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乡土叙事中重构时代精神

——论谢友义《转个弯就到——记紫金后花园黄花村》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郑坚

摘要：本文从空间诗学、新历史主义和生态批评三个维度，对《转个弯就到——记紫金后花园黄花村》的多元叙事进行深层阐释。在空间诗学视阈下，探讨空间叙事的物质性书写，通过具体空间元素连接历史与当下；分析多声部叙事如何展现乡村复杂关系网。在新历史主义框架中书写微观乡村史，研究诗学叙事特征，包括结构、视角与节奏的巧妙运用。从生态批评视域出发，以交融美学的审美叙事实践、生态性与文化性共融的生态审美想象和生态美学与乡村振兴的结合，谱写绿色田园的生态牧歌。谢友义的报告文学在文化、历史和生态的三个维度揭示了新乡土叙事的深刻内涵，这部充满乡土气息与时代活力的报告文学作品提供了一种理解乡村变化的新方式，为乡土文学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为深入挖掘乡土文学在新时代的价值和潜力提供了新的坐标。

关键词：乡土叙事；空间诗学；新历史主义；生态批评；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与20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紧密相连，以新闻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艺术性相融合的特质，构建起记录时代的文体自觉。追溯其起源，报告文学概念于1930年代从日本引入，由左联将其确立为独立文体。抗日战争时期，夏衍的《包身工》以底层劳工生存图景的实证书写，奠定了其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基调；新中国成立后，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报告文学作品转向对集体主义精神讴歌；改革开放时期，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以科学叙事重启了思想启蒙；而到了新世纪，何建明《国家》等强化了全球化视野下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文学价值。相较于其他文体，报告文学的核心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题材的社会性，始终介入公共议题；其二，作家的理性批判精神；其三，兼具现实记录与历史反思的双重功能。

广东作为历史上改革求新的前沿阵地，其报告文学创作深植于地域变革的土壤，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创作传统。近代梁启超《新大陆游记》首开跨文体实验先河，1911年《南越报》连载了黄小配的《五日风声》，以文言纪实“辛亥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的始末，较早确立了报告文学岭南叙事的启蒙底色。新世纪以来，曾平标的《中国桥》集中对“中国智造“的精髓即“工匠精神“进行了再现，将港珠澳大桥工程升华为来自一线的中国故事，陈启文《海祭》梳理和再现了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前后的重要历史记忆，由张培忠总撰稿的100多万字的《奋斗与辉煌》首创“集体创作“模式，叙写广东小康建设的大历史，是“人民史诗的大写。”当代广东的报告文学创作凸显出三大转向：主题上从改革叙事转向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多元议题；方法上融合田野调查与数字技术，强化实证深度；价值上以作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彰显文体回应时代命题的创新能力。

作为广东当代报告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谢友义以工业叙事、红色历史书写和乡土叙事，构建起具有鲜明地域特质与时代精神的创作体系。其作品植根于广东改革开放前沿的实践土壤，以在场性叙事深度地探讨了工业化、乡村振兴与国家记忆重构等重大命题，凸显出报告文学介入社会议题的实践品格。其中，2024年的新作《转个弯就到——记紫金后花园黄花村》（以下简称《黄花村》）以紫金县黄花村为叙事背景，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写，如实记述了古老的村庄黄花村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华丽转身。《黄花村》以乡村振兴为题材，不仅关注乡村经济发展，还深入探讨了乡村空间、生态保护、文化与现代化的交融及社会关系重构等议题，使主题表达更加多元化，体现了对乡村振兴更全面的关注和思考，为乡村叙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领域。

本文从空间诗学、新历史主义和生态批评三个维度，对《黄花村》进行深入解读。在空间诗学视阈下，探讨空间叙事的物质性书写，通过具体空间元素连接历史与当下；分析多声部叙事如何展现乡村复杂关系网。在新历史主义框架中书写微观乡村史，关注现实与文学之间的平衡，以微观叙事的结构、视角与节奏，研究诗学叙事特征。从生态批评视域出发，分析以交融美学、生态性及生态美学与乡村振兴的多层次结合的方式，谱写绿色田园的生态牧歌。

