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动人：互联网何以成为情感机器——以莱克维茨为主线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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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情感转向不仅关涉知识议程的变动，还提示了情感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突显。莱克维茨在构建诊断当代社会的理论时，将互联网称为情感机器，但并未详细论证。本文以莱克维茨的实践理论和独异性理论为主线，试图分析互联网何以成为情感机器。现代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开始成为一个以情动人的独异性社会，而互联网是不同社会事物竞争独异性的关键场所，社会事物能否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被承认为独异之物，则取决于能否在情感层面触动他人。因此，互联网的核心不在于作为信息媒介就事论事地传播信息，而在于作为情感机器通过叙事化、审美化等方式撩拨情感，其产物便是情感公众。这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理解，为何打破回音室（也即“晓之以理”）无法有效解决依靠“动之以情”驱动的网络极化现象。

作者简介

田林楠，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个人日常交往模式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1CSH017）的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的神圣化，是以情感为祭品的（普兰佩尔，2012/2021：42）。于是作为理性对立物的情感于是被放逐到理论世界的边缘，成为许多学科的秘密历史，并只能以“偷渡”的形式零星进入相关研究议题，若隐若现地存在着。但如今似乎出现了某种逆转，情感不再是“理性的丑闻”，而是理性不可或缺的支撑，被视为现代性“不安分的孩童”的情感终于开始走向公开和成熟（Williams，2001：1）。

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波及众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或“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 的出现，并且成为各自研究领域最具生产力的趋势之一（哈特，2016：100；Lemmings & Brooks，2014：3）。人文社会科学在情感范畴的回归，当然与知识潮流内部的转变有关，但情感议题的合法化不能仅仅归于知识议程自身的动态变化，而是有其特定的知识社会学条件——社会背景的演变使得探讨情感议题成为各学科不可回避的研究路径，传统的理性范式已无法有效解释情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过程和社会现象（田林楠，2021）。换言之，“抛开感受，单纯的智识什么都不能理解”如今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原则，更是对现实情势的据实陈述：在社会生活中，“我感到”开始与“我认为”同样甚至更为重要（马费索利，1988/2022：4；马费索利，王赟，2024）。无论是公共生活中对“情商”（emotional quotient）的强调，还是私人交往中对“情绪价值”（emotional value）的看重，抑或是经济活动中对“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的重视，乃至政治文化方面“依赖情感诉求来动员理想幻灭民众的民粹主义形态正在兴起”（Wahl-Jorgensen，2019：2），都反映了情感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这在互联网世界中亦不可免，“后真相”的迷雾愈发浓重地笼罩着社交媒体：在公众商议和辩论中，情感与信仰成为导航的灯塔，事实和证据日益黯淡无光。不仅如此，互联网还参与推动了“新的情感实践的出现，新的情感反馈循环的建立，新的情感语言和表现形式在互联网上结晶”（Benski & Fisher，2014：1）。从西方“Black Lives Matter” “MeToo”等运动到中国的“江歌案”“帝吧出征”乃至各种娱乐八卦事件，都展现了互联网如何迅速传播社会事件，激发公众情感反应，促进公众的情感交流、共鸣乃至极化。故此，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形象地将互联网称为“情感机器”（affect machine）。

“情感机器”这一比喻性概念乃是莱克维茨在论证当代社会何以成为独异性社会时提出的，与此相关的还有“文化机器”“叙事机器”等一系列类似概念，但并未专门给出论证和解释。不仅如此，如果仅仅参照其独异性理论框架，互联网何以成为情感机器也难以获得有效理解，因为它还关涉到莱克维茨的实践理论和情感理论 。因此，要想更好地理解情感机器概念——如情感机器是否意味着互联网是生产特定情感的机器，情感机器所指向的情感是文化构造的认知性情感还是物质主义的具身性情感，启动情感机器会导致网络用户之间形成何种联系等——并将其作为分析性概念而非描述性概念用于实证研究，我们需要在莱克维茨以实践理论为根基的一系列理论论述框架内，调用与此概念密切相关的其他理论资源作为补充，系统论述互联网何以成为情感机器并对其运作机制予以分析。

