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伟大的事件、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话是黑格尔的名言，马克思在他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引用了这一句名句作为开头，来隐喻拿破仑三世政变上台的荒唐。

同样，此语亦适用于全斗焕所缔造的第五共和国。果然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正如拿破仑三世处处模仿他的叔叔拿破仑，却处处学得不像那般，全斗焕也像是处处在效仿他心中的太阳朴正熙，却也只是拙劣的模仿。

要看懂这段历史，还得从1979年10月26号那声震惊世界的枪响说起。是夜，金载圭遽然拔枪，射杀朴正熙与车智澈，随行的6名警卫亦被一并清除。此时活着的除了金载圭、他的心腹特工们，两位朴正熙请来的美女以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坐在桌前吃饭的秘书室长金桂元。

金桂元与金载圭私交颇为深厚，且二者同样厌憎那嚣张跋扈的车智澈。金载圭密谋刺杀之前，曾隐约表露想法，金桂元虽未表示反对，可实则默认了此行为。然而，当金载圭果真举枪射击之时，金桂元显然被吓得魂飞魄散。他惶恐地望着金载圭，内心满是惊惧，深恐对方一时冲动便将自己置于死地。然而，金载圭并无此打算，只是口头要求金桂元保守秘密，金桂元满口应允，于是双方达成了“君子协议”。

协议达成后两人分头行动：金桂元护送重伤的朴正熙前往南山陆军医院抢救，金载圭则驱车前往陆军本部。而这一刻便注定了金载圭的失败，原因有二：其一，金桂元作为事件最重要的目击证人，金载圭竟轻易信任他，让其独自送朴正熙去医院而非控制监视；

值得注意的是，郑升和起初可能并不知晓枪击事件的真相，然而在看到浑身带血的金载圭之后，想必已猜到了大概情况。他提议先返回陆军司令部再行谋划，情绪极度紧张的金载圭竟一口应允。要知道金载圭在陆军司令部毫无政治根基，既无法胁迫郑升和，也难以说服军官们发布全国戒严令，将事件定性为军事革命，否则将被视为叛乱。

军方的第一反应是向美国请示意见，这使金载圭再次错失主动权。更糟的是，另一边的金桂元已准备“背刺”。原本，他以为金载圭在操持一场政治分赃大会。可看到金载圭被军方掣肘后，便决然抛弃协议，请来总理崔圭夏与国防部长卢载铉，揭露朴正熙遇刺真相，企图将祸端引向死无对证的车智澈。然而局势已完全失控，最终他与金载圭一同接受审判。

时至今日，金载圭刺杀朴正熙这一事件，依旧是众说纷纭，褒贬难定。有人视其为民主斗士——他尊崇舍生取义，曾对律师宣称“正义感比谁都强”，自认是反对维新体制、反对镇压工人学生运动的义士，是以“野兽的心径向维新的心脏开枪”，可谓知行合一。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冲动杀人：作为政坛高层，他未考虑行动后果，缺乏后续部署，导致韩国未迎民主，反而迎来更暴虐的独裁者全斗焕。

确定金载圭为凶手后，陆军参谋长郑升和立刻下令逮捕涉案人员与之划清界限，并任命保安司令官全斗焕为案件总负责人——这一决定让他后悔终生。他怎也未曾料想，全斗焕竟会借着查案的契机，将他拽入无尽的深渊。

全斗焕是朴正熙一手提拔的宠臣，只忠于朴正熙一人。尽管当时军衔仅为少将，但他管辖的保安司令部是朴正熙情报统治的核心工具，直接向总统负责，拥有解决棘手问题的资源与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心会的领袖——这才是其日后崛起的根本原因。

青年时期的全斗焕是学渣中的学渣。1951年，韩国军校进行首批招生考试。他入学成绩为倒数第二名，在156人的班级里，入学时成绩垫底。而毕业之际，其在班级中的排名也仅为第126名。但他擅长搞关系，在同学中如鱼得水，逐渐形成庞大人脉网，秘密组织“五星会”由此诞生（成员：永泰全斗焕、冠佑卢泰愚、离休金复东、彗星崔圭夏、雄星白云泽），后被更名为“七星会”“一心会”，其寓意为“一心为国家，一心为朋友”。

朴正熙虽收到过关于一心会的报告，却未强行解散，反而赏赐成员拉拢利用。此后，一心会逐渐渗透到军方的各个角落。1979年3月全斗焕升任保安司令官之际，此组织已然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势力。

朴正熙在世时，成员们视其为太阳；朴正熙遇刺后，他们的目光齐聚全斗焕。“釜马风波”持续发酵，民众呼吁埋葬维新宪法。代总统崔圭夏是职业外交官，政治根基薄弱且无长期掌权欲望，而朴正熙之死留下的权力真空让全斗焕嗅到机会。

