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公安部经侦局列为全国集群战役的重案，在“关系运作”下，涉案金额非常神奇地从630多万降到100多万，再降至20多万。

如果没有“关系运作”，涉案金额还可能从630多万办到4000多万，甚至更多。

在本自媒体此前发布的文章 掉包、分案、移花接木，大鱼溜走了 ——公安县“基层背锅大战” 中，根据已经所能获得的材料，初步分析和梳理出：一个在当地颇有些关系和能量的人士龚德明，通过向包括但不限于司法局副局长皮德建、技术监督局稽查分局局长陈德才、经侦大队长赵宏维、案件承办人刘中华及其他民警、检察官李大海等人“活动关系”，甚至还可能涉及更多及更大领导，形成的利益链条，大变魔术般操弄案件。

而在公安县监委截至目前所调查的结果，和公布的信息中，这个利益链条上的几乎所有关键信息，出于不可言说的原因，都被进行了切割和屏蔽。

取而代之的简化版本，被指“移花接木”：将级别很低的办案民警刘中华作为主导案件核心，由代理律师苏良治实施行贿。

这个简化后的版本漏洞百出，经不起任何推敲。

Part1本已清晰的行贿受贿链条指向，调查断了链子

刚获得的一份龚德明笔录显示，为运作该案，龚分别找了公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长赵宏维、中队长刘中华，检察院李大海，质监局陈德才，和法院的杜家峰等帮忙。

通过公安县法律工作者赵东平，司法局副局长皮德建，龚德明认识了赵宏维和刘中华，又通过刘中华认识了李大海，通过赵宏维认识了陈德才，通过李大海认识了杜家峰。

这份询问笔录，进一步验证了笔者上文中所初步分析和揭露出来的那个利益链条。

诡异的是，已经如此清晰了的链条，不但没有顺藤摸瓜查下去，反而掉了链子和拐了方向——据刘中华，龚德明给了作为介绍人的皮德建5万元好处费，未见调查核实；赵宏维拿了多少好处，未见；陈德才拿了龚多少好处，除了监委通报中提到的香烟，违规接受旅游和宴请，并由其支付2000元餐费，还有没有别的，未见调查及公布。

本应已很清晰的链条，被做了刻意的回避，或者掩饰。譬如，龚以给技监局和公安各交的20万元“罚款”，去向成谜。

根据龚德明的这个供述，他通过李大海认识了法官杜家峰后，除了经常一起洗温泉，还经常一起吃饭、喝酒、喝茶、打麻将。

龚德明还把“自己的一个案子”，交给杜家峰的律师儿子代理，给了15万元的代理费——这个很重要的情节，也都没有被调查和体现。

利益输送链条（新增关键环节）：

（1）资金与利益流向

（2）案件操纵新增细节

杜家峰给出的回报，在黄大平等人被判决后，因为有一个10天的上诉期，而黄大平等想通过办一个“担保”获释，李大海带他去杜家峰的办公室签了“担保”，杜家峰拿着“担保”去找法院领导签字，拿到释放通知书。

办案人员已经发现，一共六个人的保证书，都在2018年1月19日同一天签署，可上面签的时间却还有1月23日，1月24日和1月27日。龚德明答，这是因为还有人没到刑满期，为了省事，杜家峰就让他一次性都签了。

根据龚德明的这一说法，第一，公安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8日对黄大平等人，做出的从有期徒刑六个月，到五个月拘役不等的判决，基本上就是“实报实销”；第二，做出判决的，是一个叫谭文武的法官，而非杜家峰，所谓杜家峰收了5万元贿赂就导致此判决结果，因果和利益关系没有建立；第三，杜家峰在这个过程中起的作用，充其量就是让人顶多早几天回家；第四，签字的“法院领导”是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也未见体现。

关键问题总结（系统性漏洞）：

图表化关系链：

核心结论：

新披露的笔录与判决书进一步暴露：

腐败网络层级更高：司法局、法院高层参与，且存在"父子利益输送"等隐蔽手法；

监委调查存在包庇：对皮德建、杜家峰、谭文武的刻意回避，显示系统性监督失灵；

资金黑洞仍未解开：65万元中50多万元去向、质监局/公安局"罚款"消失问题亟待深挖。

Part2“平时表现不错”，和“立了功”的李大海

通过一定渠道才获得的李大海判决书显示，2016年至2020年期间，李大海利用职务便利，6次收受他人所送现金共计27万元。

其中，龚德明就送给他三次：2017年在办理黄大平等一案中，收受龚德明黄鹤楼1916香烟2条、运动服一套及现金12 万元；于2019年上半年在阳武涉嫌非法采矿罪中，收受龚德明现金2万元；在2020年上半年阳杰非法采矿案中收龚德明2万元，介绍相关人员与龚德明认识。

无论公安县监委等对李大海的调查过程，还是异地管辖审理此案的石首市法院，对李大海在两起非法采矿案中收受的金额是否属实，以及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均没有展开。

