,既增援黄百韬,又打通与杜聿明集团的联系。

而在中野向他包围而来,华野也有派主力南下迹象的时候,他选择向固县转进与李吉甫兵團靠拢,这是战术。

应该说,这是当时仅有的一个能够避免黄维兵團被中野、华野包围的上佳选择了。

可这个战术却是违背战略的。

这就是黄维的脑筋僵化之处了。

虽然说战术要服务于战略,但战略是要通过好的战术得以实现的。

不能因为执行战略就放弃好的战术,不然,哪怕再好的战略,也会因不好的战术而破灭。

由此可以断定,黄维不是军事上的指挥上的外行,而是他始终没能搞明白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关系。

至于在双堆集战场上使用“特种烟”和凝固汽油弹的问题,确实很重要。

黄维在被俘后的交代中说,把这一批能让中野和华野将士遭受到巨大损失的物品,交给了18军使用。

言外之意,造成这一切恶果的都应该由18军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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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的这个说法确实不地道。

因为命令是他下的,18军只是执行方,不能因为18军动用了这批物资,就把责罪完全推到了18军头上。

难道下命令的黄维不应该担主要责任吗?杨伯涛对黄维的这个抨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黄维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推卸责任,把责任“甩锅”给部下的因素在内。

关于黄维率先逃跑的问题,这个就有些说不太清楚了。

因为在杨伯涛看来,作为12兵團司令官,难道在突围时不应该与部下在一起吗?

但这个问题还可以换成另外一种角度来看,那就是黄维在突围中身先士卒。

难道黄维就不能率先打开一条通道,为部下做个“榜样”吗?

况且,与黄维一同逃跑的还有胡琏和吴绍周,只不过黄维和胡琏乘坐的坦克把桥压坏了,让吴绍周没来得及逃跑。

而杨伯涛只是抨击黄维,对胡琏却没有一言苛责。

难道兵團司令官不应该率先逃跑,兵團副司令官就应该率先逃跑了吗?

因此,这一条指责是不成立的。

这些抨击对于黄维来说,还只是毛毛雨。杨伯涛对黄维评价尤为苛刻的一句话是,黄维并不是外人看起来的那么有气节,他能够在功德林内表现的与常人不同,做出一副不配合的姿态来,是因为他知道,无论他怎么做,都不会有生命危险和不公正的待遇。

这句话,对黄维的打击尤其大。

至于这句话究竟是不是真的,那也只能问黄维了。

其实,无论是杨伯涛说黄维在军事指挥上是个外行,还是黄维驳斥杨伯涛的一些言论都很无谓。

因为即便12兵團在淮海战役中没有被全歼,那么,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他们就一定会逃脱吗?

充其量覆灭的时间有早有晚而已,其结局是注定的。

那么,黄维所说的,杨伯涛根本就不是18军军长,仅是一个副军长的还击究竟是真是假呢?

是真的。

因为在1948年11月29号(还有一种说法是11月30日),黄维给南京打报告,内容是,12兵團副司令官兼18军军长胡琏申请免兼,所遗18军军长一职拟由副军长杨伯涛升任。

而蒋氏的回复是“暂缓”。

这一封电报,后来曾经在台岛解密。

既然蒋氏的回复是“暂缓”,那黄维只能给了杨伯涛一个“代军长”的名义。

按照蒋军的惯例,只要“代理”了,除非在代理期间出了大问题,那么代理期至多不会超过半年就会被“扶正”。

而杨伯涛却始终未能得到“扶正”的机会。

1948年12月15日,在代理了18军军长半个月后,杨伯涛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至于他为何与黄维同样没有选择自尽,是因为他投水后觉得“水太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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