一、空间诗学视阈下的文化地理书写

叙事是叙述者按照一定的叙述方式将一系列事件组织起来传达给读者。在这一过程中，叙述者对事物的组织安排需要依据一定的时序，故而叙事行为与时间的关系尤为密切。然而，这种叙事不仅与时间有关，更与空间有密切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空间诗学的独特叙述。本文从空间诗学的视角，阐释谢友义如何通过空间、人物与叙事的编织，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的变化。通过黄花古道、番客屋等空间的物质性书写，展现乡村振兴中空间生产的复杂逻辑；采用多声部叙事，呈现乡村关系网的复杂性，《黄花村》的叙事呈现出立体多元的模态。

（一）空间叙事的物质性书写：连接历史与当下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此在”的本质是向死而生的时间性存在。谢友义以空间为叙事载体，通过黄花古道、番客屋等空间的物质性书写，将历史与当下、自然与文化、个体与社会编织成一个有机整体，展现了乡村振兴中空间生产的复杂逻辑，为乡村书写提供了新的叙事策略和表现形式。

龙迪勇认为，“既然记忆具有某种空间性的特征，那么创作时以记忆方式来选择并组织事件而写成的叙事虚构作品，也就必然会具有某种空间性的特征。”《黄花村》是与特定文化地理空间相关的文本，基本立足于一个实存的空间———黄花村，这个物质空间是黄花村集体从古至今历史记忆的存储地，为在空间诗学视阈下“黄花村“空间叙事的物质性书写提供可能，即通过具体空间元素连接历史与当下，将“历史“与“记忆”等时间维度上的“中介载体”，借由空间叙事将其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空间内，并将这个空间内部的具体形象和记忆一一对应。

“黄花古道”作为可写的文本，其空间书写既有物质空间的现实性，又有精神空间的象征性。谢友义以人类学田野考察的细腻笔触描摹书写对象，把黄花古道视为空间书写的核心——“明、清、民国黄花古道，横径通往县城的主要干道”，它是历史空间中存在的物质性道路，也是通向当下的精神空间的意象化的精神道路。

黄花古道曾是明清时期为村民通往县城的交通要道，也是今天游客以脚步亲自联接历史的物质实体。古道由一千多个石级构成，全长1.5公里，作为历史的物质载体既是黄花村的重要通道，也是作品中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核心空间。古道石级客观地记录了历史的磨损与叠加——明崇祯年间的进士黄鼎臣从这里走向京城，百年后客家人从这里走出、下南洋谋生，当代人则站在这里回望历史，石级的物质性使不同时代的足迹得以叠加共存，提供了跨越时空对话的可能性。“脚踏着一千多个石级，行走在1.5公里的古道上，用心感受古人的往来穿梭”，通过行走古道，将石级的物质性转化为时间的刻度，空间叙事理论中空间作为历史载体的功能在历史斑驳的石级上所体现，作者在黄花古道上行走时体验到的“跫音回响”，正是空间物质性与历史叙事的时间性的融合与交织。

“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人阿莱达·阿斯曼从文化史的角度指出：“古希腊罗马的记忆术这种学说就是把不可靠的自然记忆装载到一个可靠的人记忆之中，从那时起，记忆和空间就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系。”也就是说，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对自然记忆的内容进行“重组”，使之与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空间融合并获得有效保存，这就是记忆与空间之间最初的联系。番客屋也是这样一个承载了文化记忆的融合空间，有关番客屋文本回溯的不是“个人”的记忆，而是整个黄花村历史进程中文化与商业交汇的集体记忆。

番客屋是客家人下南洋后建造的围屋，其青砖白墙的物质形态承载着古老的记忆，对其的改造堪称是文本中空间诗学的一段典范。黄远锋接手番客屋后，通过摆放老物件、打造民俗驿站，将青砖灰瓦的客家围屋由下南洋的历史遗存物转化为“吃喝玩乐，寻文化探祖、研学游憩于一体的乡村民宿驿站”，成了“番客屋经过改造后，屋内有各种客家文化的老物件，屋前有沙滩河流，屋侧有绿地廊桥”的现代生态消费空间。这种改造是空间意义的再生产，将历史记忆转化为了可消费的当代景观。列斐伏尔曾提出“空间生产“的概念，包含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部分，在番客屋这一空间的改造中得到完整地体现——河滩和古井保留着本属于番客屋的“自然空间”，华侨下南洋的集体记忆在“精神空间”里被保留、被传承，同时旅游经济的发展再生了“社会空间”，社会体系从黄花村村民扩展到源源不断的游客和研学的家庭。番客屋的改造也是文化意义的再生产，黄远锋租下周边20亩地，计划开发亲子研学旅游和乡村民宿，充分挖掘在地文化，做相关文创产品，这种空间的物质性书写凸显了空间作为文化与商业交汇点的功能。至此，历史建筑此时此地的生命力得到了完美激活。

