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海军政委苏振华因病去世，享年67岁。他没有墓碑，也没有墓地。遗孀陆迪伦比他小14岁，只提出一个简单的请求：写书，不为追忆，而是为了留下历史的痕迹。那么，中央为何迅速批准了这一请求呢？

1979年2月7日清晨，北京医院传来苏振华去世的消息。其病因简单地归结为“因病抢救无效”，然而，背后的情况远比表面看上去复杂。临终前的几天，病房进出多次保卫干部，因为苏振华的身份特殊——作为开国上将、委员、曾任海军政委，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万一发生意外，高层必须知晓。

当家属收到死亡通知时，已是早上八点。最先赶到病房的是陆迪伦，她站在门口，整个人愣在那里，久久未动。没人开口劝她，也没人敢对她说话。两天后，苏振华的遗体被火化时，才发现他脖子上竟然有异物。经检查，才知道这颗弹头是他三十年代战斗中受伤时留下的。当年医院技术有限，没能取出，直到他去世，弹头依然嵌在他的颈部，伴随他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时光。最初，医生以为是钙化斑点，直到手术时才辨认出这是老式步枪弹头。这颗弹头成了苏振华一生最后的军事遗物。

陆迪伦将这颗弹头交给了组织，然而，这件事并未公开，只是做了封存处理，并归档入军史档案馆。根据遗愿，苏振华的骨灰撒入了东海。没有骨灰盒，也没有墓碑，仅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东海”。有人曾问，为什么选择撒海？陆迪伦简洁地回答道：“他一生致力于海军建设，死后自然归海。”

苏振华去世时，他留下的个人存款仅有2000元。上级得知后询问家属是否有困难需要补助，陆迪伦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尽管有六个孩子正在上学，有的还在部队，陆迪伦始终没有提及“困难”二字。她只提出了一件事：“我想为他写本书。”这一请求在当时并不常见。作为一位上将，写传记并非每个人都有资格，尤其是这本书并非为宣传目的，而是由她提出的，最终获得批准。批准的理由也十分明确：“为了保留海军建设史料，允许立传。”

陆迪伦这个名字在北京军界并不算十分著名，但在海军文工团中，她却是举世闻名的好演员。年轻时，她姿色出众，擅长跳苏联舞，不喜张扬，堪称典型的“文工团玫瑰”。1960年，陆迪伦通过介绍认识了苏振华。当时，苏振华已接近五十岁，身为海军政委，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前妻孟玮早逝，留下了几个孩子，其中最小的才五岁。初见时，陆迪伦并没有急于答应，而是拖延了一年。在身边朋友的劝说下，她回应道：“人不能只看年龄，得看这个人活得值不值。”最终，她答应了婚事。

婚后不久，孩子们开始叫她“妈妈”，而这改变是孩子们自己提出来的。她每天清晨起床做饭，晚上送孩子们入睡，没有请过保姆，也未曾进入后勤系统，薪水一分不少地自己赚。一次，孩子因高烧不退，她在北医三院守了整整两天一夜，连水都没来得及喝。

1979年，处理苏振华遗物时，陆迪伦并没有留下过多物品。仅有三样东西：那颗弹头、一枚海军徽章和一封亲笔信。信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后事从简，不设灵堂，骨归东海。”至于剩下的2000元，她全部分给了孩子们，自己一分未取。

后来，出版社收到读者来信，询问为何苏振华这般高级的将军，却没有墓碑？陆迪伦只回复了六个字：“他生来不图名。”

1954年，苏振华因调令由陆军转入海军，担任海军政委。当时他42岁，连海军的军装都没换过，第一次站上军港时，问的第一句话是：“哪条能下海打仗？”回答他的人尴尬不已——那时中国海军刚刚成立，仅有4年的历史，舰船全是进口的，技术极为落后，战略关键的核潜艇更是毫无基础。

毛主席早在那时就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这句话对各军兵种而言简直不可思议。当时全国只有两名能画潜艇图纸的工程师。1958年，苏振华被任命为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组长。组员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其中懂苏联技术的不到十人，懂英语的不到五人，甚至有一个连电焊都不会。

这个项目起初面临重重困难，特别是在情报和技术方面。苏振华下令调集全国的科研力量，调派了北京、哈尔滨和青岛的科研人员，带着图纸和设备赶往船厂。项目初期的设计方案修改了五十多次，核反应堆温度不稳定，潜深无法计算，压载舱容易爆炸。曾有一次实验失败，模拟堆核心泄漏，导致实验室关闭了整整三个月。

尽管面临重重压力，苏振华依然坚持继续前行，甚至在报告末尾写下：“只许成功，不许逃。”1970年，首艘“091型核潜艇”下水试验。当晚，青岛外海戒严，通讯全部封锁，试航员进入前，所有人都写下遗书。苏振华在港口守了一整夜，衣服湿透，鞋子被浸湿。当潜艇浮出水面时，他没有说话，只是转身让人打电话：“报告中央，第一条成了。”

外界普遍认为试航成功后会迎来轻松的日子，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常态化量产。工厂设备缺乏，实验人员的防护不到位，事故频发。1973年夏天，一次反应堆高温爆炸，差点烧毁整个工段。当苏振华赶到现场时，三名工作人员全身烧伤，氢气泄漏，现场依然没有人退缩。苏振华进入现场时没有穿防护服，只有戴着口罩，在巡视了一圈后才感到头晕，并在会议室里晕倒。医生诊断为急性中毒，虽然没有住院，他打了两瓶葡萄糖后继续上班。

这个项目直到1974年才正式列装，编号“长征一号”，中国首艘自主研发的核潜艇。工程完成后，军委召开了庆功会。苏振华在会上只说了两句话：“核潜艇是为了让别人不敢打进来。”

苏振华去世后，陆迪伦提出要写书。有人提醒她：“将军多了去了，谁都有传记。”她直言回答：“这本书不是写给自己看的，而是给后人看的，让他们知道中国海军是如何建设起来的。”

申请得到批准后，面临的问题是，苏振华生前的大部分文件都属于机密，无法轻易公开。要获取这些资料，必须逐层申请，经过军委批准。陆迪伦耐心地奔走于海军司令部、档案馆之间，花了半年时间才获得第一批资料。许多事情已经无法确切记得，她只能通过访谈和口述记录来还原历史。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陆迪伦住在总政分配的小屋里，几乎靠手写完成了这本书。1983年，《苏振华传》终于正式出版，首印五千册。首发当天，书摆在军事博物馆，来的人不多，买书的人大多是部队家属。很多人看完后才知道，苏振华的后半生没有墓碑、没有留下财富，唯一留下的，是核潜艇和东海的浪花。

书的最后一页写着：“陆迪伦整理记述。”出版社原本想写“作者”，但陆迪伦坚持改为“搬运工”。多年后，她将那颗弹头交还给海军博物馆，用玻璃罩封存，标注为“苏振华战争遗物”。旁边没有详细的介绍词，也没有展览海报，只有简短的注释：“来源于1979年，苏振华火化遗体。”

晚年，陆迪伦很少出现在公开场合，她没有拿过一分钱稿费，只是说过一句话：“得让人记住，他真干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