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阿毛
编辑丨历史国编辑部

现在人们常以封建二字形容任何落后、不合时宜的思想，但严格来说，封建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制度。封建制的君王在名义上统治全国，然其直接管辖的区域通常仅在首都一带。远方疆域则分封与宗室或功臣管理，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地建立国中之国，也就是诸侯国。

诸侯国的领主有责任对天子纳贡，发生战争时也必须出兵支援王师。但除此义务之外，诸侯们的自治权限很高，对领地内的臣民握有生杀大权，亦可如君王一般将自己领地继续往下分封，形成卿、大夫或士等阶级较低的贵族。

在通讯与科技都不发达，行政效率相对原始的古代，国家权力难以集于一身，封建制便是一种权宜之计。君王将权力下放，经由诸侯与士大夫等一层层的贵族，间接性地统治全国，但维持君臣关系的依据只是最初的血缘或建国之功，以及之后漫长而僵硬的世袭承传。

世袭制是维持封建的必要手段，各个阶层的贵族特权必须代代相传，永世不变，国家乃得久安。然而流传数代之后，分封初时的亲属关系必也淡薄，各层诸侯、大夫之间都疏远为同宗不同心的家族。各家实力差距渐大，自然有人无视古法，罗织各种名义恃强凌弱，侵夺土地。此时王室若衰，无力震慑诸侯，各地强豪倾戈相争的现象就会越演越烈，直至整个封建制度瓦解为止。

中国于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前771年）大行封建，维持了270余年的安定。后至前771年，蛮夷犬戎攻破首都镐京（今陕西西安），杀害周幽王，迫使周王室迁都雒邑（今河南洛阳），是为东周之始（前770~前256年）。

此时周天子的威仪已大不如前，东周前期便也是诸侯们竞相争霸的春秋时代（前770~前476年）。春秋近三百年间，共有52个诸侯国遭兼并覆灭，大小战事480多起，周初形成的封建秩序显已迈入崩坏。

封建虽坏，那为了维系封建而必须坚持的世袭传统，则在讲求颜面的特权阶级间催生出比秩序更强韧之物，使一种类似西方骑士精神的荣誉感，能够持续于春秋而未坏。春秋期间的战争基本便是贵族间的战争，十分讲求礼仪。即或捕捉敌国国君，亦需请礼客套，一旦粗鲁则为诸国所不耻。

春秋多车战，战国多骑战，原因之一是春秋时中原马匹体型可能较小，或不宜骑乘；之二也因为战车是更加精贵、频需保养的武器，非华族不可多有，车阵会战便是贵族子弟的立功良机。正式交战之前，有时双方还会各派一台战车出阵决斗，彼此轮流互射箭矢，称作“致师”，更是一项贵族间逞威风的仪式。

春秋时期战车还原图

春秋多会战，战国多攻城，也是因为攻城战中攻方死伤必重，驾驶战车的贵族不愿承受，战事多以围城谈判而了。战国时期国家权力强化，可广征百姓为步兵大军，命其冒死蚁附敌城，攻城破城之例乃多，战争亦愈渐残酷。

但起码在春秋初期，战争仍带有贵族间的矜持抑或傲慢，不时尚有优势方“让手”的案例。譬如在前684年的长勺之战，齐鲁两国车阵相对，当时齐军便以大国之傲让利于鲁，兀自鸣鼓而不冲鲁军。此间意思，是先让鲁国战车开始奔驰加速，齐军战车再冲，在战术层面为很大让步。

但鲁军主帅曹刿却是个聪明小人。他让齐军接连鸣鼓两次，使其以为鲁军不敢迎战，第三次齐军鸣鼓时才下令鲁军冲锋，大破齐军于其不备。后人多赞曹刿，乃有“一鼓作气”这句成语，讲的是鲁军最终出手果决，其实却是先被齐军接连让手，随后再攻人不意。