对于互联网何以成为情感机器这一问题，不同学科乃至不同学者会有不同的切入角度，其中一个关键的分野便是技术决定论还是社会建构论。莱克维茨对此虽未明言，但其实践理论的出发点就是要突破过往社会理论中诸如结构与能动、社会与自然、象征主体与物质客体等二元论所造成的瓶颈（郑作彧，陈振宇，2024），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他同样拒绝二者择一的单向论述。莱克维茨一方面认为人的情感与行动深受其可以使用的技术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决定性，与此同时，技术制品（technical artifacts）又总是与特定社会逻辑下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被后者以特定的方式所化用（Reckwitz，2017/2020：163）。例如，“旧有的工业化技术”推动着世界朝向“机械化和标准化”，而“新的网络电脑技术”则催生社会、主体和客体的独异化和文化化，但这种区别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区别，更是社会运作逻辑的根本改变导致技术调转自己的方向。质言之，新的数字科技之所以能够推动晚期现代社会的文化化进程，乃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服务于文化化的科技”（莱克维茨，2017/2019：168-170）。这种思路颇似于Barry Wellman对“可供性”（affordance）概念的改造，强调技术的功能如何“承担”社会和主体的使用（孙凝翔，韩松，2020）。

莱克维茨（2021/2024：51）认为现代社会是由一系列实践“做出”（doing）的，而这种实践则是在一般性和特殊性逻辑的矛盾中展开的，二者间的张力造就了现代社会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版本，并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机制。因此，莱克维茨虽未明确阐述，但其论证思路实则是以晚期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的特殊性逻辑作为分析的起点和脉络，考察互联网如何被独异性社会化用为情感机器，或者说互联网的技术架构在承担独异性社会逻辑的过程中如何将自身“做成”了情感机器。而社会的其他领域，例如他在《独异性社会》中详细考察的政治、经济、劳动、生活方式等朝向独异化的结构转型，与互联网科技一样，都是在特殊性逻辑扩张中“做出”的，至于它们之间的横向关联，例如经济和政治对互联网情感机器的影响，则并未详加关注。

因此，沿着莱克维茨的思路，本文将从“远景”开始，概述莱克维茨所界定的晚期现代社会如何通过特殊性逻辑的展开而演变为“以情动人”的独异性社会；其次，本文将聚焦于“中景”，分析互联网为何成为晚期现代社会中承担独异性竞争最重要的场所，以及这种竞争为何会推动互联网“做出”情感机器；最后，本文将进入互联网情感机器的内部，对其发生和效应展开分析，并概略说明在互联网空间中“动之以情”何以比“晓之以理”更具优势，而这也有助于从新的视角理解和解释“社交媒体棱镜”与网络极化现象之间的关联。

二

以情动人的独异性社会

莱克维茨的社会理论家身份遮蔽了他作为情感社会学家的面目。他不仅批评经典社会理论因为对社会理性化的强调以及对社会审美化的恐惧而系统性地忽视了情感范畴，而且在建构其独异化理论时将情感作为重要的概念工具，将“以情动人”指认为“做出独异性”的核心要件。

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乐观还是悲观，马克思、韦伯、帕森斯、埃利亚斯等共同认定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朝向理性化的过程，并且随着现代社会进程愈益稳固，而情感则被一路驱赶至社会边缘，受到冰冷的理性系统的抑制。但莱克维茨指出，现代社会并非由理性化这一单一原则所结构化，而是由持续的张力和矛盾所造就的。具体来说，约18世纪开始出现的现代社会的演进轨迹是由两种相互对立且持续竞争的社会逻辑所引导：其一是“做出一般性”（doing generality）的普适性逻辑，基本总是与形式理性化进程关联在一起，旨在打造符合普遍有效标准的社会世界，力图使社会事物具有工具效用、一致性和可比性；另一则是“做出独异性”(doing singularity)的特殊性逻辑，常常与社会事物的文化化（culturalization）耦合在一起，致力于赋予客体、主体、集体等社会事物以独特性、唯一性和价值，强调社会事物自身的独立价值、内在复杂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现代社会并不是一台一往无前的理性化机器，而是在两种力量的冲突中型构为三个阶段或三种形式：形式理性化与文化化要素在资产阶级现代（18-19世纪）皆已出现，只是并不发达；直至工业现代或组织现代（20世纪10-80年代），理性化才攀至顶峰，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与其竞争的文化化则暂居从属位置；但理性化进程并未继续下去，相反，在晚期现代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异性的社会逻辑成为主导，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化和独异化，一般性逻辑退居幕后成为独异性发展的支持和约束（莱克维茨，罗萨，2021/2024：58-59，75-76；Carleheden，Petersen & Handreke，2022）。

