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极简中国近代史系列的第12篇，感兴趣的可以浏览前面章节。

这一篇开始正式进入第二次鸦片战争，首先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表格。

这是英国殖民者19世纪在全球四处发动侵略战争时的伤亡图。看完对比我们很遗憾的得出一个结论，我大清军队真的是全世界战斗力的“地花板”。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只死了69人，第二次稍微强一点，也不过405人。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祖鲁人和毛利人，这些当时只是半开化的土著部落，干掉的英军都比我大清国的多。

还有现在网上被评为战五渣的印度，也能在民族大起义中杀掉6000侵略者，展示出了民族的血性，那么，大清这是怎么了？

话题回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对英国人来说，最大的成就当属完成了多年的夙愿，让清政府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

做生意讲究个以和为贵，既然英国人夙愿得偿，怎么还有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呢？问题就出在这五个通商口岸，因为有四个，通了跟没通一个样，似通而非通。

厦门说是贸易港口，其实基本上就是劳工出口；宁波1844年出口额有50万，5年后降到了5万，很好的展示了什么叫聊胜于无；福州更不用说，那是林则徐的老家，这时候林大人已经退休在老家当乡绅呢？就凭林大人的影响力，福州想通商都难。

那么就只剩下一个“优等生”和一个“差等生”了。

先说说优等生上海，在那个全民仇洋的年代，上海人民展现了他们超前的商业思维和国际化眼光，居然，不敌视英国人。

还是马克思同志总结的好：第一次鸦片战争就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中心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

英国人总结的更好：要不是上海，《南京条约》等于白签。

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口。英国人惊讶地发现，上海人居然不阻拦他们进城。上海人更惊讶的发现，这些英国人，居然主动选择了居住在城外，不进城了。

看近代史的时候，有个问题我始终想不明白。就是英国人为什么对进城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那时候的中国城市，没有先进排水系统，大便都是靠挑粪工一担担挑出去，又臭又脏，干嘛非要进城。

如果说是做生意，住在城外不是一样做么？有何影响呢？

直到看到英国人在上海的选择，我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因为两个字，“面子”！

谁说只有中国人好面子，英国人也好面儿，大家都是人，活着都是为了争口气。越是不让进城，英国人就越要进。你真让他进了，他反而嫌这嫌那，没劲儿了。

所以说英国人属驴的，得顺毛捋!

不进城的英国人在城外租地建屋，于是有了英租界，慢慢的又吸引来了法国人、美国人，有了法租界、美租界等等。

有意思的是，租界里完全仿照西方城市修筑，有了邮局、港口、铁路、银行，居住环境一流。结果有钱的中国大佬们也争相入驻，房价水涨船高，穷一点的老外反而住不起了，只能搬到更偏远的地方。

中国人和外国人，在这里居然阴差阳错的水乳交融在了一起，上海的贸易额也一飞冲天，奠定了中国第一大都市的地位，直到今天。

说完了上海，再来看看五口通商中的最后一口，“差等生”广州。

广州在对待洋人的问题上，一直很割裂。一方面，广州的富甲天下跟对洋人的海外贸易密不可分，双方其实谁也离不开谁；另一方面，广州人民又极度仇洋，坚决不允许洋人进入广州城。

做生意一起赚钱可以，想进城共同生活，门都没有！

以英国人好面儿的个性，双方那肯定是势同水火。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这些年里，英国人在广州就做一件事，要入城！广州人民生活的主旋律也是一个，反入城！

有多势同水火呢？我给大家扒一扒。

当时广州的高官主要有仨，钦差大臣耆英、广东巡抚黄恩彤、广州知府刘浔。1846年1月13日，顶不住英方压力的三人贴了告示，准许英人入城。

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广州人民贴了大字报：夷人敢进城者，诛！有小广告上还写着“先杀勾通卖国之奸臣”的豪言壮语，矛头直指耆英等人。

当时老百姓评出大清“八大汉奸”，耆英、黄恩彤和刘浔喜提前三名。

1846年1月15日下午，传闻刘浔与英人密订进城日期回署了，广州民众数千人冲进了他的衙门—放火，连衙门带朝服烧个精光，把刘浔吓得从后门狼狈逃跑。

最后没办法，耆英和黄恩彤只得找个背锅侠，把刘浔免职，然而告诉大家，前几天那个告示是试探大家态度的，反响很好，民心可用，以后进城这事谁也别提了。

这一通折腾，把英国人看傻了，敢情这城是真不好进啊。也因此，双方难得的消停了一段。

不过也就仅仅是消停了一段而已。此时英国国内，好战分子巴麦尊又上台了，出任外相。没错，就是那个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巴麦尊。

巴麦尊哪能忍这口气，立刻命令英国舰队炮轰广州，1847年4月1日至4月3日，900英军用36小时的时间进攻并占据了虎门、珠江的主要炮台，把所有的栅门拆除，把所有的火药炸毁，把所有的炮眼给堵上了。

得，炮口堵门上了，又得认怂。只不过这一次，耆英这老头子学精了，跟英国人商量了一通后，拿出一个方案，两年为期，两年后，准英人入城。

英国人也是很傻很天真，居然信了。耆英大喜，立刻着手在京城活动，目的只有一个，广州这地老子呆够了，我要回去，两年后，谁爱来谁来。

恰好此时，广州又发生了一起针对外国人的恶性事件，六个英国人前往黄竹歧散步打雀，遭遇村民拦阻，双方发生冲突。中国村民死一人，伤一人，六个英国人全部被杀，大部分尸体被切成了碎块。

看来耆英这老头子年纪大了，镇不住场子啊。经此一事，耆英总算如愿以偿，回京去了。下一个跳火坑的人，叫做徐广缙。

新的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接替了耆英和黄恩彤，成了新一届火中取栗的勇士。

两年之期很快就到了，1849年初，英国人又提出了要入城，希望徐广缙能履行两年前的约定。此时的道光已经重病缠身，也没了精气神，告诉徐广缙允许英使“入城一游”，其实这已经是妥协的意思了。

然而此时的广州人民，再次爆发了巨大的热情，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团练、乡勇，城内城外组织起了十万人马，捐款也凑集了数十万两。

好家伙，这一下把徐广缙的胆儿也喂肥了，肥到居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伪造了一份圣旨，大意就是我广州民众民心不可违，你们还是不要进了等等。

1849年4月1日，愚人节这天，徐广缙把这份假圣旨宣读给了英国代表。英国人做梦也没想到，大清也会过愚人节了，于是，他们信了。

折腾了这么多年，大概英国人也累了，再加上上海的贸易很顺利，实在也没必要在广州这地方多折腾。这一次，英国人居然没再强硬要求进城。

就这样，广州人民的反入城战争取得了胜利，徐广缙和叶名琛成了英雄。广州人民盖高大的牌楼以资纪念，并刻写一幅“众志成城”的扁额献给了他们的督抚。总之，广州的反入城，被大清上下当作了一次巨大的胜利，君臣上下，堕入了空前的喜悦之中。

然而，跟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在举国上下的一片狂喜之中，战争的阴影已经悄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