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与世长辞，人们为他哀悼的同时，媒体也纷纷追忆毛岸青生平，而在众多新闻报道中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董健吾，据报道他曾在特殊时期冒着巨大的风险收养了毛氏兄弟，让他们得以在乱世中生存下来，然而对于董健吾的善举，大众却褒贬不一，而这一切还得从毛泽东儿媳刘思齐惹上的一场官司讲起。

2002年2月新春伊始，武汉市武昌区法院接到了一起特殊的案子，不是案件有多么复杂，而是当事人的身份让人意想不到，被告人是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而原告则是董健吾的后代董龙飞。原告方称刘思齐在不久前曾到武汉理工大学做演讲，在描述毛岸英的生前经历时有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根据她的描述，毛岸英在被董健吾收养时“除了没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三毛其他的经历他都经历了”，《三毛流浪记》的悲惨故事大家都熟知，将毛岸英比作三毛，刘思齐背后的意思不言而喻。这些言论一经发出，瞬间引发了人们的猜疑，经媒体发酵后给董健吾的后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董健吾家人认为刘思齐严重损害了董家人的名誉，因此一纸诉状将她告上了法庭。董健吾究竟是不是人们口中苛待毛氏兄弟的“罪人”？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且听我慢慢道来。

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但在一个特殊的年月里，共产党的队伍中却迎来了一位基督教的牧师，他并不是外国人，而是出生在江南水乡的董健吾。董健吾的祖上是书香门第，从小就生活优渥的他身上并没有沾染上纨绔子弟的陋习，董健吾的祖母是个思想开明、侠义仁厚的人，在她的身上董健吾学到了许多。由于祖母笃信基督教，为了培养董健吾，她专门聘请了西方牧师来给董健吾当家教，从国外文化到科学知识，董健吾样样精通，最终他如祖母所愿，成为了一名牧师。

本来董健吾可以安稳自由地过一辈子，然而在看到当时正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时，他的爱国情怀被点燃，经人引荐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一名神秘的“红色牧师”，表面上专注神学布道，实际上利用身份为革命打掩护。在成为共产党员后不久，董健吾就收到了组织的一项任务：建一所幼稚园，专门用来收养革命烈士以及党领导人的子女。孩子就是国家的希望，董健吾为了创办这所幼稚园不顾祖母的反对，将自家的宅子和田产纷纷变卖，最终凑足了资金，于1930年3月建立了大同幼稚园。当时，幼稚园里除了一部分职工的孩子外，其他大部分都是烈士的遗孤以及党领导人的子女。

1931年1月，毛泽东妻子杨开慧不幸遇难，留下毛岸英兄弟三人无人看管。毛泽民得知三个侄儿处境艰险后，便请人带他们辗转来到了上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兄弟三人被送到了大同幼稚园，这时的毛岸英9岁、毛岸青7岁，最小的毛岸龙才4岁。他们三人到达幼稚园不久，董健吾就因同伴叛变被怀疑身份，于是不得不暂时离开幼稚园躲避，也就是在这时，幼小的毛岸龙突发高烧，上吐下泻，尽管当时的保育员在第一时间将他送往医院，但最终还是不治夭折。然而噩耗还在不断传来，一天幼稚园的一名保育员外出后失踪，结合之前地下党组织遭破坏，大伙担心幼稚园不再安全，于是决定解散，一部分孩子由家长领回，无家可归的就交由靠谱的同志领养，毛岸英和毛岸青就这样被董健吾带回了家中，开启了近五年的领养生活。

被接回家中后，毛岸英和毛岸青先是在董健吾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处于安全考虑，董健吾又将兄弟二人送到了前妻黄慧光家，托付她照顾。因为毛岸英两人年级尚小，又有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为了防止身份暴露，便没有让他们去上学，就连平日里也是能少出门便少出门，至于他们的生活费，起初是由上海地下党组织提供，每月十块钱，虽然不算多但日子总归过得下去。然而1933年初，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转移到了江西瑞金，留下的党组织又屡次遭到敌人的破坏，使得董健吾与组织一度失去了联系，而此时的董健吾早已辞去了牧师职务，自顾不暇的他也没有办法再给黄慧光供给生活费。