在此过程中，“情感结构”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理性化强调客观性、效率和可预测性，因此当它占据主导地位，情感就是被控制的对象，其强度和效应被降约至最低，而当看重独特性、价值和意义的文化化压制理性化，则会倾向于增强情感及其力量（莱克维茨，罗萨，2021/2024：59；Reckwitz，2020：143，145）。因此，与普适性的工业社会相对比，莱克维茨（2017/2019：9-10）认为独异性社会或晚期现代社会核心特征之一便是“情感的高度重要性”。具体来说，在工业社会中，社会事物被简化限定在功能和效应层面，只是实现某一目标的手段，因而需要在与目标的关系中进行评价。此时，社会实践便是一种冷静地或机械化地遵从普适规则的客观心态模式，情感被降约至社会边缘。然而，随着特殊性成为主导性社会逻辑，社会事物不再由它在实现目标时的有效性和最佳性程度进行衡量，而是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独异性，也即是否具有“其内在厚度的自身复杂性”（inherent complexities with inner density）（Reckwitz，2017/2020：35）。而独异之物具有一种规定性特征，即能够在情感上吸引、触动他人，“实际上，只有当它们在情感上影响他人的时候，才能真正被视为独异存在。晚期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以情动人的社会（a society of affect），这与经典现代性大相径庭”（Reckwitz，2017/2020：9）。正是在此意义上，莱克维茨指认了情感层面的影响（affect）和被影响（affected）在晚期现代社会的重要作用，“如果无法以情动人，就没有任何独异性可言；同时，如果没有独异性，也就不会或几乎不会让人为情所动”（Reckwitz，2017/2020：49） 。

但是，莱克维茨没有明确解释为何独异之物必然能在情感上触动他人，这似乎仅是一种规范性陈述。在《独异性社会》以及涉及独异性理论的《幻想的终结》《晚期现代社会的危机》等作品中，莱克维茨均未就此问题专门给出论证。然而，独异性与情感的联系确实并非只是莱克维茨的规定而已。具体而言，莱克维茨认为情感是社会实践中的普遍现象，而非只在特定实践案例如恋爱中才出现，也即“所有社会实践都包含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情感——感知构造”（Reckwitz，2012）。而这是因为实践的“主要结构特质”之一，也即“实践的动机”需要情感作为支撑。主体之所以被吸引召唤至特定社会实践之中，乃是因为实践自身所内含的动机能够在情感上驱使人们参与，“未能参与实践不仅仅是因为缺乏相应技能或理解，也可能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欲望和热情”（Reckwitz，2017：119-120）。在《创造性的发明》中，莱克维茨将这一“社会事物理论”与有关特定社会之性质的“社会体理论”相结合：由于系统性压抑情感，高度理性化的工业现代社会普遍存在“动机缺失”的问题，正如韦伯（1998/2018：325）所言，“清教徒是为了履行天职而劳动，我们的劳动却是迫不得已”，而独异化、美学化等晚期现代社会的“创造性部署”（creativity dispositif）都是为了应对社会实践基本动机缺失这一紧迫问题（Reckwitz，2012/2017：201-202）。因此，莱克维茨的论断建立在这样一个未言明的基础之上：情感是社会实践的内在组成部分，工业现代社会系统压抑了情感导致动机缺失，晚期现代社会通过独异化、审美化、文化化等过程，恢复了情感在激发动机、参与实践中的作用，因此情感上的影响和被影响就与通过实践做出独异性内在地关联在一起。