而齐国终究大鲁甚多，贵族相争又不多至死战，长勺之战两年后齐鲁遂又和好。齐国国君齐桓公娶鲁国公主为夫人，之后更成为诸侯霸主。

之后又有个宋襄公，部分史料亦称为春秋五霸之一，则是比齐桓公更爱自称仁义。前638年，宋楚战于泓水。时楚兵强大，人劝襄公趁楚军渡水之时截杀，襄公却让手楚军，待敌兵皆渡，又妥善列齐阵式，才上前与战，结果导致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受创，来年亦死。

可想而知，当时间越接近战国，如宋襄公这般天真的人便越少。战国中行政最有效率的秦国，最终统一天下，建立各地官员全由皇帝指派的郡县制。世袭贵族不可长久盘踞一方，讲求礼数的战争便与封建制一起消失。

欧洲的中世纪（500 ~1500年），也曾如西周一般大行封建，两者社会结构曾经相当雷同。和中国的周天子一样，西方的国王也将亲属封以公侯等爵位，各于王国中分据领地，宛如自己的小王国。

国外教学软件介绍欧洲封建制（feudalism）的截图，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从上至下分别是：国王与王后（kings and queens）、领主与夫人（lords and ladies）、骑士（knights）、平民与农奴（peasants and serfs），与西周的中国如出一辙。

这些高阶贵族又再将领土往下分封，最后分至骑士，也很类似中国古代的“士”这个阶级。两者均属最低阶的贵族，同时又是战争时的主力。中世纪的战史便也类似中国的春秋，带有重视荣誉的骑士风格。

位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国王路易一世（Louis I of Naples 1320~1362）授予骑士爵位。

而中、西贵族虽然都在各自的时代里主导战场，他们体现优越感的方式却有不同。中国的强大诸侯如齐桓公、宋襄公等，是以过度礼让来展示自信。西方的王公侯爵，则是相当介意自己的名誉受损，绝不可忍受被称作懦夫，受到侮辱就必须还以武力。

这是因为欧洲尚武精神强于中国。中世纪之前，罗马人已在欧洲建立如秦汉一般的集权帝国，由中央派官治理各地。之后罗马被日耳曼等蛮族的骑士消灭，欧洲这才倒退回较为原始的封建制。

击败罗马时的军功，是中世纪欧洲贵族们的特权依据。骑士阶级的子弟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会打仗，武勇方面的评价乃是至关紧要之事。

1890年法国画家Sylvestre的油画，描绘了五世纪时罗马遭蛮族攻陷的情景。

并且欧洲封建制的维持时间又更久。中国以一夫多妻之故，贵族人口增长过快，民地不足供养，封建制便只在西周行使不到300年，春秋之时就因贵族间的争霸而使秩序崩坏。

反观信奉基督教而一夫一妻的欧洲人，则让他们的封建续存了将近千年。代代世袭爵位的贵族们，也因家世悠长而极端注重名誉。即使会在战争上遭受不利，名誉受损时也非得上前决战不可。

譬如十世纪的东法兰克王国（约今德国）曾发生内战，国内弗兰肯与撒克逊这两处地方的公爵起兵相杀。当时的弗兰肯公爵名叫埃贝哈德（Eberhard 885~939），他攻打一座被撒克逊人占据的埃里斯堡（Eresburg）时，就亲至城堡门前叫喊，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撒克逊人不敢出城决战。

1670年代的埃里斯堡，当时位于山丘顶部的城堡与高塔已经荒废。

这话是在羞辱对手无胆，只知龟缩。若是冷静地分析形势，撒克逊守军应该无视这项挑衅，继续守城，求战不得的埃贝哈德公爵就只有三条路可走：围城、攻城、或着退兵。围城将消耗大量时间与粮草，攻城将带来重大损伤，退兵则等同认输，不论哪项都对守方有利。

这般情景亦曾出现于中国的古战场。楚汉相争之时，汉军长期坚守广武城，楚霸王项羽便亲至城下邀战。根据史记所述，项羽见到刘邦立于城墙上，直接对他喊道：“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