他走了两步妙棋：其一，借查案之名要求中央情报部协助调查，将情报集中到自己手中，使后续政变行动总能快人一步；此时的全斗焕春风得意：随意进出政府要害部门抓捕审讯，登上电视接受采访，俨然政坛新星。这引发稳健派强烈不满，他们批判其粗暴行径，但全斗焕日益骄纵。

1979年11月1日，《每日新闻》称全斗焕掌握实权，加剧了稳健派与他的矛盾。郑升和与崔圭夏经商议后决定，待查案结束，便任命其为东海安全司令，将之调离政治中心。此行动促使全斗焕发动政变的决心更为坚定，起到了加速催化的作用。

全斗焕决意将计就计，他先是满口应承下来，而后暗中调兵遣将。他以一封电报召回前线的第一师长卢泰愚，二人于保安司令部约定，于12月12日共同起誓。政变计划分三步：第一，12月12日晚6点，心腹于庆云和许三友上校赴汉南公馆逮捕郑升和；第二，面见崔圭夏请求密令，若遭拒则率将领逼宫；第三，拉拢张泰玩等将领喝酒调虎离山，甚至贿赂张泰玩100万现金。

然而12月12日清晨，郑升和突然来电要求面谈，吓得全斗焕冷汗涔涔。但他强装镇定赴约，发现对方仅交代防范朝鲜进攻之事，显然对政变一无所知。这场误会反而让他确信12月12日晚是绝佳时机。

当晚行动开始：于庆云和许三友按下郑升和家门铃，得知要被带走时，郑升和要求联系崔圭夏公馆。二人见行迹已然败露，便架起郑升和拔腿就跑，旋即与护卫队发生交火。海兵队赶来后，许三友强行绑架郑升和逃离汉南公馆村。

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国防部长卢载铉也住汉南洞公馆村，听到枪声以为朝鲜斩首行动，带全家逃往美军基地。他的逃跑导致政府军群龙无首，也让全斗焕一方陷入混乱。

代总统崔圭夏要求卢载铉决断，却得知其失踪。此时军方与叛军均焦头烂额。另一边，张泰玩等将领被全斗焕骗至“严启栋”会所喝酒，全斗焕迟迟未到，借口“向总统汇报”。直到金晋基报告枪战，两人才惊觉大事不妙，匆忙返回陆军本部，方知遭调虎离山。

晚8时许，陆军本部颁布“珍岛犬一号”警戒令，全面施行戒严。张泰在调兵之际发觉，450名将校里有400多人乃是“一心会”成员，自己俨然成了光杆司令。他欲致电斥责叛逃的部下张世东，却发觉黄永时、于学圣等前辈亦已投靠全斗焕，一时间敌我难分。

全斗焕见事情已然败露，遂下令第三、第五空输旅团回防镇压。一空输部队出发后，杨太宇命第三师师团长朴熹模封锁信川大桥。朴熹模表面答应，挂电话却接到保安司令部警告：“你们的通话已被监听，想好跟谁走。”他意识到通讯被控，抵抗无望，索性放任一空输过桥。

全斗焕的忠实搭档卢泰愚亦出动第九师团，使其撤离三八线，开赴首都。他积攒十余年的人脉在此刻尽数启用，要求参谋们说服各部队“一心会”成员阻止政府军，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当政府军几近崩溃之际，陆军参谋次长最终打出了最后的王牌——第九空输部队。九空输出动让全斗焕紧张，但他很快想到对策：模仿司马懿装落水为师，诈称“若释放九空输则撤回一空输”，诱使对方撤军。待九空输撤离后，他顺利通过信川大桥攻占国防部。

国防部长卢载铉再次展现“幽默”：从美军处得知真相后想回国防部翻盘，却见全斗焕大军已至，只得再次仓皇逃窜。尽管张泰玩将军妄图率最后的百余人抵抗，成为第四共和国最后的坚守者，但在部下哀求下放弃抵抗，终沦为阶下囚。

12月13日凌晨5时许，全斗焕第三次恳请崔圭夏签署逮捕令。崔圭夏留了个心眼，在代总统令旁标注签署时间“5:10 AM”。这一细节为全斗焕日后倒台埋下伏笔。

这场政变无论规模、环节设计还是应变能力，都是朴正熙5·16政变的加强版。全斗焕展现的领袖能力令人惊叹，但再完美的政变也无法改变其本质——一场野心家的分赃大会。

对比可见，朴正熙政变后收获鲜花掌声，政权长期稳定；而全斗焕则被普遍认为功小于过。2019年12月12日政变40周年之际，民众将全斗焕下跪雕像搬至首尔光华门广场，遭拳打脚踢。这一待遇堪比杭州岳王庙前的秦桧跪像，足见韩国民众对其恨意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