独异性社会内在地就是“以情动人”的社会体现在诸多领域。其一是经济领域。晚期现代社会经济扩张的重心从生产功能性产品转向了生产文化性产品（即被赋予价值因而具有独异性的产品），如身负动物保护伦理价值的素食餐厅和象征着高雅生活方式的交响音乐会等。功能性产品之所以被消费，乃是因为它有具体用处，构成了实现某一目标的实用工具，而文化独异性产品虽然也有其使用价值，但“它们的销量、价格和利润，则取决于消费者赋予它们或从它们身上感知到的文化价值”（莱克维茨，2019/2024：105-107）。产品的实用性（食用普通大米为身体提供能量）基本不涉及情感，产品的文化价值（食用有机大米代表环保理念和健康意识）却通常充满情感因素，能够激发消费者积极的或正面的情感体验（如有机大米的消费者因其“先进”的环保理念和“积极的”健康意识而感到自豪和自我认同）。因此，晚期现代的经济领域是一种文化符号及其情感动力深度融入其中的文化资本主义，功能性产品因只具备普遍适用的有用性而被视为平庸，文化性产品则因其独异的象征价值所具有的情感触动能力而被视为神圣（莱克维茨，2017/2019：91）。其二是主体文化。在工业现代社会，主体将自我约束以履行社会职责视为人生意义，因此冷静地适应社会并对情感持怀疑态度成为主导的主体文化。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极端情感化”的主体文化开始出现：情感不再被视为与主体的社会义务和职责相冲突，反而成为衡量主体生活质量及其能否“自我实现”的标准。“生活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应该引起积极情感”，不仅触发负面情感会成为问题，甚至连平淡和冷淡都会令主体不满。因此，晚期现代主体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元素赋予价值，试图使其独异于人，从而能够在其中获得“高峰体验”（最高程度的积极情感体验）（莱克维茨，2019/2024：122-129）。

总之，在晚期现代社会，即我们所身处的当代社会，独异性逻辑已渗透至社会各个角落。人们对文化价值差异的强调，催生了广泛且动态的价值赋予和剥夺过程。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经济活动还是个体生活的核心要件，都不再是按照通用模式进行标准化生产和复制，而是通过赋予无关外在目的的内在价值来制造以触动情感为核心的独异性。独异性并非天然存在的属性，相反，何种元素可称独异通常充满争议乃至冲突，需在生产者和受众构成的社会关系中通过谈判界定。因此，“独异化的社会实践基本上都采用一种表演性的结构”。在这种模式中，表演者“仿佛要在公众面前展现某种事物，或展现自己，通过展现，事物或自己在参与者眼中会获得一种文化上的价值”（莱克维茨，2017/2019：51；Reckwitz，2020：147）。

三

互联网作为竞争独异性的市场

独异性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先锋派（avant-garde）“将艺术融入生活”规划的完全实现，所有社会事物都生活在美学或创意生活方式的压力之下（Magerski，2022） 。因此，人们需要通过表演或展演的形式来争夺注意力并确认独异性，而社交媒体所具有的用户生成内容、互动性、可访问性、可视化、社交线索、连接性和“语言”丰富性等可供性则为主体提供了能够“强调自己的特殊性”的平台并“吸引人们互相比较”，从而被化用为一个集中展演、对比和竞争独异性的平台——“互联网也撑开了一个无远弗届的注意力经济空间，当中每个人或物都可以呈现自身的独异性，而且也必须呈现自身的独异性，不然就无法获得能见度和承认”（莱克维茨，2019/2024：135；莱克维茨，罗萨，2021/2024：88-89）。