通过黄花古道、番客屋、入风亭、黄花茶庄园等空间的物质性书写，谢友义成功地将历史与当下、自然与文化、个体与社会编织成一个有机整体，在文本中展现了乡村振兴中空间生产的复杂逻辑。

（二）叙事方式的创新：乡村关系多声部的空间叙事

《黄花村》突破单一视角，采用多声部的空间叙事，通过同一空间内的不同人物的声音交织，展现乡村关系网的复杂性，使叙事更加立体多元，为乡村振兴叙事提供了更丰富的手段。

书记会客厅正是多声部叙事的交汇空间，体现了空间叙事上的第三种张力，原本的行政性空间在民主议事的声音中转变为“思想交锋的磁场”，在这里“青年们结合紫金城当地的实际，给本村特色产业、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书记会客厅是黄花村叙事空间的中心，是多声部叙事的声音交汇点，是协商现代性和传统性变动的场域，也是历史与当下衔接语传承的空间，不同人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乡村关系网的复杂图景。魏小田作为老一代村支书，他的声音代表着村庄治理的权威视角，他的行动路线贯穿整个故事，从黄花古道到番客屋，再到共享菜园，他的声音为黄花村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指向。他提到的“一个月内，河道清淤完工，污水处理完工，柏油马路完工”，是对乡村治理成效的直接呈现。与此同时，黄乃福作为即将接任的年轻新书记，代表了新一代乡村干部的视角。在会客厅中，他与魏小田的对话不仅是工作交接，更是两代人、两种视角的新旧碰撞。老村支书魏小田提到：

年轻人的脑瓜子好使，像番客屋、黄花庄园、稻田书吧、乡村酒馆、竹林（七贤）咖啡屋、沿江科普徒步道、书画米酒茶、黄花古道、茶旅仙境、耕读文化这些思想火花都是聊天喝茶中迸发出来的。

与年轻一代黄花人对新乡村发展的创新思维相对比，魏小田以老一代的视角回溯黄乃福从“野马少年”到积极参与村庄事务的转变，书写了乡村关系网中的代际传承，这些不同声音的交织，使书记会客厅成为多声部叙事的核心场域。

不同声音的交织使共享菜园成为多声部叙事的实验场域，共享菜园也是多声部叙事的实验场域，青年突击队注入了青年力量和青年声音共同推动了乡村空间的重构，他们通过“清石头、除杂草、平地块”，将荒地变成了共享菜园。优化了物理空间的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重构，从自我空间到社会空间。游客在共享菜园中体验摘菜的乐趣，他们的声音打破了黄花村封闭的内循环，为菜园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外源性新活力，“共享菜园让他们享受亲手择菜的田园乐趣”使他们成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乡村发展的参与者。村民通过参与菜园的维护和管理获得了经济收益，增强了社区凝聚力，他们的声音表达出共享菜园对村庄生活条件的改善。谢友义通过书记会客厅和共享菜园等场域空间的多声部叙事，展现了乡村关系网的复杂性，体现了不同叙事主体在乡村发展中的多元发展。

综上所述，在空间诗学视阈下本文探讨了空间叙事的物质性书写，通过具体空间元素连接历史与当下；分析多声部的空间叙事如何展现乡村复杂关系网，《黄花村》的叙事呈现出立体多元的模态，完成了空间诗学视阈下的文化地理书写。

二、新历史主义框架下的微观史重构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强调文学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反对传统历史主义将文学视为被动反映历史的观念，也批判形式主义割裂文本与社会背景的研究方法。新历史主义核心立场为历史与文本的互构性，认为文学并非孤立于历史之外，而是与权力、意识形态、文化实践等共同构成“历史网络”。文学既被历史塑造，也参与生产历史意义。

（一）新历史主义下文本与社会的动态互动

谢友义在新历史主义框架下采用“活历史”的叙事策略，用微观史视角将宏观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具象化为黄乃福、魏小田等具体人物的生命轨迹。将文本与社会背景紧密结合的新历史主义，在他的《肝胆两昆仑》中对刘氏兄弟的革命叙事里已有显现，但在《黄花古道》中更加凸显了个体命运与时代进程的相互交融。在乡村相关的历史书写与当下政策的大背景之下，魏小田“从事村委会工作十六年”的坚守，与黄乃福从“脱缰野马”到村书记的蜕变作为个体命运；曹锦旺的创业史是个人奋斗史诗，亦为新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小写历史”的典型样本。从个体命运到宏大历史叙事的实践表明个体实践既受限于历史场域，又通过策略性选择重塑场域规则，新历史主义强调的文学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在文本中得到充分展开。

