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为了实行宗教改革，需要获得社会支持，保持社会稳定，于是加大了封授贵族的力度。
他在位时期封授的贵族大多是在1529年以后封授的。
被亨利八世封为贵族的有他的朋友、亲属和侍从。
有时他做出的选择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解释，有的时候，尽管我们可以从他选择的封爵时间或封授的爵位上找到一些线索，但我们并不清楚他为什么在条件相等的人中选择了一个而没有选择另一个。
但是，所有的封授爵位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彰显一个慷慨大度的君主的形象，在封授爵位的时候为王权增添荣耀。
亨利八世在位时期出现的相当数量的被剥夺爵位的贵族和自然灭绝的贵族，意味着即使相当慷慨的封爵政策也不会导致贵族数量的大量增加。
但是，这却使得到亨利八世在位末年的贵族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他自己授予爵位的贵族。
当亨利八世1547年去世时，英国有51个贵族，比他即位时多了9个。
«——【·男爵·】——»
在34个男爵中(其中4或5人未成年)，有16个是亨利八世授予爵位的贵族或他们的后代，1个(奥德利勋爵约翰·塔切特)是由他恢复其爵位的。
因此，有一半的男爵爵位是由亨利八世授予的。
在男爵以上的爵位中，这一比例更加突出。
在幸存的17个子爵及子爵以上的贵族中，只有6个不是亨利八世封授的(多塞特、阿伦德尔、德比、牛津、施鲁斯伯里、威斯特摩兰)。
据说，亨利八世死前不久对他在位时期的贵族数量不满意，准备再授予10个新男爵并提升6个贵族的爵位。
爱德华六世在封爵问题上也较为慷慨。
在1558年的61个贵族中，26个是在此前的30年里封授的。
伊丽莎白女王即位后又恢复到封授贵族的吝音状态。
在这方面，她和她的祖父不同，她不是出于有意削弱贵族的权力和数量，而是出于维持贵族作为由家世久远的人们组成的“种姓”这种可笑的、越来越不现实的意图。
弗兰西斯·农顿(FrancisNaunntn)根据个人观察得出结论说:“古老血统与忠诚的混合体是符合女王的本性的。”
这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她封授、恢复、认可或批准的18个贵族的身上，在这18个贵族中，6个只是以前爵位的恢复。
2个是按照女性世系继承的，3个授予了贵族的幼子，2个授予了古老家族的继承人，3个授予了王室亲属。
只有伯利勋爵和康普顿勋爵(出身于骑士家族)属于既没有身为贵族的祖先同时又和女王没有血缘关系的新家族。
伊丽莎白女王在封授贵族上的吝音在其晚年表现得更加突出，1573到1603年间，除了批准威洛比勋爵继承了他母亲的爵位和将战胜无敌舰队的英雄霍华德勋爵提升为伯爵外，她只封授了一个新贵族。
为了使爵位贵族这一社会等级的最高层次保持稳定，她在择选新的成员时严格筛选、格外慎重，竭力不使其总体规模无端地膨胀。
从而使得爵位拥有者和乞求者都感知到爵位本身的尊贵与威严，成为等级制度的拥戴者和维护者。”
“光荣革命”以后及18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国王一直保持着比较谨慎的封爵政策。
1689到1784年之间，英国贵族的数量保持了高度的稳定，大约在160到170家之间。
在此期间，新封授的贵族也不多，不足以取代己经绝嗣的贵族。
安妮女王封授了30个新贵族(除了贵族内部的提升)，乔治一世封授了28个，乔治二世封授了39个，乔治三世在位时期封授贵族相对较多，他在位的头23年里就封授了47个。
«——【·乔治三世·】——»
但是，乔治三世十分注意维护贵族的荣誉。
在拒绝了埃格里蒙特申请侯爵爵位的要求后写给布特的信中，乔治三世写道：
“我把我们国家的上院贵族看作是所有国家中最可尊敬的贵族，我决不会因为将他们中的等级低下者置于等级较高者之上而损害它。”
乔治二世更是小心翼翼，不使贵族的身份遭到贬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
由于乔治二世在位长达33年，他对贵族总数的轻微减少负有一定的责任。
国王在封授贵族问题上的保守态度只会导致爵位、身份与权力、财富之间的更大的裂痕。
而且，由于没有男性继承人而带来的无情的衰败，以及由于剥夺爵位导致的灭绝，这种政策还导致了贵族数量的停滞不前甚至轻微下降。
16到18世纪，英国贵族数量出现了两次较大的增加。
一次是斯图亚特王朝早期，一次是18世纪末。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部分由于贫穷，部分由于积压的需求，国王在封授贵族问题上相当慷慨，一反前朝的谨慎作风。
詹姆斯一世授予不少于62人贵族爵位，王室的贪婪导致贵族数量在1615至1628年间增加了56%。
到内战爆发时，英国贵族人数比伊丽莎白时期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38人左右。
从18世纪80年代起，在乔治三世治下，英国贵族人数再次大幅度增加，从1780年的189人增加到1800年的267人。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两位国王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之所以在封授贵族问题上奉行慷慨大度的政策，是由于:
从16世纪以来，英国社会上日渐成熟的调整社会等级制度的要求，与都铎诸王谨慎的封爵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此时己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国王意图通过慷慨地封授贵族。
一则可以炫耀其作为最高权力拥有者的地位，二则可以笼络社会上层，巩固和扩大新王朝的社会基础；
将封授贵族爵位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奖掖提拔亲信宠臣，从而获得建立统治所必须倚重的社会集团的更大的效忠；
通过封授贵族，减缓社会上尤其是社会上层各个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王朝统治秩序的社会环境。
18世纪末，乔治三世和小皮特大肆封授贵族，则主要是为了改变议会上院的党派成分，削弱辉格党(WhigParty)的实力，保证托利党(ntryParty)寡头统治的稳固。
有时候国王也会干涉绝嗣的贵族家族的爵位传承，重新授予贵族产业的继承者以爵位。
1706年，第四代沃克的格雷勋爵拉尔夫未婚而终，他的财产由他的侄女继承，她的丈夫被封为坦克维尔勋爵。
无论其动机如何，国王在封授贵族问题上的慷慨政策，直接导致了英国贵族人数的大幅度增加。
到18世纪，为了制约国王和内阁滥封贵族的做法，保持自身的特权地位，贵族通过议会采取了相应措施。
1701年，上院提出一项提案，主张子爵的年收入不得低于4000镑，男爵的年收入不得低于3000镑。
«——【·平衡党·】——»
1719年，为了防止国王出于平衡党派力量的目的而大肆增封贵族，为了维持辉格党统治和贵族的尊贵地位，议会上院通过了由萨默塞特公爵提出的《贵族爵位法案》(thePeerageBill)。
这一法案在议会下院遭到了否决。
国王既有授封贵族的权力，也有剥夺贵族爵位的权力。
亨利七世在位时期，对贵族最为严厉的惩罚是剥夺爵位。
在这一时期，有九名贵族被剥夺了爵位，其中三人被永远剥夺了爵位，他们是林肯伯爵约翰·德·拉·波尔、萨福克伯爵爱德蒙·德·拉·波尔、洛弗尔子爵弗兰西斯。
亨利八世在位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审判贵族的事件和通过的剥夺贵族爵位的法案，都说明亨利八世通过实施他对贵族的个人权力来维持权力平衡。
亨利八世在位时期，有12个贵族被剥夺了爵位，直接的受害者并不总是贵族本人，有一些家族是随着爵位继承人被剥夺了继承权而退出贵族行列的。
自然衰亡的结果再加上人为的因素，使旧贵族从1509到1547年间减少了33%，亨利八世封赐爵位的贵族中有41%的家族退出了贵族行列。
在关于国王的封爵政策的研究中，过去有一种看法:国王的贵族政策，是扶持新贵族、打击旧贵族。
更有人由此推论出:国王与贵族是敌对的，新贵族与旧贵族是敌对的。
这些看法的根据多是采自都铎王朝的。
实际上，这些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都铎王朝建立后，消除了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贵族反叛的传统威胁，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权势显赫的重臣的数量和势力的衰落。
造成这一衰落的原因有许多，经济的、法律的、思想观念的，但毫无疑问，国王的贵族政策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通过零星的处决和剥夺爵位与财产，通过吝于建立新的贵族家族来取代那些己经绝嗣的家族，都铎诸王成功地减少了权倾一方的大贵族的数量。
到1620年，在少数统治15世纪晚期社会和政治的家族中，只有霍华德家族幸存了下来，而这个家族己经极为驯服了。
«——【·结论·】——»
从1572年到詹姆斯一世恢复了里士满和白金汉的爵位，英国没有一个公爵。
都铎诸王奉行谨慎的封爵政策，导致他们所封授的贵族数量刚刚赶得上消失的贵族数量。
这一证据并不能说明都铎王朝是敌视贵族或对贵族缺乏同情。
1485到1529年间封爵的稀少可能是对约克王朝的慷慨政策的自然反应，约克王朝的慷慨曾经使得贵族数量大增。
贾斯铂·都铎家族—由于绝嗣而未成气候—是由亨利七世扶植起来的，他还提升了斯坦利家族的地位，授予其伯爵爵位，并通过授予地产确立起他们在兰卡郡的优势地位。
亨利八世严厉地对待大批显贵，但也通过授予财富扶植了一批显贵以替代失势的显贵。
他年青的时候最为保守，至少在必要的时候才授予贵族爵位。
成年以后，亨利八世更愿意为了复杂的政治目的而封赐爵位，将奖赏和解决特殊问题结合在一起。
他晚年在封授贵族问题上的谨慎，说明他要保持对贵族的控制。
在他在位的整个时期，亨利八世小心地在封赐新贵族与提升旧贵族之间保持平衡。
“他致力于扩大贵族的规模表明，他相信贵族的价值。为了保护贵族的地位，他拒绝封赐过多的贵族。”
«——【·参考资料·】——»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