此外，2016年下半年，李大海在办理邓克美涉嫌贪污犯罪 案中，收受邓克美的辩护律师送一万元，后李大海对邓克美作出相对不起诉；2014年下半年、李大海在办理苏国辉滥用职权案过程中，接受吃请，并收受和天下香烟2条。李大海故意漏诉，苏国辉违规为公安部B级通缉犯X建军办理虚假户口、为在逃人员邹立斌申报办理虚假户口，造成苏国辉重罪轻判。

无论公安县监委等对李大海的调查过程，还是异地管辖审理此案的石首市法院，对涉及到的钱物金额是否属实，均没有展开。而根据一般的常理，所请托事项与所收受财物，实难划等号。

即使如此，无论起诉机关还是法院，都很草率及轻易认定了李大海的立功、自首等情节。

李大海的辩护律师还提出，他“平时表现良好，主观恶性不大，依法应酌情从轻处”，这个没有被法院采纳，否则的话，就可笑了。

上述，以及应属李大海“主动交代”的，律师苏良治在办理黄大平等案件中向其行贿10万元，各种立功、自首而“从轻”的结果，李大海犯受贿罪、徇私枉法罪，二罪合并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10万元。

判的真轻，立功和自首能被如此就轻易认定，无怪，在所谓律师苏良治对公安刘中华、检察官李大海和法官杜家峰的行贿案中，只有李大海一人不喊冤的。

苏等认为，李大海所谓收受了苏良治10万元的贿赂供述，是为了配合公安监委将龚德明实施的行贿行为摘出，而做的虚假供述。虽然尚无法确定，他的这个配合，在他能被轻易认定自首和立功中，占到多大比重。

Part3刘中华替领导“顶缸”需要下“剧本重构”，律师成为行贿人

公安县公安局于2017年所办理的黄大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一案，涉案金额由可能的4000多万，变成630多万，到只以100多万的金额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这个“瘦身”由公安完成。

据刘中华等，这个案件系由公安县技术监督局发现并移交公安机关，经层层上报，及公安部经侦局批准，发起的全国集群战役，而且，还被列为2017年荆州市公安局十大精品案件之一。整个办案过程，除了要报经侦大队长赵宏维，还需要经法治大队，及各级领导层层审批。

刘中华说，别说这种级别的重大案件，哪怕平时办理普通案件，也得经过这样流程。

仅已有的各种信息就均显示，在公安阶段，至少应是时任经侦大队长的赵宏维深度参与，影响案件走向。赵宏维之上，是否还有更大和更多的领导参与，更不得而知。但在公安县监委的调查中，却从赵宏维这个级别开始，就已被“隐身”。

赵宏维被“隐身”的直接后果，刘中华需要被推出来“顶缸”。他自己所承认的，曾从龚德明处收受的香烟、茅台、手机、空调和帮助处理罚单，一共一万八千元左右的“好处”，不足以解释如此重案在公安办案阶段的“大瘦身”。他需要“被行贿35万元”，并且独力主导公安的办案进程和结果。

为了这个需要，新的剧情诞生——黄大平的家人郑珊丽和律师苏良治，行贿刘中华35万元；再由刘中华介绍认识李大海，苏良治他们行贿李大海10万元；再由李大海介绍认识法官杜家峰，苏良治他们再行贿杜5万元。

这个剧情出来，龚德明实施的另外一个行贿链条就被全部淡出。

这个剧情里，从2017年10月底开始，刘中华提审黄大平，趁同事范毅出去抽烟的机会，和黄相互预谋：总共给刘50万元，由刘搞定公、检、法全部。

虽然，实情却是，不但10月底，刘中华整个10月份都并没有提审黄大平。为了模糊这个并不存在的提审，连根据看守所提审记录可以很容易查到的提审日期也不提了，只含含糊糊说成10月底——律师苏良治会见黄大平发生在10月31日，黄和刘相互的预谋需要通过律师会见传递给律师和家属，因此，刘中华对黄大平的提审和相互预谋，必须发生在律师来会见之前。

接下来的行贿环节，在对刘中华的案件中，被表述为：2017年11月6日在新一中附近，刘中华收受苏良治、郑珊丽35万元现金。

而在对苏良治的案子中，这个行贿仅被模糊的表述为发生在2017年，没有具体时间，也没有具体地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郑珊丽和苏良治前往公安县的时间线，和刘中华的那个11月6日对不上。

更令公安县监委无奈和尴尬的是，郑珊丽宁死也不配合做这样“假证”，监委只好放弃，给出的理由是：郑珊丽性格极端偏激，情绪不稳，精神状态失控，且多次流露出自杀倾向，继续向其调查存在严重办案安全风险隐患。

“精神失控是否有医学证明？郑珊丽如果真的行贿，会以自杀相威胁来对抗调查？被调查人扬言自杀，难道就不用调查了？”公安县监委的这一说法，显然难以服众。

“剧情”里，大家都在赶时间：案件于2017年11月8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当天晚上就通过刘中华介绍和检察官李大海认识，由郑珊丽和苏良治给李送了10万元。检察院经办人对此的解释是，刘中华和李大海并不是第一次合作。然而，据苏良治，无论刘中华还是李大海的判决书中，都没有提到他们之前有过其它合作。