然而，互联网的技术特性仅仅使其成为能够承担独异性竞争的场所之一，促使互联网成为争夺独异性关键场所的，尚有其他结构性条件。具体来说，互联网并不外在于人，而是深深嵌入或融入到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核心，我们如此依赖于它以至于忽略了它的存在，就像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被破坏之后才会成为注意力焦点一样。正是在此意义上，互联网正成为当代社会的基础设施（林格尔，2021/2023：86），越来越多的个体行动乃至经济、政治、文化活动需要借助互联网才能真正完成，从人际交往到政治选举再到城市旅游宣传，莫不如是。换言之，社会事物和活动如今被越来越多地转换为互联网媒介的形式，或者说至少应该具备互联网这一媒介化版本，“媒介化生存，正在成为人类的整体生存方式和日常生活状态”（孙玮，2020a）。不仅如此，被互联网所媒介化的版本也不再仅仅是非媒介化版本的延伸和再现，反而可能逆转成为非媒介化版本的基础和依据（成伯清，2014）。例如，一次聚会，一场旅行，一段感情，如果没有在微信等社交媒体以图片、文字或视频的形式叙述和呈现，似乎就不算真正发生或尚处在未完成状态，正如美国作家Peggy Orenstein在《我发推，故而我存在》中的困惑表达，“到底是我在塑造我的推特信息流，还是我的推特信息流决定了我是谁？”（Orenstein，2010）。又或者，线下时空所真实发生的事件可能反而需要通过当事人之一或“知情人”在微博等社交媒体所叙述的版本来界定，这种叙述在非当事人中往往被视为更加接近“真实”。因此，当现实似乎只有被媒介化之后才能获得“存在感”和“现实性”时，或者说当存在成为实体和虚拟世界的双重存在时（孙玮，2020b），无论普通大众、偶像明星、政治人物还是企业、学校、城市都不得不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自我呈现”。

但是，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流量和用户注意力是宝贵而稀缺的资源，并非所有人和所有形态的自我呈现都能获得认可与承认，“只有被人看见，才能保证社会认可，而不被人看见就意味着主体在数字世界中的死亡”（莱克维茨，2017/2019：183）。而按照独异性社会的逻辑，规范化、常规化和标准化的事物往往难以吸引眼球，只有那些具备文化独特性的“网红”才能获得流量和认可。因此，整体而言，互联网“具有吸引力市场的结构：个体通过打造自己的特色争夺其他用户有限的关注度和积极评价……而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那些能展现出自己的独异性——不同、新奇、特殊——的个体才有可能成功做到”（莱克维茨，2019/2024：118）。这不仅适用于个人，城市、企业和学校等也需通过社交媒体上的独异性展演来吸引居民/游客、消费者/投资者和学生/家长的注意和认可。换言之，在这种高度竞争性的环境中，社交媒体的不同类型用户都成为另一个意义上的“产消合一者”，一方面他们是其他用户的“消费者”，付出注意力和承认，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自己的“生产者”，试图获取其他用户的注意力和承认。正是在此意义上，社交媒体成为各类主体和客体展开独异性竞争的关键市场，它也因此“成为晚期现代社会独异化的重要推手”（Reckwitz，2020：151）。

在这一展开竞争的市场中，独异性是可以量化的。最简单同时也是社交媒体上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计算参与市场竞争的“商品”被需求或被认可的数量（莱克维茨，2017/2019：129）：如个人精心修饰的自拍照的点赞数和评论数、明星微博超话的活跃度、公众号文章的阅读数、电影的豆瓣评分、主播每场直播的销售额等。这种简明的量化技术让试图做出独异性的人与机构能够有效评估自己的可见性和认可度，并与其他竞争者进行可量化的比较。量化数据的反馈促使竞争者不断调整做出独异性的方式，加深做出独异性的程度。与此同时，独异性市场还呈现出“赢者通吃”的特性（莱克维茨，2019/2024：109），身处其中的竞争者面对输则全无的境况，不得不持续升级优化乃至极端化其独异化策略，如在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旅游地点拍摄罕见照片并上传至“小红书”或Instagram，以期这种极端独特性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总之，正如莱克维茨所指出的，独异性作为一个名词仅仅是对一段时间甚至是瞬间的描绘，独异性实际上只能在不断的独异化中存在（Reckwitz，2020：146）。因此，要想持续地获得社会文化所分配、赋予的价值，就必须永不停歇地从不同方向“做出独异性”，这就创造了一个动态的、永恒的争夺注意力和价值认可的竞争场。而在这个竞争场中，重要的并不是标准化的、不带感情的利益计算，而是是否能够触动情感，也即“文化货品之间的吸引力竞争和认可度竞争建立在不可预测的情感之上”（莱克维茨，2017/2019：109）。当然，莱克维茨对此种观点同样没有给出论证，我们仍然需要调用实践理论予以补充。首先仍然是上文提及的情感赋予实践以动机和动力，只有被触动了情感，受众才会观看、点赞、评论不同类型账户生产的文化性产品，使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其次，莱克维茨认为，实践的两个主要结构特质之二，即在参与实践过程中注意力指向何处，同样是由情感所引导的，“感官的注意力是充满情感的……任何涉及强烈正向或负向情感的知觉都会成为感官关注的中心，而情感意义较弱或中立的事物则会像白噪音一样停留在感官的边缘”（Reckwitz，2017：120）。因此，要想成为社交媒体无限信息流的注意力中心，则必须使其呈现的内容具备极强的情感触动能力，这就意味着社交媒体生产和流通的不仅是工具性信息，而且更是情感性信息。

