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一场特别的会议。身兼数项要职的罗瑞卿当时正在昆明军区视察工作,突然接到中办厅通知,要他尽快到上海出席会议。罗瑞卿带着疑惑来到上海,一下飞机迎接他的不是过去的中办厅工作人员,而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

罗瑞卿跟陈丕显、吴法宪都是老熟人了,关系一直不错。罗瑞卿一见两人,就察觉到不对:他们一反常态,说话做事的风格大变。老部下吴法宪一改过去的献媚,嘴角缀着不自觉的冷笑,时不时看罗瑞卿一眼。
而老战友陈丕显则眉头紧皱,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几次欲言又止。罗瑞卿开口试图寻找答案,陈丕显显然有苦难言,想说但没法说,更何况还有个吴法宪在旁边。罗瑞卿还发现过去一向健谈的陈丕显,今天跟自己聊天竟然时常接不上话,导致冷场。
面对罗瑞卿的探寻,陈丕显一味回避,来回就那一句话:“你到了就知道了,有人正等着你。”汽车一到目的地,罗瑞卿就急急忙忙下车,轻车熟路地小跑去小楼会议室。果然有人在那等着了。
等候的人严肃且平静地向罗瑞卿传达会议的内容和决定——会议已经开完、罗不用参加了。他们通知了三个问题,罗瑞卿大惊之余又十分费解:这有的根本是无稽之谈,有的是按毛主席、周总理指示做的。
看到罗瑞卿一脸的不可置信,他们遂向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这三条,有别的,你可以检查检查别的。”罗瑞卿更加疑惑了,连忙追问:“别的?什么别的?别的有什么呀?”答案是:“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罗瑞卿不停重复“关系不好”四个字,情绪不断变化。他不明白,太不明白了,关系不好算什么问题?跟别人关系不好也值得检查?
次日,周总理找到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其中说道:“罗瑞卿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罗瑞卿闻言,思绪渐渐飘到建国后任公安部长那10年的经历,当时很多规章制度尚未完善,他的公安部要管很多东西,其中就有负责毛主席的安全。那10年,他跟毛主席朝夕相处了很长一一段时间。
1951年10月,罗瑞卿收到多条线报,有敌特分子要来破坏我们的国庆游行活动,包括飞机轰炸等恶性行为。罗瑞卿报告毛主席,试图取消活动,或者主席不要去参加。毛主席不以为意地摆了摆手:“轰炸也好,手榴弹也好,迫击炮也好,我就要参加,照样阅兵和游行。”
后来没发生情况,毛主席高兴地说:“我说没事吧。”罗瑞卿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就算再来一次,他也还是会那样做,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关于毛主席安全事宜,罗瑞卿不遗余力地事必躬亲,从来都是以缜密无懈为标准。
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时间,基本上毛主席的每次外出,他都会亲自部署警卫工作,甚至还会到现场仔细检查。很多人都说,罗瑞卿是毛主席的一个大警卫员,谁也比不上。1959年毛主席回阔别多年的家乡韶山,罗瑞卿随行陪同,这是一份多少人羡慕不来的殊荣啊。

毛主席善游,一生酷爱游泳,曾立志要游遍世界各大江河。最后虽然没有实现,但还是游了国内不少地方。因为游泳,毛主席曾对罗瑞卿发过脾气、流露出过不满。
那是1958年6月,毛主席想去长江三峡游泳,遂在外地向中央打了份报告。罗瑞卿听说后,当即带了一些人去三峡试水情,从宜昌到重庆,再从重庆到宜昌。他对沿途水情进行反复侦察实验,最后得出游不得的结论。
三峡地势险要,有很多暗礁,导致水流湍急,存在许多又大又深的漩涡。罗瑞卿多次派出年轻的游泳健将下去试水,结果都是靠着拉住系有救生圈的绳子才活下来。回去后,罗瑞卿向毛主席报告:三峡真的游不了。
毛主席不信,坚持要游,最后说出“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嘛!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赶忙解释,自己不是那个意思,保护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不能让你冒风险啊。
见毛主席发火,罗瑞卿便退了出去。接着,一些地方上的领导干部轮番来劝。最后还是劝不动。但是罗瑞卿把着最后一关,不管毛主席怎么说、怎么发脾气,他就是不放行。最后毛主席无奈笑道:“不去就不去吧。”
类似的拉扯,发生过很多次,比如游湘江、武汉长江、珠江等等。罗瑞卿都有去实地考察水情,能游就安排,不能游的就坚决不让。对此毛主席既欣慰又无奈。

1925年秋,罗瑞卿刚踏上革命道路的不久,有人引荐他拜访吴玉章(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当时吴玉章告诉他:“人生在世,要做出一番对人民有益的轰轰烈烈的事业,如同小说、舞台上的英雄豪杰一样,他们一登场,人人都高兴。”这句话对罗瑞卿产生了终生的影响。
罗瑞卿生活的时代,是需要行动超过需要思考的年代。什么是革命?简单来说就是“摧枯拉朽”。为了革命,他不惜跟家里决裂;为了革命成功,他着了魔一般把自己的一切投入到革命事业。
罗瑞卿率领抗大离开延安时,毛主席送给他张写有“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字条。至清、至察是他革命道路上的根本原则,个人关系和个人问题不在他革命工作的考虑范围之内。得罪人,罗瑞卿从来都不怕,怕了他就不是罗瑞卿。
罗瑞卿的原则性很强,从不迁就任何人。熟悉的干部不迁就,喜欢的干部也不迁就。1945年10月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期间,他发现下面的部队有个问题——各个军分区、各个纵队都有自己的“家底”,有的“家底”还不少,开厂办公司开饭馆。最后傅作义进攻张家口,部队有行动,就找了大量民夫来搬东西。
民夫们拉着数百辆大车,顶着飞机的轰炸,把各种吃的、用的好东西搬进山里。罗瑞卿知道后,当即做出严肃处理,批评某些干部:“我们不是国民党军,怎么能做这些。”之后,他召开会议,连续整顿了二十多年。

罗瑞卿没有强制他人认可自己“整顿政治纪律、群众纪律”的报告,而是让其一个个表态,不同意的可以说出来,讲清楚理由就行。结果大家都没话说,都认为虽然罗瑞卿批得尖锐骂得凶,但都是对的,有这样的错误确实需要从上到下好好改正。
罗瑞卿既严以待人,也严以律己。解放战争,他长期坐一辆破吉普,有负责后勤的干部说现在有条件了(当时刚打完正太线,缴获颇丰),好车不少,全用来拉战防炮浪费,换一辆吧。他坚决不要,说那些车很重要,要是换自己的破吉普上去拉不上炮,会白死很多人的,这车实在没法坐了自己还可以骑马。大家都为他的话感到动容,再次受到了教育。
罗瑞卿自认革命数十年,都是这样不顾个人关系好坏工作过来的,如今却被指出跟别人的关系不好的问题需要检查。他想不通,理解不了,但度过多年难熬的暴怒和悲愤后,他学会了另一种思考方式。

可是,罗瑞卿会变吗?会变成那种主动搞好个人关系的大俗人吗?当然不会。1977年8月重新工作、出任要职的他,还是当年那个不怕得罪人、一心为公的罗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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