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有着一种集体的理想化追求；从现实的角度，端着“铁饭碗”的工人似乎距离理想的距离要更进一步；有位网友曾回忆道：“六十年代，作为井下工的父亲每天都要喝二两茅台，那个时候茅台还没有假酒。”
其实，这番发言所表现的就是工农之间的收入“剪刀差”，直到改革开放兴起后，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公才渐渐得以改变。
从社会发生的现实情况来看，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还是能够从表象中感受到的，看起来也足够锋利。
上世纪50年代是全国铆足劲头搞大发展的时代，农村人口在中国范围内占比很高，城市已经渐渐兴起了包括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在内的“三大件”，这些物品在农村却是极为罕见的。
农村配置起了“三大件”，也要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了，彼时一块上海牌手表需要花费120元，折合稻谷就有1200斤，两亩地的产量就换上一块手表，恐怕广大农民也不愿意这样选择。
那这样看来，想要拥有一辆自行车就需要把三亩地的收入全部塞进去、想要一台缝纫机更是得四五亩。
这已经足够反映一个问题：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价格出现了极大的“剪刀差”，使得工农群体的实际购买力出现了较大的差别。
和21世纪之后的生活相比，恐怕从物质条件来看没有多少人想要回到几十年前，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确实惠及了全国大部分人；但是人的心中所想通常是在比较中产生的，那种明确的“好过大部分人”，正是一些人追忆过去的根本原因。
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的一生追求中主要有两件大事，其一是建造房屋、其二是生儿育女，大部分农民感觉到有所成就，通常也体现在这两件事上。
生儿育女还是自己控制，在过去也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抚养一个新生儿成长也远不如现在这么高的成本；建房这件事可就不一样了，砖瓦这些建筑材料和农产品价格对比完全是一种“碾压”，至少也得两三斤稻谷才能换一块砖。
水泥和钢材的价格就更高了，在心中有执念的情况下，这把“剪刀”也剪掉了许多农民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收入。
“剪刀差”并不是为了让农民富不起来，而是时代背景下只能如此；国家从来没有忘记农民，可发展总是得有侧重点，农产品价格若是上涨过快，对于全国发展都会造成负担，农民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上，第一次的“剪刀差”概念就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并在30年代传入中国。
结合时代发展脉络，当时的“剪刀差”是指在工农产品进行交换的过程中，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工业品的价格高于其价值，在工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农业剩余来支持工业剩余。
一项令人震惊的数据显示，从1952年到1997年这45年中，农民以“剪刀差”的方式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12641亿元资金，平均下来每年都提供了274.8亿。
细细看来，更是能看到农民为国家工业建设的突出贡献。
1952年以来，工农产品比值剪刀差总共有三次波动，第一次高峰是在1960年，它与农业生产的暴跌相伴随；第二次高峰则是在1978年，与农业生产的停滞相伴随；第三次则是发生在1992年左右，与城乡经济改革、工农产业间的利益重新分配密切相关。
“剪刀差”的绝对量则反映出国家政策所造成的实际结果，它的存在和扩大，更是直接表现出“贡献”这个关键词。
农业收入形式所体现的是“明贡献”，而“剪刀差”则体现的是“暗贡献”；1952年时“暗贡献”为全部贡献的38%，1962年这个数字就飙升至69%，再到1970年抵达84%。
进入上世纪60年代以后，“剪刀差”就成为我国农业向国民经济作出贡献的主要形式，农业始终是我国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部门，且长期以来都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以“暗贡献”的模式参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组织运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
有这样的历史脉络，更是农民扛起了沉甸甸的国家责任，他们是国家的主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结合国家的国防、发展需要，就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中国需要加速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世界化的浪潮已经开启，但新生的中国却遭到了西方的封锁和禁运政策，轻重工业都无法凭借自身能力完成积累，让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成为唯一的选项。
最初的“剪刀差”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当时的政策还包括全国性户籍管理、农村的高级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城市票证制度，这一整套制度才为“剪刀差”提供了保障。
有得就有失，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剪刀差”的出现对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居民生活保障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对农业来说却是有损失的，因为农业无法依靠自身的积累而获得正常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难以得到提高。