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是文化诗学与“厚描”，主张通过“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方法研究文学，即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并置分析，揭示权力话语的渗透；关注边缘化声音如何在文本中被压抑或再现。文本以“文化诗学”的方法对黄花茶的产业振兴进行书写，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并置分析，运用了“物的传记”叙事手法写黄花茶的前生今世的演变路径，从“传统手工制茶”到“大数据、物联网管理”的技术跃迁，茶产业成为观察乡村现代化的镜子。

黄花茶产业链从物质到文化的发展路径勾画出了乡村经济与文化的复杂图景，而文本中再现了以往被忽略的“声音”：茶农的视角。文中曹锦旺提到“20世纪90年代，村里的黄花茶仍采用传统分散种植”，茶农在传统种植模式下的自身难以突破困境，尽管他们是黄花茶产业链的基础，但其声音一直被其他报告文学所忽略。游客则为黄花茶产业链注入了新的视角，游客在黄花庄园中“亲手采摘嫩绿的茶叶，学习古老的制茶技艺”，体验采茶制茶的过程，了解了茶文化，为成为茶文化的新传播者提供了可能性。同时，研学学生的加入进一步丰富了黄花茶产业链的叙事，他们在研学活动中“从杀青、揉捻到烘干”，学生学习了制茶叶的传统技艺，也成了黄花古老茶文化的传承者。将抽象的理想、政策转化为现实的具体意象的具象化叙事早在《旷野先声》中对阮啸仙的书写中已初见端倪，将革命理想具象化为土地改革的细节实践。在新乡村文学中的“百千万工程”的政策叙事也采用了“从抽象到具象”的历史重构路径，避免陷入宏大叙事的空洞，将政府的政策、文件、术语转化为了实践结果——“百亩共享菜园”“千亩富硒米基地”等具体意象，使抽象政策获得了血肉丰满的叙事载体。

（二）新微观叙事的特征：结构、视角与节奏

首先，在叙事结构上，《黄花村》采用了线性与环形相交织的叙事结构。线性叙事以叙述者在黄花村的行踪为线索，从进入黄花村开始，沿着黄花古道一路前行，到书记会客厅、番客屋，最后回到黄花茶的种植与产业发展，这种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清晰地展现了黄花村的地理空间和人文景观，黄花古道上的线性叙事：

我们脚踏着一千多个石级，行走在1.5公里的古道上，用心感受古人的往来穿梭，跫音回响，岁月穿行。

线性叙事让读者跟随叙述者的脚步，在黄花村物理空间上移步换景，同时逐步深入了解黄花村的历史与现状。环形叙事则体现在黄花村的乡村振兴故事中：过去村民以茶叶为生的艰苦岁月，如今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茶产业等实现经济繁荣，黄花村的发展历程并非单向的线性进步，循环往复。黄花村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环形轨迹：

2024年的8月末，刚过处暑，暑气渐止，天地始肃。一天，云彩如絮，四野空旷。我在紫金县城接到魏小田电话：“快来黄花古道玩，读一下这部活着的历史书。”我马上启程，出城转个弯就到了黄花村。

“转个弯”不仅是一个物理上的动作，也象征着黄花村“这部活着的历史书”在历史与现代之间不断转换与发展，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环形叙事结构，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环形，也是古今时代上起点与终点的环形重叠。

其次，在叙事视角上实现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的转换。在热奈特叙述视角中，聚焦零聚焦（zéro）中叙述者知道的比故事人物要多，这是一种上帝视角；内聚焦（interne）中叙述者是人物之一，他可以讲述自己的所思所想，但无法讲述其他人物的想法；外聚焦（externe）中叙述者知道的比故事人物更少，他像摄像头一样追踪人物的言谈举动，但无法描绘他们的思想。其中，零聚焦的全知视角体现在对黄花村整体情况的宏观把握和全面介绍上，对黄花村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特色产业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种全知视角让读者能够迅速对黄花村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黄花村，隶属于紫金县紫城镇，是紫金的后花园。这个村庄离县城3公里，村里有航天丝苗米，有富硒酒，有黄花茶，有竹林‘七贤’咖啡馆，有番客屋，有君子文化，有寿字文化，有进士文化……

