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在全国地委书记会议上特别介绍了赵修。

他，自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多重职务，包括村支部书记至省委书记、省长等。

然而，令人瞠目的是，这位毛主席公开赞誉、献身革命的高级干部，居然在1974年被"造反派"绑架。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赵修的故事。

热血青年，投身革命

出生于1921年鸡年的赵修，也叫做赵"辛酉"，他来自河北的一座古朴的小镇。

当他17岁的时候，正值年轻热血的年纪，路达老师的影响像一把火点燃了他的青春，使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抗日运动的洪流中。

战争年代，他在山西的五台县、孟县和寿阳县，曾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坚守阵地，领导抗日。

1948年，赵修南下湖北，在这里他一步一个脚印，从郧阳、襄阳、武汉、孝感的地委书记、湖北副省长、省委书记，走到了武钢党委第二书记的职位。

随后，他又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兼任畜牧水产总局局长。1982年春天的吉林，赵修调任了省委副书记、省长及省人大主任。一生的付出，让他在1992年走完了生命的旅程。

抗日战争初期，赵修就像一位激进的战士，怀着炽热的爱国之心，他和同龄人一样，对日军的侵略满怀义愤。

特别是1936年的暑假，他与同学许振在大里岩村外的柿树下长谈，思考着祖国的未来，讨论着红军的辉煌战绩，这对许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年后，1937年的9月，他们在小里岩村外的岩洞里再次讨论，这一次的主题是对日军的侵略。他们决定以身作则，"誓死不当亡国奴"，以国家的兴亡为己任。

1938年的冬季，赵修通过孙瑞和路达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将许振和程镇也带入了党的怀抱。

他们在建立农民协会的过程中，积极投身党的组织工作。他们深入北瓮村、米汤崖和曹家庄，散播着抗日的火种，组织自卫队，发展新党员。

家庭的束缚无法阻挡他们为党工作的决心。

1938年的5月，赵修和许振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经历了一路的艰辛，最后抵达了山西五台的晋察冀边区党校。

这个被称为“海会庵”的庙院里，他们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涯。他们在党校里度过了三个月，聆听了彭真、聂荣臻、林铁和赵振声等领导的讲课，领悟了党的真理，增强了思想觉悟，奠定了他们未来工作的基础。

毕业后，赵修在二地委工作，在五台县、孟县和寿阳担任了重要职务。历经枪林弹雨，与死神抗争，用十年的时间，他为抗战事业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1943年，当年轮在赵修身上划过了一个新的刻度，他怀揣着使命，披星戴月地踏上了榆寿县的古老土地。

这一年，他将独自面对一片风暴云般的局势，他需要站在先贤们的牺牲的基石上，仔细洞察并思考当前的困境。

情报如阵阵寒风袭来，揭示着敌人占领地面的扩大，我方地盘的萎缩，敌人嚣张跋扈的态势，我方士气低落的气氛。

在这样的局势下，赵修聚集了会议成员，他们决定划定了三种政权类型：抗日政权，两面性政权，亲敌政权，以此来区分并应对不同的敌我关系。

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划分，能够有效地分化敌人，瓦解其内部。每个人，每个地方，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和立场，这一划分，无疑为战争局势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这一系列的决策中，赵修特别强调了建立党支部工作的重要性。

他深知，一个有党支部的村庄，就像一座堡垒，是我方在混乱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据点。

就在那样艰难的岁月中，南畔、常村、平头等村庄的党支部成为了我们的堡垒，它们抵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也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1943年的下半年，战争的形势好转了。我方的地盘扩大，人民武装斗争的形势也变得更加有利。军队和地方武装也在此期间得到了壮大，甚至取得了几次大胜。

连汉奸也开始态度转变，他们知道，唯有加入人民斗争的行列，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赵修甚至在敌军控制的地方公开办公，敌人却不敢踏足。

榆寿县的地方武装也在此期间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

活捉铃木川山郎

就在1945年初，太平洋战场的情况变得愈发扑朔迷离。日本在多个前线遭受重创，国内的紧张情绪如同火山即将爆发的压力，一触即发。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日本高层作出了一项决定，他们决定将一位关键人物——身兼日军师团长和伪山西省教育厅专员的铃木川山郎召回本土。