为了新中国，这正是农民的历史使命。
农民的贡献，依然在持续
在新中国的前几十年，农业始终是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最大。
然而，几十年的发展同样伴随着工业突飞猛进，许多组织关系、运行机制已经硬化，逐渐形成一种定势；“剪刀差”就渐渐成为了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子，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消除。
1979年，改革开放已经来到了明面上，整个中国都将发生一次重大的变革，农副产品的价格调整有了成绩，并有效遏制了恶性膨胀的比值剪刀差的上升势头。
此后的1982年至1987年的数据来看，这6年农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速度为6.5%，农业净产值年递增速度达到了6.3%，而“剪刀差”绝对量年递增速度却是6.6%，这种“超速”一定会威胁到农业发展。
“剪刀差”是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特殊产物，本身就涵盖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1993年11月，由于统购统销制度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使得“剪刀差”也随之消亡。
很多网友则在多年后回忆起了那段充满“剪刀差”的岁月，不过说怀念的绝大多数都是工人家庭子女，他们享受着工业产品高价格的红利，每年的收入也要远高于同时期的农民。
在他们写下的段落中，总是能看到“生活幸福”等字眼，虽然不能单纯批判这种行为，但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没有意识到那个时代农民群体为中国经济增长、工业发展所作出的牺牲。
很多吃上时代红利家庭所呈现出的表面光鲜，一定程度上却反映出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因此，更应该重视社会上每一个阶层的付出，追求更加平等的资源配置。
过去的改革开放走得就是这条路，任何一次改革都会遭到一定的反对，但这条路还是坚定地走出去了，这样才能让更多人都享受到应有的回报。
刻意的“剪刀差”成为了过去，却并不代表着“剪刀差”就不存在。
从1993年开始，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正在逐渐下降，到1997年已经降低至2.3%，这是进步。
过去的农民群体仍然还在奉献当中，只不过是具体表现形式发生了转变；自1978年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进城的农民根本不是去生活的，而是处于城市就业的最末端。
他们的工资水平普遍较低，并且增长速度还非常乏力，这个群体就是书中常说的“廉价劳动力”，在于多付出和少索取。
1983年外出就业的农民数量只有200万，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就飙升至1.3亿人，年增长高达18%。
除了提供了丰富的劳动人口外，农民的贡献还表现在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大量土地；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全国耕地面积还有10035公顷，到了1995年已经减少了5.36%。
21世纪之后，每年实际新增的建设用地规模都能达到600万亩左右，国家征地面积也在不断提升；从农民群体实际获得的赔偿来看，农民在出让土地过程中获得的补偿都是很低的。
土地用途的改变一般都伴随着巨额增益，地方政府能从中获取绝大多数，还有村集体组织、开发商的增益部分，落到农民手中的已经不足10%。
地价“剪刀差”同样是推动中国城市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没有农民让利，城镇化建设速度绝不可能有如今这么快。
即便农民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但站在国家角度协调的资源分配也惠及了最大人口，从小岗村的红手印开始、再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所体现的内核都是广大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朴素追求。
短缺到充裕、温饱到小康，有7.4亿农民靠着政策红利成功脱贫，这段历史是伟大的，在人类发展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
过去曾有人把改革开放的成功简单归因为市场的作用，这并不正确，世界上有太多国家早都形成了自由市场经济，但经济总量却长期停滞不前，并非所有国家都能依靠改革取得了成功，但中国做到了。
农民是个伟大的群体，他们一路都在付出汗水、出让利润，用双手将国家托起。
过去的“剪刀差”是时代不可获取的一个部分，若是没有这部分出让的利益，发展的一切命题都将是伪命题；不得不说，在农产品价格放开之前，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一直是极为锋利的，究竟“剪”去了多少本该属于农民的利益，恐怕也难以说清。
走在新的时代道路中，自然要从过去的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尽可能反思社会中曾存在的不公平现象，让发展更多地惠及每一个群体。
参考资料
1.货币供给冲击、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李姗 何博 财经界
2.新中国成立60年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 中国乡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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