当时中国已经历了战国与秦朝，距离春秋时代那种讲究武德的战争已很遥远。市井小民出身的刘邦当然不可能出城去与霸王单挑，便只是厚脸皮地笑着回答：“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然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名誉却可以比战术考量更重要。前述的埃里斯堡乃是东法兰克国王的行宫之一，而当时的国王奥托一世（Otto I 912~973）原本正是撒克逊地区的公爵，前来攻打的埃贝哈德则为叛臣。

撒克逊人出身的奥托一世又被称为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是中世纪著名君王之一。上图为其镀金雕像的复制品，原作造于1240年，今已不存。

守城的撒克逊人已怀王师之傲，又尽为骑士阶级的贵族，便无法忍受这份来自逆贼的侮辱。全军在盛怒之下放弃一切防守优势，冲出城门决斗。

埃贝哈德虽然成功诱敌出城，最后却被斗志高昂的撒克逊军惨败。中世纪的史官记录此战役时，便没有批评撒克逊人轻佻无智，反而赞许他们为了荣誉冒险出战。

然而即使因为忍不住挑衅而战败身死，欧洲史书对这类人物的描述也大多带有同情。譬如在885至886年间，北欧的维京人攻打西法兰克王国的大城巴黎，久围其城而不去。

886年八月，身为国王亲信的亨利侯爵（Henry the Margrave ?~886）率援军来救。此时维京人扎营城外，已在营地周围挖掘堑壕作为防御。亨利军至时，几名维京散勇冲出堑壕外，对骑在马上领兵的亨利投掷标枪，并出口辱骂。

亨利大怒，立即率领骑兵对维京营地发起冲锋，结果坠马壕中，其人尚未爬出至平地，即遭维京长矛刺死。亨利死后，其部众随即败退，巴黎之围故不得解。直到同年十月另一支法兰克大军来援，才终于将维京人驱散。

1830年代法国画家Schnetz的油画，描绘了围攻巴黎的维京人最终遭法兰克骑士击退。

已见深沟在前还纵马硬冲，亨利在史书中便不免鲁莽之名。但历代史官却都认同他在受辱之后必须出战，只是出战的手法不够聪明而已。要是不做出任何反应，亨利就会被当成一个懦夫，伤及自身名誉之余也将重击士气，在中世纪的贵族文化里或许是比战死更糟的结果。

这种观念直到中世纪后期也依然根深蒂固。譬如1410年，德裔贵族所领导的条顿骑士团与波兰开战，两军在格伦瓦尔德地区（Grunwald，今波兰中北部）对峙一段时间，后来也是因为其中一方受到嘲讽而开打。

当时波兰国王约盖拉（Jogalia 1362~1434）有意拖延，按兵不出。骑士团大团长乌尔里希·冯·容宁根（Ulrich von Jungingen，1360~1410）遂派遣使者，往波兰军营赠送两把长剑，说是要帮贵国国王壮胆，使其不畏战场。

如此的激将法中国亦有。蜀汉、曹魏战于五丈原时，魏军主帅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便向魏营送去一套女人的衣服。只是司马懿老谋深算，收了女装也继续维持守势，但波兰王收了双剑之后却是为了名誉而别无选择，即与条顿军鏖战。挑衅成功的骑士团最后也没占到便宜，终究被波兰军打败，大团长容宁根亦于此役阵亡。

爆发战役的格伦瓦尔德位于波兰，该市镇至今仍以条顿骑士赠送的双剑作为市徽，以纪念当年的胜利。

而上述案例多为高阶将领之间的嘲讽，用语尚且比较含蓄。前线的士兵在列阵相对、尚未开打时，亦有上前互相叫骂的习俗，英语谓之“flyting”，中文或可译为“对骂”。

春秋时期两军开打之前，也有先派猛者驾车出阵，互相射箭单挑的致师。欧洲人的flyting也是有点类似的战前仪式，只是把战车换成了嗓门较大的骑士，又把羽箭换成了一无忌讳的粗言秽语。不论屎尿或性行为的相关俚语，抑或称呼对方娘亲为娼妓母狗，什么脏话都可骂。并且光是粗鄙还不够，更要骂出创意，使对方一时不知如何回嘴，才是最佳。

