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正聚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要求

党建治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也是一种制度。这一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说明时强调：“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化认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要求等，进一步夯实“中国之制”向“中国之治”转化的着力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是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必要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内蕴的优势力量和稳定属性，构成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必要前提。要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更好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必须首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理路、理论根基、内涵结构和时代价值等方面探讨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势从何而来、如何体现。具体来看，其优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百余年奋斗创造和积累的根本成就之一，“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实践基础。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强东弱的时代背景下，献身于中华民族复兴和进步事业的仁人志士在研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效仿西方政治制度，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两院制、内阁制、总统制等多种制度模式。然而，当时种种方案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历史证明，遵从西方发展模式、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苦闷彷徨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作为自身使命。党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在根据地探索建设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等政治制度，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为健全国家制度做了充分准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顶层设计着手，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正如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新征程。党中央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健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纪律检查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通过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不同领域的体制改革决定，由此逐步形成了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制度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初见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站上新的历史起点，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的高度，对加强制度建设作出战略谋划，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改革创新，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重大飞跃。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100多年来对科学的国家制度的长期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建设中得来的，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得来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遵循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具有科学真理性

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发展过程、发展方向和一般特性等作了科学预测和设想，其中包含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必须遵循的规则和标准，由此构成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得到全面阐释。例如，《宣言》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宣言》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实践要反映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宣布：“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宣言》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力量依靠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并强调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随后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进一步论证和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科学社会主义诞生170多年来，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等都没有发生变化，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所需的经济基础和组织力量等方面的原则性规定仍然适用。正如习近平指出：“《共产党宣言》虽然诞生于一百七十年前，但其阐述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受到中国人民欢迎，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就是因为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并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特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以基本经济制度为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与资本主义相反，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而实现方式首先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按照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基本原则，苏联曾实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形成了实行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1936年苏联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的《苏联宪法（根本法）》中规定，苏联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及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逐渐暴露，极大阻碍了苏联经济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影响下，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种全部经济生活都由国家来统筹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作出的选择，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开始探索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是否应当保留和保留多少非公有制经济，以及是否应当和怎样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根据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需要，对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作出科学调整和改革，逐步实现了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我们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充分体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保持在方向上的头脑清醒，努力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和治理效能。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新时代的实践中经受住了各种风险挑战的考验，具有强大生命力

纵观社会主义发展史，怎样在复杂交织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既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又高效地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我们党在探索建立完善国家制度、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中，虽然也发生了一些曲折，但经受住了各种风险挑战和考验，取得了丰硕成果。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不断发展，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合作面临地缘政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跌宕升级等挑战，西方一些政客“脱钩断链”企图愈演愈烈。在外部打压不断升级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和谐、不安全因素仍然存在，各种错误思潮以及与之有关的冲突事件仍时有发生，给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风险挑战。然而，应该看到的是，我国总体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也展现出较强的比较优势，尤其是近年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击新冠疫情、领航科学技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面前具体有哪些优势，展现了何种能力呢？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在2020年9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作出了回答。他深刻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号令四面、组织八方共同应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习近平用“三个能力”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应对风险挑战方面的优越性。第一，组织动员能力展现了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当资本主义社会因“资本的逐利”引发的政治功能失灵、精神文明衰退、社会阶层撕裂等一系列现代性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坚持把人民作主体、把人民作尺度、把人民作目的、把人民作根基，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因此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够广泛凝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第二，统筹协调能力展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完备性、组织严密性和科学有效性，而其中发挥根本作用的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了党的领导制度这一根本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转化为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第三，贯彻执行能力展现了我们党始终贯彻“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这一重要原则，体现了我们党对制度权威的维护和制度执行的保障。一个制度是否发挥作用，关键看执行是否到位、是否有力，否则再好的制度都会变成一纸空文。以西方民主制度为例，西方国家的政党大多以民主标榜自身，并以此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然而事实上，其背后的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内在逻辑已经决定了其所倡导的民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的虚假性必定会使其在执行中出现危机，甚至失灵。例如，向来以“民主灯塔”自居的美国，将多党竞争的选举制度吹捧为民主政治的精髓，如今美国的民主选举已经沦为一场场政治“真人秀”，引发美国选民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近年来爆发的“占领华尔街”“黑人的命也是命”等反抗运动，就是美国民众对本国政府失望的体现。对比西方，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彰显了中国之治。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又借鉴了古今中外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既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也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提供了必要前提。

二、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组成一个整体，前一句规定改革的根本方向，后一句规定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要推动制度优势更好向治理效能转化，就需要全面把握两者辩证统一的关系。

（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刻认识加强制度建设是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

制度对于国家治理起着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发挥制度优势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真正深化改革。这是我们党在4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总结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来说，这一经验主要来自党对于改革与制度建设关系的认识。

推动制度成熟定型是推动和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三中全会的主题都是“改革”，而改革的具体落脚点都在体制机制上，都围绕制度建设展开。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从而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出重要论述。他指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进而判断道：“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之一。习近平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充分体现了我们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动，也体现了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制度优势是推动和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障。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主要体现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显著优势；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充分表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14亿多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先进制度的自我完善能力是推动和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党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第一条是总论，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并从13个方面说明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内容。这些内容既表明党中央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信，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不断修正、不断更新的能力。这一能力构成改革向前推进的重要条件。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正确认识国家治理效能的高低是对制度成熟与否的最好检验

马克思主义认为，要检验一种认识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事物，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制度与治理的辩证关系而言，制度从认识上回答了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的依据，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从实践上反映制度的执行过程。