外聚焦的限知视角通过与黄花村书记魏小田、青年企业家黄远锋等人物的交流互动展现出来，从他们各自的视角来展现黄花村的具体发展情况。例如在书记会客厅与魏小田和黄乃福的对话中，了解到黄花村的乡村振兴规划和青年干部的培养情况：“魏小田说，黄花村规划打造“一园，一学，一步，一站……”作者本人的所思所想通过内聚焦的限知视角书写，使人更加深入地感受到黄花村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人物情感和具体实践，叙事视角的转换与叠用增强了文本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在叙事节奏上，本文采用了快与慢交融的节奏。在介绍黄花村的整体情况和历史背景时，采用了较为舒缓的叙事节奏，通过对自然风光、古建筑等的细致描写，营造出一种宁静古朴乡村的自然闲适氛围：“村庄沿路的每一处风景，都可以单独成画，可谓一步一景。”这种慢节奏的叙事让人充分感受到黄花村的自然之美和历史文化底蕴。而在讲述黄花村的乡村振兴故事和人物事迹时，叙事节奏被有意加快了。紧凑的情节安排和人物对话，凸显了黄花村在新时代的快速发展和青年干部的积极作为。例如：

截至目前，已整理打造小树林公园两个、完成两公里多的村道绿化提升，目前正在黄花村打造“共享菜园”。

青年突击队在黄花村开展工作的快节奏叙事突出了黄花村乡村振兴的效率和活力，凸显出时代的脉搏和乡村发展的希望。

三、生态批评视域下的田园牧歌变奏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谢友义在《黄花村》中不仅实现了石涛所说的“代山川立言”，而且升华为“以生态为先，绘一山青绿”的生态批评理念。他说，“站在茶山的顶峰，成片的青绿延伸到天际尽头。青绿，是所有颜色中最美好的颜色，因为它是生长的颜色，是生机勃勃的颜色。”

（一）交融美学的审美叙事实践

不同于西方美学将自然之“对象化”，谢友义更多是采取庄子“独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态度，采用庄子“以道观物”“目击道存”的方式，将自身向生态事件开放，成为生态实践显现其自身的通道。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阿德诺柏林特在其“交融美学”理论中指出，审美交融宣告放弃传统美学中欣赏者与艺术对象之间、艺术家与观赏者之间以及表演者与诸如此类的要素之间的分离。……在审美交融中，边界消失了，我们直接亲谜底体验这种连续性。

审美交融突破了主客二元对立的审美方式，使人与世界合二为一，人与世界的亲和关系得以真正地建立起来。文中的黄花村自然景观书写富有交融美学的生态美学的意蕴，黄花村的自然景观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多样性和丰富性，“村庄沿路的每一处风景，都可以单独成画，可谓一步一景”，黄花村的山峦起伏、云雾缭绕、茶园成片，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和心灵上的宁静。黄花村的自然景观还体现了一种和谐之美，俯瞰黄花村，犹如被森林环抱的一个硕大花园，一万多亩林地种满了茶树，林中有树，树中有茶，远观是树，近看是茶。

自然森林与人工种植茶树的和谐共生，这是黄花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也是人与自然二者交融共生的生态美学观的直接体现，混合森林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也是村民与游客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之美的临在之所。同时，文本中的自然书写呈现出复杂的生态意识，“林中有树，树中有茶”的生态茶园延续了浪漫主义自然观，“污水处理”“河道清淤”等细节又显露出现代性介入的痕迹。这种浪漫主义与现代性的双重性在黄远锋改造番客屋时尤为明显：番客屋既保留“老物件“的原生态组合，又引入“露营设施”“室外KTV”等现代娱乐元素，在交融美学的生态审美模式下，不但人与自然消除了边界，自然性与现代性的也在生态中和谐共生。

（二）生态性与文化性共融的生态审美想象

文本将黄花村的历史文化、客家文化、茶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通过具体的事件和人物展现这些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文化传承，而与乡村的现实生活和发展紧密相连，增强了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入风亭”是古道上的重要节点，亭子不仅是身体的休憩点，更是视觉与认知的转换场域：“在此稍作歇息，只见天空澄澈，远近山峦依稀可见。俯瞰黄花村，犹如被森林环抱的一个硕大花园。”这种视觉体验将自然景观转化为文化意象。从亭中俯瞰，茶树、稻田与森林构成的“林中有茶，茶中有树”图景，实现了生态现实与茶文化编码的交融，意象呼应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美学逻辑的同时，预示乡村振兴中生态资本的转化路径。亭子作为观察点，使自然空间与文化空间相互渗透，体现了生态性与文化性共同交融的生态审美的功能。

