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收起义爆发后，起义部队按照中央指示，以攻夺城市为目标，向着长沙大举进攻，结果途中屡屡受挫，最终只能放弃原定方针，退到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组建完成后，会师胜利的喜悦冲淡了“三月失败”的阴霾，但仍有一股悲观情绪在红军队伍中暗流涌动。

一时间，“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个疑问性的口号，开始在红军队伍中传播，甚至蔓延到了整个湘赣边界，就连一些农民也受到了影响，对边界军民的斗争信心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而这一疑问的始作俑者，偏偏就是红军的缔造者之一，被列入红一方面军“四巨头”的杨岳彬。

杨岳彬出生于湖南华容，大革命时期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参加过学生运动和工农运动，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杨岳彬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主持革命活动，北伐军光复湖南后，他积极组织农民运动，被誉为“少年天才”。

1927年，杨岳彬参加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连党代表。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后，任红四军团部宣传干事。有一次，杨岳彬正和战友聊天，手下一名营长跑来，让他给营里添置两面红旗。

“还添什么旗啊，这红旗子还打得下去么？”深受悲观情绪影响的杨岳彬，随口不耐烦地回应道。营长听了之后大惊失色，杨岳彬也察觉到自己说的不合适，赶忙解释说自己的意思是不知道还能打多久。

无论杨岳彬是有心还是无意，这句话后来就演变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1930年红一方面军成立后，22岁的杨岳彬被委任为总政治部主任，进入红军核心领导层，手下将领在解放后都成了开国元帅。杨岳彬本就很有才华，再加上颇具指挥才能，因此中央决定调他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指挥反“围剿”作战。

然而，随着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左”倾教条路线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在军事上，博古、李德将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领导人排除在外，牢牢把持军事指挥权，推翻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原则，要求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硬拼消耗，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丧失了战略主动权。

在政治上，博古等人以“执行国际路线”为名，在苏区大搞肃反，大批的基层干部、红军战士甚至是群众，因此遭到逮捕和处决，苏区的群众力量被大大削弱。

在经济上，博古等人推行过“左”的土地政策，不但地主、富农遭到打击，就连中农的生产积极性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工商业也因其推行“消灭资本主义”政策，市场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手工业者和商人纷纷破产，苏区物资供应紧张，军民生活陷入了困境。

作为一名从井冈山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将领，杨岳彬对博古等人的错误政策提出了异议，结果遭到了博古的打压，先是被剥夺兵权调取后方，之后还一度将他关了禁闭。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杨岳彬不幸负伤。在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后，像杨岳彬这样反“左”的干部，“自然”被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斗争。最开始杨岳彬还抱有一丝希望，拖着病体率领部队坚持作战，但随着苏区的情况日渐恶化，对于生存的渴望令杨岳彬的革命意志彻底瓦解。

1935年4月，瑞金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杨岳彬趁乱带着妻子潜出苏区，投敌叛变，将自己所掌握的一切情报悉数供出。国民党对于杨岳彬的“投名状”甚至满意，开始利用他进行反共宣传。

然而，当时红军已经离开苏区半年多的时间，杨岳彬提供的情报很多都已经过时。国民党方面经过验证，发现杨岳彬的价值没有那么大，便随意将他安排到河南去当县长。

要说杨岳彬也的确有些能力，上任之后将县里治理得井井有条，连续多年被评为“模范县”。这些“政绩”一度让杨岳彬误以为，自己在国民党内是有价值的，却不想自己早已经沦为国民党的弃子。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杨岳彬“衣锦还乡”，期间与当地名门望族刘家之女刘东秀相识。刘家看中杨岳彬的“县长”身份，明知其已经有妻室，但还是将女儿嫁了过去。

刘家不介意自家女儿做“二房”，但杨岳彬的原配却不能忍受丈夫纳妾。自从杨岳彬带着刘东秀回到河南，家里就没有一天安宁的时候，最终酿成杨岳彬原配妻子杀害刘东秀的惨案。

刘东秀惨死河南的消息传到老家后，她在国民党军中供职的三个哥哥自然不依不饶，直接告到了陈诚那里，蒋介石听说后立刻让人将杨岳彬抓起来。

杨岳彬仗着自己“模范县长”的身份，替原配担下了罪责，本以为就是坐几天牢，却没想到蒋介石顺水推舟，给他扣上了“戡乱不力”的罪名，直接将他处以死刑。

曾经的红军“四巨头”之一，就这样戏剧性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