换句话说，悠久的封建制度虽然让中世纪的骑士极度注重名誉，却不见得在意文化，所形成的贵族便比春秋时的士大夫粗旷许多。

而在进入文艺复兴之后，欧洲诸国亦如秦汉一般开始集中国家权力，欧洲的封建制遂也走向没落。尤其在火药武器普及后，骑士们的昂贵铠甲可被子弹轻易贯穿，战场主力便逐渐转为手持火枪的一般步兵。骑士这类专精武功的低层贵族，便和春秋之末的“士”这个阶级一样，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早期欧洲火枪还原图

然而骑士阶级虽然消失，公爵侯爵等高阶贵族却继续存在。他们难以再像从前一样手握重兵，霸据国中一隅，却仍然享有相当的特权，时常以国王亲信的身份担任高官。这些贵族的职能渐与军事脱节，变成类似中国郡县制中依附皇权、世代为官的门阀望族。

此时欧洲的贵族便开始讲求雅趣，就连flyting这种对骂也转换成说笑性质的表演，出现在王公侯爷的宴会之中。原本对骂的作用，是在为即将发生的血腥战斗铺陈，此时争斗的却是机智与幽默。两方用词仍存秽语，但更加注重以巧妙的修辞来损人，且还讲求音节押韵，好似一场对诗比赛。

1545年宗教改革时期的木刻本。书中收录了一段调侃教会的对骂，其中有“对教皇放屁”这段词句，故附此插图。

早期战场上的对骂，是前线士兵的即兴发挥，详文鲜少为人所记。最早被全篇记录的对骂便源自中世纪末的1500年左右，互骂双方是名叫邓巴（Dunbar）和甘迺迪（Kennedie）的两名苏格兰诗人。

这场对骂竞赛据说是在苏格拉国王面前的一场公开表演，对骂时每人还与一名裁判搭档。裁判的工作应该是在参赛者被骂到生气时上前制止，此时却也不会有人在对骂中当真动怒，两名裁判便成为参赛者身边的陪骂角色，并且也都为诗人。

甘迺迪对邓巴开骂时，说出了以下三句，是最早在文献中出现“fuck”这个单词的案例之一：

Poorly-fucked foundling, that nature made a runt, Both John of Ross and you shall squeal and grunt, If I hear aught of you ever writing more. 肏的很差劲的爱抚， 那就是（你这个）窝囊废的德性， 你和约翰罗斯（邓巴的陪骂裁判）都应该叽叽惨叫， 如果我听到你俩还敢写出任何东西。

这三句是在骂邓巴身为诗人的文笔极差，每句长短都是10或11个音节，前两句以runt和grunt押韵。和战场上骑士相杀之际的叫嚣相比，此时的对骂不过是贵族间的一项游戏，用语应已斯文不少，两方互相挨骂也不以为意，但现在听来仍很低级。

但如果不是说笑，而是正格的出言侮辱，则还是会引来剧烈的反应。因此欧洲贵族间经常为了保护名誉，而私下动起刀剑或手枪决斗，直到19世纪都屡见不鲜，这也是从前讲究武勇的中世纪遗风。

中国的封建制度仅在西周运行不到300年，如今贵族阶级便彻底消失了。而欧洲的封建在中世纪维持长达千年，便时至今日也还有人以贵族头衔自居，并以此世袭身份为傲。

时下小说戏剧对欧洲贵族的描绘，总是偏向典雅从容。而若溯往追源，这些贵族的祖先则大多是脏话连篇又经不起挑衅的莽夫，不打仗之后还曾流行以低俗言语对诗互骂。历史的原貌和今日的贵族形象对比，倒也有着不亚于flyting的一番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