黄花茶庄园是生态对文化赋值的另一个空间，“黄花庄园位于紫金县黄花村的山谷内，常年云雾缭绕，四周林木繁茂，生态环境优越。”茶园自然生态空间是农业生产及文化体验的双重载体，学生在庄园中采茶制茶的过程即是生态空间的文化赋值过程：“学生们亲手采摘嫩绿的茶叶，学习古老的制茶技艺，从杀青、揉捻到烘干。”将茶叶从自然产物、商品转化为文化符号，完成了生态性与文化性共融的生态审美想象。

黄花村在乡村振兴过程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经济发展并非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通过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方式，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目前，黄花庄园内有500多亩的有机生态茶园基地，种植了龙井43、中茶108、金观音等国级名优茶树品种，建成1500多平方米的现代化规范化茶叶生产加工场所和茶文化展区，日加工能力达2000余斤鲜叶，年生产黄花茶约10万斤，茶叶集约化、标准化加工水平和产品质量得到了极大提升。

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不仅提高了茶叶的产量和质量，也保护了茶园的生态环境，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此外，黄花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文中描述：

在黄花庄园，游客可以驱车到其中一个山顶，四面眺望群山起伏种的茶树成排，感受大自然蓝天白云交相辉映的壮丽画卷，又可静心体会关于茶、自然与人文的故事，更可以看见科技的应用和创新。

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使游客感受到自然之美的同时，增强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使生态理念的传播深入人心。

（三）生态美学与乡村振兴相结合

当黄花村人实现“养山、管山、吃山”的生态循环时，实质上重构了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这种生态智慧在本文中体现为乡村振兴的可持续范式，是生态美学与乡村振兴的紧密结合。黄花村通过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模式：

黄花村被纳入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黄花茶迎来了高质量发展契机。

政策支持为黄花村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保障，黄花村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水平的同时改善了村庄的生态环境，实现了生态美学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

此外，黄花村的发展还体现了生态美学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谈到农文旅三产结合发展的细节时，面对亲子研学和乡村民宿变成了流量和钱袋子的大好势头，魏小田指着远处一排石棉瓦建筑，表明了黄花村对生态的自觉保护措施：“你看，河里流出的水都很清澈，是因为全村的污水都在污水池集中净化处理以后才排放。作典型示范村都是刚刚开始投钱，大量投钱做基础建设。”这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不仅为村民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也为黄花村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生态美学与乡村振兴的密切结合。

结语

纵观谢友义的报告文学创作历程呈现出了三重创作上的自觉：一是地缘文化自觉，以河源紫金等粤北山区为地理坐标，通过城乡空间转换透视乡村振兴的深层逻辑；二是文体跨界自觉，将小说的人物塑造技法融入报告文学，《肝胆两昆仑》以文学想象激活革命者刘琴西兄弟的档案文献，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三是媒介融合自觉，推动作品向影视剧本转化，拓展文本传播效能。谢友义的创作既延续了自从30年代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以数字时代的广东新乡土书写将“改革叙事”转向“高质量发展叙事”，为地域文学回应国家战略提供了具有方法论价值的实践样本。

《黄花村》正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广东新乡土叙事报告文学作品。以空间为叙事载体，书写乡村振兴中空间生产的复杂逻辑，通过书记会客厅、黄花茶产业链等场域的多声部叙事展现了乡村关系网的复杂性。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它通过线性与环形交织的叙事结构、全知与限知视角的转换以及快慢节奏的交织，生动地描绘了黄花村的历史与现状。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它运用丰富的文化符号，展现了黄花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及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从生态美学的维度来看，它描绘了黄花村自然景观的美学价值，传达了生态理念，并展现了生态美学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综上所述，文本通过空间的物质性书写、多声部叙事和乡村生态批评，重构了新时代的乡土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乡村变化的新方式，也为乡土文学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黄花村的故事不仅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更是对新时代乡村变化的深刻反思：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文化的复兴与社会关系的重构。通过黄花村的农文旅融合模式、文化保护与传承、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基层治理与民主参与等乡村振兴的举措，使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的落地生根、生态理念的深入人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黄花村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不仅为大湾区的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也为大湾区的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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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光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旅游发展与治理路径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4.

作者简介

郑坚，女，满族，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俄现当代比较文学研究，专注于中俄当代生态小说、中俄意象派诗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