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2日，随着碾庄战役的结束，国军7兵团司令黄百韬也彻底绝望，当晚黄昏时分，他在与25军副军长杨廷宴逃到一个叫小费庄的地方时，顿感万念俱灰，随即举枪自尽。

临死前，黄百韬告诉杨廷宴，自己有“三不解”。

首先，为什么要在新安镇傻傻地等了44军足足两天？其次，等待过程中为什么不去架个浮桥？最后就是埋怨李弥，为什么不在曹八集掩护7兵团西撤？

黄百韬的第一个和第三个“不解”，暂且不展开讨论，单来说说他的第二个“不解”，即在等待44军的过程中，为啥不架个浮桥。

一、浮桥有什么用？

黄百韬为啥会专门提到架浮桥这事儿？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事儿，着实让他损失不小。

淮海战役打响后，华野第一阶段的任务就是围歼黄百韬的7兵团，当时的黄百韬，尚在新安镇驻防，其手里一共有四个军，分别是25军、53军、64军和100军。

而按照国军徐州“剿总”11月4日发布的命令，是要求7兵团从新安镇西撤，最终收缩至徐州附近，以便于其他国军部队形成拱卫徐州的态势。

但就在黄百韬开始布置部队准备西撤时，徐州“剿总”在11月5日又下命令，要求他等一等。

等谁呢？等从海州撤回来的44军以及国军第9绥靖区部队，必须在这支部队抵达新安镇与黄百韬汇合后，7兵团才能开始撤退。

而这一等就是两天，一直到11月7日，黄百韬这才开始指挥大部队西撤。

到了7日凌晨，7兵团开始从新安镇出发，按照黄百韬当时所在的位置，如果他要撤回徐州，其路线则是新安镇-运河镇-碾庄-曹八集-大许家-徐州。

而在新安镇与运河镇中间，有一条运河。

所以，按照黄百韬的西撤路线，是必须要走运河的，而这条运河上，本身是有一座连接两岸的铁路桥，若是一两个军，是可以能满足过桥需求的。

但问题就在于，黄百韬的7兵团加上44军足足5个军，再加上非战斗人员，这就导致，一座铁路桥根本不够用。

从7日凌晨开始，7兵团便开始渡河，结果，单是64军，就一直到8日拂晓才渡河完毕。

64军过完河之后，接着是27兵团的兵团部，并在8日中午过河完毕，再之后，则是44军，44军过完河的时间，为8日下午。

44军过完之后，紧接着是25军，最后则是100军，100军当时是作为殿后部队最后过河的，其承担有掩护友军过河的任务。

而就在25军渡河之际，华野的先头部队已经赶到运河以北的八家杨村，并与这里的100军44师交上了火。

就这样，100军边打边撤，等到25军过完河之后，100军才仓皇向运河西岸而去，此时已经是11月9日。

不过，渡过运河后的100军已经出现了损失，其建制下的44师基本残了，只剩下大约一个团的兵力，剩余的均被消灭在了运河东岸。

说到这里有人就会问了，不是还有个63军吗？没错，确实还有个63军，不过，就在7日当天，63军军长陈章看过河速度太慢，因此就主动请缨，去了新安镇以南的窑湾，计划从窑湾那里渡过运河（最终被歼灭于窑湾一带）。

也就是说，从7日凌晨到9日，黄百韬所部成功渡过运河的，有64军、44军、25军以及100军一部，当然还有杂七杂八的人员。

而在过河的过程中，黄百韬损失了100军的44师大部，以及一个完整的63军。

这个代价，不可谓不小，而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过河速度太慢，以至于被华野线头部队给追上了。

那么，是什么造成过河速度太慢的呢？普遍的看法，是因为只有一座铁路桥，而几万人加上各种辎重需要快速通过，自然就会极大影响速度。

正因如此，黄百韬才会在他所谓的“三不解”里遗憾，认为要是能多架点浮桥，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损失。

这种看法对不对呢？不少人认为是对的。

要知道，华野的先头部队，是在8日下午接近黄昏时才赶到的八家杨村，而黄百韬虽说等了两天，但开始渡河的时间，则是7日凌晨。

这就意味着，黄百韬的行动时间，是早于华野先头部队的，因此，若黄百韬在等待44军会合的两天时间里（5日、6日），哪怕架出来一座浮桥，也不至于损失这么大。

二、乱成一团

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并没有错，但实际上，这里面忽视了一个问题。

黄百韬所部的过河速度慢不假，但真的是只因为没有多架一些浮桥吗？种种证据表明，并不完全是这样。

先看证据之一，即华野是怎么渡过同一条运河的。

最先过河的是四纵和八纵，当时四纵第一个赶到运河边上，八纵则紧随其后，而那座运河上唯一的铁路桥，还遭到了黄百韬的部队炸的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四纵和八纵马上集思广益，用木板、树枝等各种材料铺设成了临时桥面，随后马不停蹄的强渡运河。

