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西乡县葛石乡和平村（现城南街道和平社区）的村民，在牧马河边一个叫李家村的地方，翻地耕作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陶片和磨光的石器。一个细心的公社干部将这些情况反映给县文化馆，文化馆调查后随即向上级文物部门进行了报告。

1959年，中国科学院陕西省分院汉水考古队，根据县文化馆提供的线索，到李家村进行调查发掘，确认该地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60年至1962年，考古队对李家村遗址先后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以圈足碗、三足罐和平底钵为特征的陶器组合。李家村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引起了当时考古学界的关注，考古界泰斗夏鼐先生1964年撰文提出：“这次李家村的发现，才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新线索。”苏秉琦等多位著名考古学家撰文，阐述了李家村遗址发现和发掘的重大意义。

1960年李家村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翻拍自《陕南考古发掘报告集》）

1960年发掘探方位于排洪沟的东西两岸，共开5米×5米的探方25个（东12个、西13个），探沟1米长，发掘面积645平方米，出土灰坑25个，柱洞1个，瓮棺葬3座，陶器79件，石器27件。

1961年集中在排洪沟西岸位于1960年发掘区的南侧进行发掘，共开5米×5米的探方18个，4米×5米的探方2个，发掘面积490平方米。出土房子残迹1处，陶窑1座，墓葬 1 座，灰坑15个，陶器44件，石器44件。

1982年，省考古队再次对李家村遗址进行了补充发掘。发掘探方位于1961年发掘区的紧西边，共开5米×5米的探方7个，发掘面积175平方米，发现灰坑1个，陶器16件，石器192件。整体文化堆积厚1米左右，可分为3层(1960年发掘简报将其分为4层，但其中的第3.4层出土遗物完全相同，故归为一层）。以82XLT2东壁和北壁地层为例：第一层，农耕土，黄灰色，土质疏松，厚约0.10-0.20米。发现近代砖块、瓦片、瓷片、铁钉及少量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遗物。第二层，扰乱层，黄褐色，土质稍硬，厚约0.20-0.42米。出土有汉代陶片、宋代瓷片及少量龙山文化陶片和两座龙山文化的瓮棺葬，还有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的遗物。第三层，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层，深灰色，土质稍坚硬、厚约0.25—0.55米，李家村类型遗迹和遗物均出于此层。以下为生土，系红色粘土。

李家村遗址出土的石器

李家村遗址文化堆积层薄，仅1米左右，别除个别龙山文化的遗迹、遗物外，属于同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堆积。出土遗物主要是石器和陶器两类，未发现骨器。其中石器以打制居多，磨制石器也相当发达，磨制石器又以“铲”居多，主要特征是扁平舌刃状（也称扁平磨光双弧刃状），它是李家村遗址的代表器物。另外还有斧、锛、凿、刀等。

陶器作为李家村遗址出土遗物的主要特征，有泥质外黑内红陶、夹砂灰白（褐）陶和泥质黑陶。纹饰主要有线纹和绳纹，个别有锥刺纹和布纹，未发现彩陶。器形主要有圈足碗、三足器和平底钵三种。

何家湾遗址出土的骨雕人头

197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对我县何家湾文化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从钻探资料得知，遗址的中心区域在汉代以后受到很大扰动，考古队决定选择遗址的东南部（甲区）和西北部（乙区）进行发掘。发掘工作从1980年10月开始，1982年11月结束。

何家湾出土的李家村类型夹砂或泥质内黑外红陶片，器形有三足瓮、三足钵等三足器，仰韶文化的泥质陶片，饰线纹、绳纹、弦纹，附加堆纹及黑彩宽带纹、圆点钗叶纹，器形有钵、盆、尖底瓶、盘及磨制石斧、石钵、石网坠。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泥质夹砂灰、红陶片，饰绳纹、附加堆纹、方格纹，器形可辨罐、盆、瓮等；同出有磨制石斧、石镞等。

何家湾遗址、李家村遗址各类型石器

在何家湾遗址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灰坑和文化层中，还发现了许多草拌泥红烧土块，在有些红烧土块中则发现有植物的根茎和种籽的印痕。根据现场观摩，有些植物形态与稻谷非常相似。这个发现证明，在四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汉水上游的西乡，先民们已经开始种植收割水稻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发掘中出土了我国最早的骨雕艺术品，骨雕人头像、骨管线刻三人面像。骨雕人头像雕刻艺术原始粗犷，但形象逼真，五官端正，栩栩如生。骨管线刻三人面像运用了原始的线刻艺术手法，雕刻出喜怒哀三种形象，喜者，喜上眉梢，笑口常开；怒者，怒不可遏，怒发冲冠；悲者，伤心欲绝，双眼有泪痕。生动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先民的生活现实。这两件弥足珍贵的文物，为研究仰韶文化时期的骨雕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何家湾遗址是目前陕南汉江上游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保存较好、文化堆积较厚、出土遗物丰富的一个遗址，该遗址包涵李家村文化和仰韶文化两个考古学文化，李家村文化虽然出土物较少，但在地层关系上被叠压于仰韶文化层之下，从而证实了李家村文化是早于仰韶文化的一种文化遗存。

（作者秦育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