四

互联网作为以情动人的情感机器

在晚期现代社会，特殊性的社会逻辑或社会规律迫使社会中的主体与客体都不得不争相做出独异性，社交媒体这一重要基础设施则成为独异性竞争的核心场所。要想在这一过度生产独异性的市场中脱颖而出，能否以情动人至关重要。以上构成了互联网何以成为情感机器的外部结构性背景条件。在此基础上，本节将进入情感机器“内部”，通过回答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对“莱克维茨牌”情感机器的“燃料”、机制和“产品”进行说明：第一，社交媒体作为传播和分享信息的媒介，何以产生能够以情动人的“情”，这一问题构成了互联网作为情感机器的基础；第二，社交媒体具体通过何种机制以情动人，这一问题构成了对情感机器运作方式的详细考察；第三，以情动人的效应是什么，这一问题揭示了情感机器的后果或产物。

（一）情感媒体

在过度生产独异性的市场中展开注意力和承认的竞争，意味着社交媒体必须成为文化性的情感媒介而非工具性的信息媒介，因为吸引受众注意的数字内容，“并不主要依赖其认知特性，而是它们所具有的叙事性、审美、设计感或娱乐性”。换言之，社交媒体“逐渐变成了一个主体在其中运作的技术环境。这个环境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环境，不断地在情感层面对主体施加影响”，因此唯有以具有感性力量的“文化形式”（cultural formats）而非功能性、客观性信息的生产、流通和复制为核心，才能在独异性竞争中脱颖而出（Reckwitz，2017/2020：169-170，172）。具体来说，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是建基于Web2.0技术和理念之上的一种新媒体，其用户能够自己生成内容并相互交换（Kaplan & Haenlein，2010）。无论是个人的微信朋友圈、政府机构的官方微博、新闻机构的公众号以及网红的抖音账号，其最基本的技术定位就是信息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例如微博自称“随时随地，发现新鲜事”，改名为X的推特则宣称“X就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大小事”。但是，与社交媒体这一新媒体相伴随的却是“后真相”问题——“对于塑造公众观点的影响，客观事实要弱于情感诉求”——在全球范围内的突然爆发和具体可见（胡翼青，2017；夏莹，2017）。技术的变革固然改变了新闻实践，例如社交媒体所带来的移动化、个性化、社交化都促进了“情感驱动”的信息和新闻（Beckett & Deuze，2016）。但是利用情感来影响受众并不完全是新媒体的新现象，而是新媒体在承担新的社会逻辑中对旧媒体既有特质的极端化。

长久以来，客观性被视为新闻专业自我理解及其具体实践的核心，小报媒体“个性化叙事及其引起情感反应的意图”是“不守原则和缺陷新闻的标志”。但是，通过分析被视为新闻报道典范的普利策获奖新闻作品，Karin Wahl-Jorgensen发现，尽管客观性新闻理想一直存在，但情感这只“大象”也一直存在于新闻界，通过情感叙事表达和引发情感实际上是媒体新闻吸引受众的关键，“过去二十年中典范性的美国新闻可以更准确地被描述为精心制作和策划的具有道德目的的叙事，这种叙事直接或间接地调动情感，以吸引观众”。因此，“情感性战略仪式”也就是“知道如何将情感融入故事讲述”与“客观性战略仪式”一样都深深地根植于新闻实践，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新闻技能（Wahl-Jorgensen，2019：15-16，37-38，40-41，49）。