治理方式能够体现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是否适应国家现实条件。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从我国现实条件出发创造的，如果不顾国情照搬别国治理方式，就必然会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遭遇失败。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国家照搬别国发展模式，因水土不服造成严重后果。例如，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使作为欧美发达国家主流政治思潮的新自由主义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并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基本主张席卷世界。过去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充分表明，它虽然解决了部分国家的高通货膨胀和利润率下降等问题，但代价十分沉重。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的债务危机、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失败等都与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倡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直接相关。近年来，反新自由主义已成为一股国际潮流，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一些曾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都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可以说，盲目嫁接他国发展模式，不按照本国现实条件治理国家，最终只会使国家陷入经济、政治、社会的多重危机，造成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或延缓的恶果。

治理效能的高低能够反映国家制度建设是否适应时代的变化。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能否推动制度的发展适应时代的变化，是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完善的一项主要表征。具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否适应时代发展，就是要看其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科技发展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等方面能否真正发挥作用。更进一步说，我国国家制度优势不是自然发挥作用的，而是必须依靠完备有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例如，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进程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要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科学文化水平和工作本领；要进一步按照经济发展规律理顺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等治理主体的关系；要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制度、手段；等等。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将发展和完善国家制度与提高治理效能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整体推进

制度建设与治理效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两者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和完善国家制度与提高治理效能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整体推进。

从理论创新层面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围绕完善和发展国家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者的整体性关系，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突出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基础上，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制度和治理两个层面丰富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涵。习近平提出：“我们讲过很多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讲。”这次全会是划时代的，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着重论述了制度与治理的有机统一性。他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明确界定了制度和治理的定位及关系，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出发，强调了国家制度优势更好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制度建设系统集成和治理机制系统高效，以及两者的更好转化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具体实践层面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统筹推进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的实践中，党从制度层面确保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制度的完善程度推动改革效益最大化。例如，将老百姓身边的事与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相统一，北京东城探索建立“小巷管家”“小院议事厅”等群众自治模式，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范本；福建三明打破医保管理“九龙治水”格局，闯出了一条破解医改难题的新路子，其经验已在全国推广；浙江嘉善县示范区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有效推动了长三角一体化政务服务区建设……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日渐成型，实现了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发展过程。

三、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需要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问题

新征程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对象是发展中的问题，更具体地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民生保障、生态环境保护仍存短板，等等。为此，必须着力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谋划改革，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方面部署改革，充分发挥和彰显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完善体制机制方面，要把握好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生产方式的两个矛盾着的方面，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生产力的状况规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规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改革的本质，就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传导力量，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此必须牢牢牵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经济体制改革，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位置，一方面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另一方面及时纠正妨碍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突出问题，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快健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放在十四类改革任务的首位，明确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正体现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从健全机制和提高效能两方面着手。具体来说，一是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从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和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等方面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发展，要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二是要充分发挥政府治理的作用，坚持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等。

第二，健全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扬人民民主光辉旗帜，努力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致力于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的新要求新期盼，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重要遵循。习近平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具体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

当前，面临依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要坚定不移走符合中国国情、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政治发展道路，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制度建设来说，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保证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将各民主党派团结在人民民主的共同旗帜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提供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在城乡社区自治等方面的权利。还要继续巩固好选举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立法制度、国家机构组织制度等由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派生而来的重要政治制度，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地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第三，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内核。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物质富裕；也要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激发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实现精神富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的精神动力和支撑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着眼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使命，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文化既有意识形态属性，也有产业属性，由此决定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文化领域的制度建设，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新时代，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最重要就是要坚持和巩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二是要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建设必须走“结合”之路。要以“两个结合”为文化认同提供坚实基础，巩固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培育和铸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引领力、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三是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完善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规律、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有利于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健全引导新型文化业态健康发展机制等。

第四，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和总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提出人民群众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已经从解决温饱提升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一要求是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

为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要在体制机制、制度政策上系统谋划，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做起，抓好民生保障体系这一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习近平多次强调：“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紧紧抓在手上，切实托住这个底。”具体来看，要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和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快构建起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第五，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当前，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污染物和碳排放总量仍居高位，部分区域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美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这些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体制不健全有关”，“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系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加强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大力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至党章和宪法，制定修订环境保护法及30余部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作出部署。只有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继续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继续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建立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等，才能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制度保障，实现美丽中国目标。

第六，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国家安全工作的整体性、全域性、系统性也更加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强化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党的二十大作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重点举措，为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形势下，提高国家安全保障能力，需要进一步从体制机制入手，扎实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一方面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准确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始终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准确把握大安全理念，始终坚持总体为要，注重从整体视角认识国家安全问题的多样性、关联性和动态性，构建集各领域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把科学统筹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原则和基本防范，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发展和安全等，有效防范各类风险传导、叠加。另一方面要全力抓好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点举措：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等；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完善安全生产风险排查整治和责任倒查机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体系，加强网络安全体制建设等；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健全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的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等；完善涉外安全机制，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推进同周边国家安全合作，努力创造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等等。

第七，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改革、靠制度。党的制度建设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不断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重要论断，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三个务必”“两个永远在路上”，到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以“六个如何始终”指明大党独有难题、阐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目标任务、实践要求，再到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阐释党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科学回答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从严治党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新时代以来，新制定修订的党内法规占现行有效党内法规的比例超过70%，成为党的历史上制度成果最丰硕、制度体系最健全、制度执行最严格的时期。

全面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也永远在路上。新形势下，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就要持续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健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持续深化党的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基层组织建设制度、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确保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不断向党和国家的治理效能优势转化，更好以“中国共产党之治”引领保障“中国之治”。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伟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只有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继续巩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优势，全面落实深化制度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高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才能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作者：季正聚、 刘思妗。其中 季正聚系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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