2018年1月16日开庭，1月15日晚上才由李大海介绍认识，苏良治给“法官杜家峰”行贿5万元。这种剧情的逻辑里，苏良治之所以只能行贿杜家峰，是因为李大海和其系战友，而苏良治认识李大海。

闹出来的笑话就是，直到杜家峰因为被苏良治“行贿”，都已经刑满释放了，苏良治还连认识都不认识他。而且，杜既不是案件主审法官，也不是主审法官的领导，到底是怎么对这个案子的判决“施加影响”的，公安县监委的调查也没有体现。

Part4大变魔术，罗织经和分案术下如何“铁案如山”

如此漏洞百出，严重违背常识的行贿链条是怎么形成的？案件的办理过程，发生的时间线与因果链、证据链大致如下：

2020年底，赵宏维因他事被留置，为了“立功”而检举出此案。

2021年4月，李大海被留置。

4月20日，刘中华主动到纪检委说明情况，承认自己从龚德明处先后收受香烟、茅台、手机和空调、被帮忙处理了3000多元的交通违章罚单等。

2021年5月，黄大平等人再被抓获，羁押在公安县一家酒店。

继而，龚德明、赵宏维、皮德建、陈德才，及可能涉及到的主审法官等，诸多关键人物和关键信息被隐身。

2021年6月14日，刘中华接到公安县纪委监委电话，以为是去结案签字，结果却是开始被留置。直到2021年10月国庆假后，监委办案人员反复要刘中华交代，苏良治和郑珊丽两人向他共同行贿35万元，刘中华始终不认。

2021年12月3号，公安县监委和检察院负责批捕、起诉的领导一起去见刘中华，告诉他，“材料对你很不利，最好积极配合，争取从轻处理。”刘中华感觉，其他人已经都“被迫”承认了，只好按照这个要求做出口供，还“积极配合”，做出那“子虚乌有”的35万元贿赂款去向。

律师苏良治，2021年3月17日在广州第一次接受询问时，还说不关自己的事。

2021年6月23日，苏良治接到已在羁押中的黄大平微信视频通话，当着在场的监委工作人员，说他给刘中华送了钱。感觉莫名其妙的苏良治赌咒发誓，说自己绝对没有。

2021年7月8日，苏良治接到监委电话，通知他回公安县把之前的笔录做小小的调整。7月9日，应邀返回公安县的苏良治被各种软磨硬泡，要他承认从黄大平的朋友、生意合作伙伴李本军那里拿了钱去行贿了。

这个李本军，不但系介绍龚德明为黄大平跑事的中间人，还是黄大平的生意合作伙伴，各种经不起查，在公安县监委人员的威胁下，充当了承认给苏良治、郑珊丽提供50万元行贿款的证人。

苏良治否认，于当晚被公安县公安局埠河派出所以涉嫌诈骗传唤。

7月10日，监委让公安给苏良治“违法”办理指居手续，至8月16日期间，不准律师会见，无法与外界沟通，“还要担心家里的两个孩子，工作的事情也耽误了，好多案子要误了开庭”。办案人员还威胁，会将6个月的期限用尽。

为了“及时止损”，苏良治开始配合办案人员，形成自己向公、检、法行贿的口供，换取被取保及被承诺不起诉。

即使杜家峰在刑满释放后为了申冤找到他，已经因为做了假证感到尴尬和愧疚了的苏良治，依然不肯配合杜家峰，希望等到自己被不起诉的期限满了以后再说。直到2025年2月24日，苏良治也被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罚金15万元，被承诺的幻想破灭，加入喊冤队伍。

2021年3月18日，郑珊丽开始接受调查，无论公安县监委等对她如何威吓和劝说，直到最后也拒不承认自己行贿刘中华，反而全身而退。

2021年10月12日，已经取得苏良治等的口供以后，公安县检察院以涉嫌徇私枉法罪对杜家峰刑事拘留并逮捕，后变更主罪名为受贿罪。哪怕他到最后也不承认从苏良治处受贿5万元，依然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整个过程，充分彰显“囚徒效应”和现代版之《罗织经》。

如此“做出来”的，而不是“办出来”的案子，如果放到一起审理，证据链条间自然难免各种尴尬。于是，根据目前信息显示，凡是涉及到的所有人，无论没有被深入调查和移送司法的陈德才和皮德建，还是被以各种理由移送司法了的龚德明、赵宏维、李大海、杜家峰、刘中华、苏良治，全部都进行了分案处理。

分案处理时间线及因果关系图表：

分案时间线：

而更令人遗憾，和需要引起警惕的是，所有这些过程，都得到了司法机关的全程配合，和保驾护航，以及为之背书。本就是利用口供作为主要证据的案子，证人出庭制度却在所有案子中都得不到保证。这种流水线一样的献祭“替罪羊”，和权力共谋或隐或现，所进行的系统性罗织逻辑背后，办案人员可以根据需要随心所欲操弄案件，所体现出来的权力之随意与任性，令人无法不生毛骨悚然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