强调客观、贬低情感的旧媒体在诸多专业规范的约束和监管下依然以情感叙事为核心，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激发受众的同情心，从而吸引受众的关注，而缺乏客观性理想制约的新媒体用户，在争夺关注度的独异性市场中，则更为需要能调动和激发情感的“新闻报道”方式，毕竟“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使用情感线索有助于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并延长其参与时间”（Beckett & Deuze，2016）。根据上文对莱克维茨独异性理论的总结，实用性和功能性的社会事物在争夺注意力时很难占据优势，因为它们只有一般的工具功能，而无独特的内在价值，故而无法触动情感。这也就意味着作为独异性竞争场的社交媒体不能仅限于信息的生产，更重要的是通过叙事化、审美化等文化化的过程，将功能信息的传播转变为文化形式的流通。毕竟对私人生活、周围世界、突发事件等大小事件的图文或视频“报道”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受众以高效节约的方式理解现实或真相，更是为了将这些信息变成叙事、景观、道德事件等从而触动情感、获得可见性，无论是公众号的“震惊体”还是小红书“XX人民你们的嘴可真严”式的标题，都是其生动体现。换言之，文本和图像等一方面可以作为信息传递工具，但另一方面，在竞争独异性的晚期现代社会中，它们“一直是并且仍在作为大规模实践中的情感发动机被使用”（Reckwitz，2017：124）。

总之，产生于晚期现代社会并成为其基础设施的社交媒体与其说是提供功能性内容的信息媒介，不如说是传播文化化内容的情感媒介，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媒体形式是更多地用于提供信息，还是讲述故事——换句话说，是以认知为主还是以叙事和美学为主”（Reckwitz，2017/2020：90）。只有当社交媒体中广泛流通着非认知性的感性文化内容，情感机器才会成为互联网的日常运行状态。

（二）情感机器

一旦社交媒体中所发生的竞争不再是“信息的对抗”而是“情感强度的较量”，那么社交媒体不可避免地成为情感机器，“在很大程度上，互联网是一部情感机器。其中所流通的内容……能够在情感上打动人心”（Reckwitz，2017/2020：169-170，2020：151）。那么这架机器是在何种意义上打动人心，具体如何施加影响？莱克维茨虽然并未明言，但根据其实践和情感理论，他所说的情感机器并不是指社交媒体像工厂中的机器一样生产、制造各种标准型号的情感产品，换言之，这架机器并不是从个体的认知和理智入手形塑其感受的具体形态，而主要是通过文化化的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的流通来制造非认知性的情感触动和情感共鸣，以具身性的情感感染对个体施加影响。具体而言，莱克维茨的独异性理论是借助实践学工具做出的，而其实践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突出实践的身体性，“实践活动可以说就是必须以人类身体作为媒介（作为改变世界的、充满能量的、充满情感的、基于神经系统的有机体）才能产生作用”（莱克维茨，罗萨，2021/2024：39）。因此，与忽略身体和情感的其他社会事物理论不同，莱克维茨强调，“主体会以某种方式受到其他主体、造物等等的感染”（莱克维茨，罗萨，2021/2024：43）。换言之，具有文化独异性的社会事物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并不总是因为人们在理智层面对事物本身有了充分的认知性了解，而更可能只是一种情感感染和具身应对方式。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莱克维茨更接近于情动理论（affect theory）而非情感社会学（sociology of emotions），他曾明确指出“我偏爱使用affect……Affect这一词让人联想到‘影响他人’和‘被他人影响’，带有动态互动的特性，这是emotion所缺失的”（Reckwitz，2012）。具体而论，在主流情感社会学中，情感（emotion）被视为主体根据习得的社会文化规范对客体、情境等进行认知性评估的产物，它是主体所拥有的、位于身体内部，并由主体通过不同形式（语言、文字、表情、姿态、声音等）表达于外。与此相对，与认知神经科学关系密切的情动理论则视情感（affect）为一种先于主体认知的身体强度，产生于身体与其他身体或物体的遭遇，这种强度使身体对那些冲击或影响它的其他存在做好行动的准备，因此情感便是多个存在之间的影响和被影响。而莱克维茨基本遵循情动理论的思路，强调情感的触动、打动、带动作用，“不能简单地将情感视为某种属性或品质，而应该把它看作是动态的过程和关系。在特定的实践中，人们可能会因为其他人、事物或观念而以特定的方式受到影响。因此，情感实际上是不同实体间的一种相互作用”（Reckwitz，2017：120）。同时，莱克维茨还认为情感的物质性面向或身体性被长期忽视了，因而情感的语义和情感本身总是被混淆了：情感并不总是被文化构建并因此在认知层面起作用，它还是一种物质性的身体唤醒状态，也即包含着“马苏米所谓的身体‘刺激强度’”（莱克维茨，罗萨，2021/2024：43）。综上可见，在莱克维茨看来，情感的核心乃是以一种超越认知的方式施加影响并促生变化。

