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根据真实案例改编创作，情节均为虚构故事，所有人物、地点和事件均为艺术加工，与现实无关，图片仅为叙事呈现。

“帽子咋刮桥下去了？”曹爱生骂着跨下河滩，却在摸到帽檐时猛地缩回手——芦苇丛旁，一具女尸大张着嘴，喉咙里塞着半块油乎乎的车座套。

零下五度的太原城飘起细雪，200万人口中，没人知道谁会是下一个目标。

警方攥着唯一的物证车座套，在洗染店编号与工厂货车间来回奔波，凶手却躲在暗处窥伺着下一个独行女性。

当警灯第三次扫过胜利桥洞时，法医在面包车内发现三根花色鸡毛——它们与死者头发上的完全一致，而车主竟是众人眼中“老实巴交”的厂长之子王洪利。

01

1987年2月27日卯时三刻，太原市北城区的天际刚泛起铅灰色。

晋机厂工人曹爱生推着二八自行车往胜利桥赶，帆布工具包斜挎在肩头，里面装着饭盒和劳保手套。

西北风卷着汾河冰面的寒气扑来，他下意识缩了缩脖子，蓝布帽倏地被吹落桥下。

“狗日的风！”曹爱生骂了句，把车支在桥栏边，顺着石阶往下跑。

河滩的薄冰踩上去咔嚓响，泥浆混着枯草缠住鞋底。

他弯腰捡帽子时，余光瞥见右前方芦苇丛旁有团白花花的东西——走近两步，喉咙里的脏话突然梗住了。

那是个赤身的年轻女性，仰面躺在水边。

她的的确良上衣纽扣崩开两颗，胸罩歪在一侧，藏青色裤子褪到大腿根，膝盖蜷曲着，脚底沾着暗红色泥浆。

最骇人的是她大张的嘴，里面塞着个油乎乎的车座套，边角的白线缝得歪歪扭扭，隐约能辨出“165”的数字。

头发上粘着几根花色鸡毛，像是从扫帚上扯下来的，凌乱地贴在苍白的脸颊旁。

曹爱生倒退两步，后背撞上冰凉的桥柱。

他想喊，却发不出声，喉结上下滚动好几下，才哆嗦着掏出车间发的铁皮哨子——

“嘟——”尖锐的哨音刺破晨雾，正在桥上卖油茶的张老汉循声望过来，看见曹爱生挥舞着帽子狂奔上来，脸色比死人还白。

“桥…桥下有个女的……没穿衣服！”曹爱生抓住张老汉的胳膊，袖口蹭到油茶锅沿的油渍。

几个晨练的老人围过来，其中有人试探着问：“会不会是喝多了睡着了？”“扯淡！”退休钳工老李头探头往桥下看，“你见过谁家大姑娘光屁股睡河滩？”

人群霎时骚动，有人往派出所跑，有人扒着桥栏张望，自行车铃声和惊呼声混作一团。

七点零五分，两辆偏斗摩托和一辆绿色吉普刹在桥头。

太原市公安局刑侦二处的技术员老陈跳下车，帆布挎包里的勘查箱晃得哐当作响。

他戴着白线手套蹲到尸体旁，先用镊子夹起死者头发上的鸡毛，放进透明证物袋，又用放大镜仔细查看车座套边缘的针脚。

“死亡时间在24到36小时之间。”法医老周掀起死者眼皮，瞳孔已经浑浊，“颈部有环形掐痕，舌骨骨折，生殖道内有精斑。”

他指了指尸体臀部的压痕，“像是卡车货箱钢板的纹路，应该是抛尸时从高处坠落造成的。”

老陈用卷尺量了量桥高，12米，又沿着河滩搜索车轮印，在第五根路灯杆下发现了半枚模糊的轮胎纹。

围观人群被警戒线隔开，几个妇女捂着嘴低声议论。

曹爱生站在警戒线外，看着警察用白布盖住尸体，突然注意到死者右手小指指甲缝里嵌着点黑泥——和他昨天在车间修机床时蹭到的机油泥颜色很像。

他想开口说，却被派出所民警拦住：“先去所里做个笔录。”

八点整，案情分析会在北城区分局召开。

刑侦副局长用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出胜利桥，笔尖敲了敲桌面：“三个关键点：死者身份、车座套来源、抛尸工具。