为了欢送铃木川山郎，日本决定在1945年1月16日下午举行一场壮大的盛宴，这是一场有近千人参与的盛宴，地点选在了梅山会议厅。

会议厅内，人头攒动，人们身着盛装，光彩照人。鲜花如同满天的星辰，一排挨着一排。

会场上还悬挂了一块大幅的标语：“热烈欢送劳苦功高的铃木川山郎”。音乐、演讲、歌舞，会场内充满了欢乐和热烈的气氛，喧嚣声此起彼伏。

到了晚上10点，欢送大会结束，铃木川山郎乘坐了一辆特殊列车离开了太原，北上去了北平。

然而，太原地下党早就知道了铃木川山郎的归国计划和时间，他们甚至知道他的列车将会在一辆装甲车和巡逻队之后通过。

这条情报迅速传到了榆寿县委会。

就这样，一场独特的伏击计划悄然而起。侦察队长赵亨德带领队伍行进了200余里，经过一天一夜的连续奔袭，他们最后在寿阳县南庄村找到了赵修同志，向他汇报了情况。

经过仔细侦查和布置后，赵亨德和梁青山等人选择了一个地势优越的地点——西庄湾进行伏击。

这是铁路的一段上坡路，地形低洼，环境适宜。赵修同志对此表示了赞同。

在战斗开始的那个雪夜，赵修同志带领的队伍身披决战决胜的决心，他们布设了9颗地雷，做好了全面的战斗准备。

就在装甲车、混合列车和巡逻队过后，铃木川山郎的特殊列车驶入了雷区。爆炸声瞬间破空而起，震耳欲聋。然后，是赵亨德的指挥声，全员迅速登上了列车。

火车轰然停下，英勇的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冲破阵营，手中的手榴弹在日本士兵的人群中猛然引爆，那一刻，他们的恐惧和混乱犹如被猛然撞入的野兽般七手八脚。

我军中的田荣同志果断射下一名企图逃离战场的日本军官，日军伤亡惨重，一时间鸡飞狗跳。那些尚存的日本士兵，见状无法反抗，只得纷纷投降，被我军制服。

而就在战局似已完全定下的瞬间，一个留着仁丹胡的日本壮年军官突然窜出。赵亨德立即下令，要求他被活捉。战斗的任务完成，赵修下令将俘虏和战利品一并带回营地。

当天亮之时，我军已胜利返回，那个被俘的日本军官，竟然就是天皇的外甥——铃木川山郎。

多年后的1984年，许振拜访了多年未见，时任吉林省长的赵修同志。

两人在小丰满水库风景区的豪华游轮上，闲谈过往，回忆战争岁月。

当提及寿阳西庄湾的伏击战，以及基于此次战役改编的电影《密令截击》时，赵修笑着称赞这是一场震动日本天皇的大胜。

他细致回忆起在榆寿县担任书记的那些日子，如何率领地方武装队伍主动出击，与敌人激烈交战。

不论是在草沟、北河、西山的激战，还是奔袭孟家井、张河湾，甚至直捣寿阳县城的战斗，他们都使日伪军措手不及。

每一次战役，他们都能轻易消灭二三十名日伪军。到了1945年，我军已经牢牢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从实际出发

在建国之初，赵修以坚定的信念和刚毅的决心，担任了中共襄阳地委的首任书记，继续执掌孝感地委的权杖，亦是他的人生繁华章的崭新一页。

这是在1961年，当孝感地区与武汉市正式划分为两个行政单位后，他继续肩负起孝感地委书记的重任。

那个时候，农业生产一片萧条，耕牛就像凤毛麟角，宛如黄金一般稀缺，这无疑与农业发展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巨大的鸿沟难以弥补。

赵修，面对这个现实问题，心怀满腹的责任感，他深入到农村进行了一个月零两天的实地调研，深入了解了农民们的生活状况，深度解析了耕牛数量发展缓慢的关键因素，他发现原来这背后的难题是农民对养牛的积极性不足。