黄慧光作为一名家庭妇女，自己还有4个子女，再加上毛家兄弟家里一共7口人，都靠着长子一点微薄的工资度日，生活处境可想而知，无奈之下，黄慧光只好同子女做一些扎纸花、洗衣服的活计来维持生活，在生存的压力下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只能自谋生路，在后来的自述中，他们说到自己曾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车，反正能挣钱的方式几乎都试了一遍，生活虽然艰难，但好在最终还是度过了。

1936年4月，冯雪峰到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他第一时间就派人去调查毛岸英兄弟的生活状况，在得知两兄弟生活非常困苦后，冯雪峰决定要设法将他们送到苏联去，一方面摆脱现在的危险境地，另一方面也希望他们能在苏联获得学习成长。不过，要在那个动乱的时候将人安全送出国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于是他联系了董健吾，两人合计着对策，思来想去董健吾想到了一个人——张学良。

说来也是巧，一次董健吾办事途径西安在少帅府停留，张学良专门设宴款待了他，在饭桌上两人谈到了古玩话题，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酷爱明代瓷器，在得知董健吾对这方面有造诣时，当即便让赵四小姐拿出一些珍藏来给他鉴赏，董健吾丰富的鉴别造诣让张学良很是意外，交谈之间他提到赵四小姐某次不慎打破了几件心爱古玩，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了。

说着无心听者有意，董健吾隔天便找朋友买下了一套珍贵的明代镀釉彩瓷，并且当做礼物送给了赵四小姐。赵四小姐爱不释手，张学良也非常高兴说要重金酬谢董健吾，但董健吾坚决不收，张学良没办法只得承诺如果董健吾日后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他会尽力办到。听了这句话，董健吾思考半响，说到：“我家里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儿子，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如蒙照顾，望送他们赴苏联读书，待到学成归来为国效力。”张学良听后面露微笑，答应了下来。

回到上海后，董健吾以为少帅未必会有时间处理这等私事，所以便渐渐将这件事忘了，不料一天他突然接到电话，说赵学良人已经到了上海，除了公事之外他还有一个承诺要兑现，董健吾听后又惊又喜，迅速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组织，上海地下党组织当即决定同意毛岸英兄弟以及董健吾儿子赴苏，并派刘仲华和董健吾一起去见张学良。

第二天一早，董刘二人就来到上海西郊的那一家法国酒吧和张学良见面，张学良告诉他们：他的部属李杜将取道法国进入苏联，目的是组织撤退到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国抗日，借此机会可以将三个孩子带到苏联，随后张学良又掏出一张十万法郎的支票交给了董健吾，作为孩子们出国的费用。

张学良的举动让董健吾十分感动，在诚挚感谢后便回家给孩子们做出国准备，董健吾为孩子们添置了三只崭新的小皮箱，买了许多出远门的生活用品，就马不停蹄地将他们送到法租界李杜将军的住所。1936年6月底，李杜一行9人乘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从上海启程，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后到达了法国巴黎。

然而在他们去往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的时候，却遭到了拒绝，李杜等人不得不在巴黎滞留，但他们深知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于是设法联系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告诉他们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到了巴黎，请苏联政府发签证放行。很快，苏联驻法领事馆有了回应，称苏方只同意毛岸英兄弟两人入境，其他人不能批准。最后，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将毛岸英兄弟接到莫斯科，入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生活和学习，董家儿子则随李杜返回了上海。

毛岸英兄弟的经历无疑是跌宕的，由于年代的动荡不安，他们不得不寄人篱下，甚至后期因为经济压力出现了和三毛相似的流浪经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掩护和收养他们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董健吾及其家人都冒着随时失去生命的风险，因此他们的功绩不能被掩盖，更值得人们铭记。

中国新闻网：在武汉演讲惹官司 毛泽东儿媳刘思齐成被告

知网：红色牧师董健吾

知网：对《也谈毛岸英兄弟赴苏过程中的相关史实》的几点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