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早开始，东北地区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尤其到了近代以后，东北地区更是成为外国列强争夺的焦点。因此在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国共两党已经展开对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

在东北局成立后，中央立刻抽调大批干部和部队开赴东北，而战功赫赫的林总则被中央选中，肩负起领导东北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的重任。

到东北上任前，林总特意挑选了五位干部同自己奔赴东北，其中有一人，他在建国后没有任何的军衔，但却只有他一生圆满，得以善终。

1907年，虞上聪在湖南江华出生，尽管家境贫寒，但父亲还是在亲友的劝说下，将虞上聪送去私塾读书。父亲的这一决定，让虞上聪的命运彻底改变。

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虞上聪争取到了免交学费的待遇，伙食费也可以按照公费生的标准，顺利读完了初小和高小。与此同时，虞上聪还开始接触新思想，受到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启蒙。

1925年考入湖南省立三师不久，虞上聪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虞上聪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冒险前往长沙汇报工作，途中结识了一位同乡的老人。

为了地下工作的安全，虞上聪随口称自己叫“黄琳”，后来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了井冈山时期。

1929年毛主席离开红军，赴闽西休养期间，黄琳也随之前往。之后在福建省委的派遣下，黄琳前往上海学习，结束后回到湖南工作。为了适应新的斗争环境，组织上将黄琳的名字又改为黄春圃。

在湖南待了半年时间后，黄春圃重回红军，在彭德怀部队的随营学校担任教员。期间，他所编写的《支部生活》小册子，成为我党最早的基层党课教材之一。

1938年，已经在军委担任局长的黄春圃，主动提出去敌后的要求，恰好当时山东纵队刚刚成立，黄春圃被任命为纵队政治部主任。为了应对敌后复杂的战争环境，黄春圃改名为“江华”。

自此，江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他逝世。

抗战胜利后，江华随林总前往东北工作，担任安东省工委副书记。当时安东的土匪和国民党特务相互勾结，诱骗爱国青年反对八路军，江华上任之后立刻实施对这伙土匪的打击，并成立保安司令部保卫安东。

1946年，国民党向安东大举进犯，由于装备实力上的巨大悬殊，江华率领军区后方机关撤离。当地1000多名工人和学生随江华一同撤离，后来这些人很多都成了我党的骨干力量。

同年年底，江华奉命前往朝鲜，主持辽东的后方工作。通化解放之后，南满分局搬到了通化，江华回到南满领导机关，全面负责通化一带几个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南满的生产很快得以恢复。

1948年，江华又领导了南满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广大党员的思想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为之后发动人民群众支前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大战役结束后，江华奉调回到关内工作，中央增补其为浙江省委委员。浙江解放后，江华南下参加杭州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选杭州市委书记，兼杭州市警备区司令、政委，成为杭州市的党政军负责人。

1955年全国大授衔之际，由于江华已经转入地方工作，因此按照规定没有被授予军衔。

1974年，江华临危受命，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华主持了法院系统的拨乱反正工作，三年时间复查了过去十年中的120余万件刑事案件，改判纠正冤假错案30余万件。

1999年，江华在杭州逝世，享年93岁。

相比于江华来说，其余四名随林总前往东北的将领，一生就显得不那么圆满。

首先来说萧劲光。新中国成立后，萧劲光受命领导海军工作，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十年特殊时期，萧劲光遭受到错误批判，1989年因病去世。

其次是邓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因受彭德怀牵连被安排到四川工作。1977年邓华转入军事科学院工作，三年后因病在上海逝世。

第三位是李天佑。在革命战争年代，李天佑是赫赫有名的战将，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李天佑却一直默默无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一直扎根于广西军区。

最后一位是聂鹤亭。在解放战争中，聂鹤亭有着不俗的表现，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可惜在特殊时期，聂鹤亭遭遇不公正的待遇，1971年含冤去世。

总体来说，江华作为当年林总手下“五虎将”之一，虽然建国后没有被授予军衔，但一生没有太多的大起大落，称得上是一生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