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弟弟去黑龙江，接受再教育。”
1968年，邹雪生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自家北京的老房子里。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犹豫。他只说了声“好”，然后低头收拾东西。那个时候，他才18岁。

这一去，是41年。

1968年，全国上下都在喊“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早在1962年就已经开始执行，但到了1968年，规模空前。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一批批青年被送往黑龙江、云南、内蒙古、贵州等地，作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邹雪生，就是这波浪潮中的一员。

他没有背景，没有人帮忙“托关系”，于是便成了政策落实得最彻底的那种人。那年11月7日，他和弟弟一起站在永定门火车站，火车慢慢进站，广播在不停播放“革命歌曲”，人群混杂着告别的眼泪和兴奋的笑声。

弟弟头一次坐火车，兴奋地问他：“哥，我们去哪？”
他回答：“北大荒。都是草地。我们要当战士了。”

那时候，他们真的信。

火车摇摇晃晃地开了几天，终于抵达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风大，冷，耳朵一会就冻麻了。落地的第一顿饭，是高粱米拌野菜汤。

“野菜”是什么？没人知道。反正吃进去不死人就行。

那年冬天最冷的一晚，零下三十五度，邹雪生和几个知青一起上夜班，在采石场工作。风呼啦啦地吹，汗水一蒸就结冰，一口唾沫吐出去，砸在地上是清脆的一声。

他没抱怨。他记得，自己告诉弟弟：“到了这儿，我们就是兵团战士。”

可没过多久，副团长找到他，说：“你弟弟太小了，送回去。”
弟弟回了北京，他留在了北大荒。

白天干活，晚上学习。读书，是知青们仅有的精神慰藉。

《资本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什么书都看，只要能搞来。一本书能轮十几个人传看，角都卷了、纸都破了，大家还小心翻着读。

邹雪生的朋友叶明，就是在这样的夜晚认识的。性格豪爽，说话带着北京腔，总是开玩笑说：“今天又没敢看那姑娘一眼。”

姑娘是北京来的，长得漂亮。后来两人谈恋爱了，但终究没能成。姑娘回了北京，父母坚决不同意她再和一个“黑土地上的知青”谈恋爱。

叶明哭了一整晚。邹雪生陪着他，一句话没说。

1970年代末，知青开始大规模返城。连里原来好几百人，慢慢地人越来越少。有人走了，有人调走了，有人调不走，留了下来。

邹雪生没走成。

原因很简单——北京的户口没了，单位没有，“家”也没有了。他成了“编外人员”，找不到归属的那种人。

1979年，他娶了一位本地姑娘，生了一个女儿。婚后日子很苦，冬天烧不起煤，连种子都吃光了。夫妻还是离了婚。他一个人带着女儿长大，女儿初中毕业后去深圳打工。他学了点修电器的手艺，靠在建筑工地打零工维生。

从北京知青，变成了北大荒的“本地人”，花了整整三十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几天，邹雪生在一个工地干活，满身尘土，手机响了。

是叶明。

“奥运会完了，我就去看你。”

那一刻，他愣住了。不是不感动，而是太久没人这么跟他说话了。老战友还记得他。

9月14日，叶明真的来了，带着几个老知青，穿过一片片玉米地，找到他简陋的房子，一开门，说：“我们好想你。”

他哭了。

那一刻他明白，有些人是走了，但心没走。

回到北京后，叶明和妻子商量：“得想办法把老邹接回来。”

说着容易，做起来难。邹雪生的户口已经丢了，单位档案也找不到，北京没他的位置，也没人愿意给他办退休。

叶明一家不是有钱人。普通职工，拿着一般的工资，却开始一项耗时耗力的任务：为一个“无名知青”找回身份。

他们跑“知青办”，翻档案，找劳资科，写证明，盖章。整整两年时间，一点点啃下来。

2009年夏天，准迁证终于批下来，户口可以迁回北京了。

2009年7月23日，邹雪生回到了北京。

那天，一群老知青为他接风，每人塞给他一千块钱。他拿到北京户口本的那一刻，眼泪一直掉。

“我41年前走的时候，是个孩子；回来时，成了老人。”

他女儿也回来了，父女俩一起去了天安门。他对女儿说：“今天是爸爸的生日，以后咱们就这天过生日。”

“叶明是一辈子的兄弟”

多年后，邹雪生已经七十多岁。他住在北京，但不忘北大荒。闲了就翻旧照片，说起叶明，眼里总是泛着光。

“他不是领导，不是老板，就是普通人。他能帮我，靠的全是心。”

现在，他每天早晨都出门遛弯，看看北京的街景，看看广场上的老人。他觉得生活挺好，不求别的，只求安稳。

他说：“我没什么大志了。活着，挺好。能活在北京，更好。”

知青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是被定义的一段政策，而是一群真实的人，有血有肉，有记忆、有青春。

邹雪，代表的是那一代人：走出去，是国家的需要；留下来，是生活的无奈；回来，是朋友的恩情。

时代走得太快，很多人已经不记得“知青”这个词了。可他们真的在那片土地上，洒过汗、流过泪、过过苦日子。

参考文献：

邹雪生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