而在四纵和八纵之后，便是九纵，九纵最开始是从新安镇南下追击63军，期间也需要渡河，而为了快速通过，九纵找来几个梯子和一些木板，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架设出了简易的浮桥。

不过，由于材料比较简单，加上河水流速较高，浮桥一度十分不稳当，见此情况，为了不耽误大部队渡河，九纵27师79团的10名干部和战士，干脆直接跳到水中充当桥桩，手拉着手扛起了木板，保证了大部队的通过。

而这，便是“十人桥”的故事。

也就是说，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情况下，部队渡河是完全可以提高速度的，简易的浮桥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架设起来的，华野部队怎么渡河的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这些，国军部队有吗？自然是没有的，不仅没有，反而在渡河过程中各种问题频发。

比如第一个过河的64军，其从7日凌晨就开始行动，结果足足过了一整天，一直到8日拂晓才过河完毕，正是其拖拖拉拉磨磨蹭蹭，严重影响了后续部队的过河进度。

再有就是为过河不顾友军生死，当时100军是负责殿后的部队，而25军则是在100军的掩护下，方才没有损失的成功过河的。

结果，就在25军过完河之后，因担心被华野部队追上，一度准备把运河炸毁，要知道，这个时候100军还没开始过河呢，最后还是在100军军长周至道的鸣枪示警以及怒骂之下，25军的工兵这才没有炸桥。

当然，25军的工兵最后还是把桥炸了，正是其这么一炸，导致100军的44师一部被留在了河对岸，最终被赶上来的八纵尽数消灭。

而这还只是其中的几个细节，黄百韬所部的整个过河过程，何止一个乱字了得。

由于事先组织好（或者说就没有组织），因此国军大部队在过河时，很快就把桥堵的水泄不通，桥上除了到处都是人（包括部队、官员、商人等等），大小车辆乃至马车都有，更让铁桥彻底堵死。

用很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军民不分、战斗部队和后勤人员不分，更没有任何的组织和纪律，以至于在过桥时就出现了极其混乱、甚至相互践踏的情况，期间，100军在过桥时，居然还让士兵开着卡车不管不顾往前冲，这自然就更加剧了混乱。

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就国军这种情况，即便是真有浮桥又能如何呢？

三、到底有没有想到架浮桥？

其实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无组织无纪律上，但凡黄百韬能有效组织和规划一下，也不至于乱到这种程度。

只要不乱，那么黄百韬就能少损失一些兵力，起码不至于丢了一个军和将近一个师。

不过话说回来，黄百韬也算是行伍多年，按理说大部队行军，且要过那么宽一条运河，是不可能想不到需要架浮桥的。

实际上这一点，黄百韬想到了，但却并未得到实施。

就在11月6日，国军华东战地视察官来到了新安镇，并见到了黄百韬，两人在谈话中，黄百韬就提到，“徐州工兵团迄今未来架设运河桥梁”。

从这句话中就能明显看出，黄百韬是知道需要架桥的，不仅如此，根据国军25军军长陈士章的回忆，在最开始7兵团布置撤退时，黄百韬就安排了7兵团的工兵，“在铁路桥北方架一平行浮桥，勾通河两岸公路”。

所以，多个证据都表明，黄百韬并不是没有想到架桥。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既然知道架桥，为何最后没实施呢？原因倒也不复杂，用九个字就能总结：不重视、不跟踪、不负责。

不重视，是指的徐州“剿总”，在黄百韬申请了要工兵架桥的情况下，一直到6日还未到位。

而不跟踪，则是黄百韬在下达了7兵团的工兵架桥后，自己居然不去跟踪落实，当然，他是兵团司令，也不可能事必躬亲，但7兵团可不止他一个人啊，那么多参谋、军官，却完全没有一个人去问问这件事。

既然命令已经下达了，那么就应该有人去做协调、督促工作，并及时汇报，可惜并没有，这叫啥？这就叫不负责。

最后就是黄百韬自己的问题了，国军中黄算是能打之人，但也仅限于能打，其十分缺乏对战局的敏感度，尤其是对关键节点的敏感度。

举个例子，锦州战役中，塔山能不能守住直接关系到锦州战役的进度，因此塔山就是一个关键节点，而作为总指挥的东野首长是怎么做的呢？除了详细部署外，专门强调了防御重点（即守山必守村），再加上持续关注，保证了塔山阻击战的胜利。

而在这方面，黄百韬可以说就没有这个意识，因此才会酿成了大乱子，而他所谓的“三不解”，其实也只是他在全军覆没后，为自己开脱的说辞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