全市213万人口，咱们手里只有一个带编号的车座套，难是难，但不是没突破口。”

他转头看向负责物证的小李，“马上查这个‘165’，是生产编号还是清洗编号？”

此时，距离案件侦破还有18个小时。

汾河的冰面上，几只乌鸦呱呱叫着掠过，落在桥洞里的尸体已经被运走，只有几滩暗红的血迹，渗进初春松软的泥土里。

曹爱生骑着车回厂，车间主任远远看见他，骂了句“磨洋工”，他没反驳，低头往工具间走，帆布包里的铁皮饭盒突然变得很沉，像装着块石头。

02

上午九点一刻，太原市公安局会议室烟雾缭绕。

主管刑侦的副局长用镊子夹着车座套照片，在投影仪光束里晃了晃：“省电视台后勤科刚回电话，这玩意儿是1986年给两辆冀新牌面包车配的座套，一共二十个。”

他把照片拍在磁吸地图上，“现在查两条线：卖出去的十个，和库存的十个。”

李福厚和王志平钻进偏斗摩托时，引擎盖上的积雪还没化。

“先跑国营店，个体摊下午才开张。”

李福厚搓着冻红的耳朵，把帆布手套往手腕里紧了紧。

第三家洗染店——南城区第五门市部的玻璃柜台上，退休返聘的陈师傅戴着老花镜，用放大镜研究座套边缘的针脚：“这是咱们店的‘火印’，去年元月二十七号，省电视台的车管科送洗过一批座套，编号从151到170。”

他转身翻出泛黄的账本，手指划过“165号”登记栏，“取件人签字是个姓王的司机。”

王志平掏出笔记本速记，钢笔尖在纸上洇出墨点。

李福厚盯着账本上的蓝黑墨水印：“这王司机还在电视台吗？”陈师傅摇摇头：“早调走了，听说去了太钢。”

零时十七分，太钢一公司铆焊厂的铁门被撬开道缝。

杨桂榛大队长打着手电筒摸进车库，梁上的灰尘扑簌簌落在肩章上。

两辆冀新牌面包车并排停着，左边那辆车牌蒙着层灰——调度记录显示，它三天前跑了北京。

右边的车门没锁，杨桂榛刚拉开车门，一股酸臭味混着汽油味扑面而来。

“手电给我。”

司机李克趴在后排座椅下，指尖摸到团硬邦邦的布料。

用电筒侧面一照，“165”的编号在污渍里若隐若现。

他又往车顶棚摸索，三根花色鸡毛粘在焊点缝隙里，和死者头发上的完全一致。

杨桂榛用物证袋装好鸡毛，突然皱眉：“看座椅支架，有擦血的痕迹。”

车库外传来脚步声。

三人迅速躲到车后，只见值班老头提着马灯晃进来，棉袄口袋露出半瓶二锅头。

“哪个龟孙撬门？”老头对着黑影骂了句，踢了踢轮胎又晃出去。

李克抹了把额角的汗，袖口蹭到车门内侧的发胶印——那是种叫“红灯牌”的廉价发胶，市面上卖八毛五一盒。

凌晨两点，专案组在工厂值班室设立临时问询点。

调度员老吴搓着煤炉上的搪瓷缸：“那俩车啊，平时归仨司机倒班。老周头快退休了，上个月扭了腰；小张前儿调去北京分厂；剩下那个小王，嗨，厂长家公子呗。”

他往地上弹了弹烟灰，“仗着老子是领导，三天两头半夜出车，说是拉货，鬼知道干啥去。”

“王洪利最近出车记录呢？”王志平翻开考勤表，2月25日的“出车事由”栏写着“加班送货”，归厂时间是“26日凌晨一点零五分”。

李福厚盯着那行字，突然想起洗染店账本上的“王司机”——调度员说的“小王”，全名正是王洪利。

窗外传来狗吠声。

杨桂榛掏出烟盒，给老吴递了根大前门：“他媳妇啥时候回的娘家？”“年前腊月廿八，说是怀孕害喜。”

老吴吧嗒着烟，“自打那以后，小王就天天夜班，车间统计说他最近老往宿舍搬零件箱，也不知道鼓捣啥。”

烟燃到过滤嘴时，杨桂榛突然站起身：“走，去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