为此，赵修便针对这一问题，精心设计出了两项针对性强的政策。

第一，那些为耕牛喂养肥料的农户，除了获得基本的工分，还可以根据牛的等级获取额外的奖励工分；

第二，如果农户能成功繁育出小牛，他们将拥有小牛四分之一的所有权。

这两项政策大大激发了农户的积极性，使得耕牛的数量在短短的两年内得到了显著的增长，有效地缓解了农业生产耕牛不足的问题。

这份深度的调查研究报告，被湖北省委批转至全省，并在《社会主义高潮》刊物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毛主席对此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批示称，全国的地委书记都应当像赵修这样，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这无疑给赵修带来了巨大的鼓励和肯定。

公私分明

姜锡璋，赵修的旧日警卫员，前孝感地区档案局局长，他回忆了一段有关一台收音机的趣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1955年，那个时代，收音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可企及的奢侈品，就如同现在的独角兽一样珍稀。

在那年的一个普通日子，赵修所在的襄阳地区公安机关成功在谷城县破获了一支美蒋特务组织，作为战果，他们缴获了一台具有九个波段的美国制造的收音机。

令人惊讶的是，这台收音机是如此的先进，赵修对其却并无半分贪念。

1957年，随着案件的完结，作为军分区政委的赵修本可以毫无阻碍地接收这台收音机。然而，他却坚决拒绝了，他的操守和高尚品格让人敬佩。

姜锡璋看出了收音机的价值，想着赵修作为一个大领导，留一个先进的收音机听广播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顺势将它保留了下来。

但是，随着1964年"小四清"运动的开展，公家物品不能私占成为了不可争议的事实。

因此，当赵修发现了这台收音机，他找到姜锡璋，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他，他要求姜锡璋自费将收音机返还给襄阳军分区。

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交通条件并不便利，姜锡璋为了归还这台收音机，可能要经过数不清的山丘和河流，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执行了赵修的命令，最终成功地将这台收音机归还了。

1964年，赵修跻身湖北省副省长一职，亲历了揪心的七二零事件。然而风暴并未就此平息。

1974年，愤怒的"造反派"策划复仇，他们在3月19日突袭并绑架了如今已升为湖北省委书记的赵修，企图为七二零事件翻案。

但计划在3月22日中央办公厅声明后破灭：“绑架赵修不当；七二零事件绝不翻案。”这一声明使赵修恢复自由，使得"造反派"的复仇计划化为泡影。

1975年，赵修应命于武钢，接任党委第二书记，其从政生涯并未因此平息。1979年，他前往农业部，任副部长；1982年，他再度接受新的挑战，应命于吉林，任省委书记。

据姜锡璋回忆，吉林时期，赵修书记的大女儿赵晓珍，高中毕业后成了待业青年。

襄阳地委秘书长王瑞生看到，主动帮忙安排工作，但赵修却说：“这事不能搞！”不久，赵修对姜锡璋说：“小姜，你去农科所安排晓珍做临工，不要工资，回家吃饭。”

就这样，赵晓珍在农科所做临时工，一个月工资不到20元。

后来，咸宁和孝感分成两个地区，王瑞生带人到咸宁工作，就把赵晓珍安排到咸宁电影公司放映队，吃了好多年苦。

直到赵修的夫人去世，省电力局领导参加追悼会，了解到这一情况，将她调到电力系统工作，赵晓珍才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

赵修的二女儿赵晓鸣，武汉大学毕业后成为老师。深圳特区成立后，赵晓鸣想去深圳大学工作，希望父亲帮忙。

但吉林省长赵修不但不帮忙，反而批评她：“你有好工作，去那里干什么？我不能帮你！”后来深圳大学招聘教师，赵晓鸣自己努力，通过了考试，实现了愿望。

后来，赵晓鸣对姜锡璋说起这件事，还埋怨爸爸“老脑筋，旧思想”。

1982年，赵修在县委书记郝建华的陪同下，重返44年后的故乡栾庄村。他热烈欢迎乡亲，亲自视察了张河湾水库，这是他首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家乡的亲近。

赵修逝世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领导人万里、宋平、王震、张晓初等人，纷纷打电话或发唁电向其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