就此而言，莱克维茨意义上的以情动人主要是前反思性和非认知性的，“社会实践研究路径中的具身行动者是具有感官感知能力的行动者。特定实践的感官和感知使他们能以特定方式受到其他客体或主体的影响，反之亦然”（Reckwitz，2012）。换言之，个体从事某种实践活动，便可能被该实践的特定氛围冲击其感官感知，“一旦个体有能力执行一个实践并被其‘带动’，他就会体现并实现该实践的基调氛围”（Reckwitz，2017：119）。因此，在社交媒体作为情感机器的具体运行中，紧要处并不在于个体“阅读理解”文本、图片和音视频所传播的信息内容，而是关涉到个体如何在具身和非认知的层面被这些信息流的特定基调所牵引和激发。情动理论家一直强调，“情感/情动（affect）的重要性在于，在许多情况下，对于信息的接受者来说，有意识地接受的信息可能不如他或她与信息来源的非意识的情感/情动共鸣（affective resonance）来得重要”（Shouse，2005）。因此，情感机器主要是情感共鸣机器，在非认知、前意识的层面施加感染性力量，从而带动主体的具身性体验和行动。微博上的各种控诉型或申冤长微博，要想获得一定的舆论关注和公众支持，其核心要素便是其叙事能够在非认知层面“以情动人”。此类长微博的内容表面上是陈述有关自己的事实，但其实质指向却是读者，也即读者能否被召唤出充满力量和强度的体验、感受和冲动才是其观照的主题。只有处境不同的读者也能一道感受到些什么，才可能有感而动地转发、点赞和留言，从而使其获得可见性和认可度。例如，“胖猫”跳江事件中，“胖猫”姐姐刘某与其妹妹“联系多人代写文案，讨论如何博取网民同情”，所发自拍也要“让别人看出你很憔悴的样子”（法治日报，2024），这些操作显然并非旨在通过陈述真相来进行理性劝服，而是意在制造某种叙事或故事来触动和撩拨情感，从而借助情感强大的带动力量来动员网民，此时很多网民的“观点”并非来自对事实的认知性评判，而是被这一故事具身性地打动并“带”到那里。正如莎伦·R. 克劳斯所说，很多事关公共事务的观点的得出其实是“激情的政治”的产物，因为“当我们的内心被激发了，我们的头脑就改变了”（克劳斯，2008/2015：227）。

（三）情感公众

如上所述，莱克维茨一再强调，情感不是静态的属性，而是动态的活动。相应地，情感机器也不是制造愤怒、喜悦等明确具体的情感，而是在非认知层面“动之以情”从而作用于人，“生产实践的目标是创造出能够在情感层面影响人们的文本、图像和声音信号，而接收实践的目的则是被影响”（Reckwitz，2017：124）。因此，互联网成为情感机器还意味着网络用户是通过感动/影响和被感动/被影响而相互连接的，其纽带是情感性的共鸣，而非认知性的共同理解。莱克维茨的这一理论分析与Zizi Papacharissi的经验发现在“以情动人”这一基点上发生了汇合：互联网情感机器（affect machine）所制造的不是进行公共商议的慎思公民，而是“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一种“由观点和事实或观点事实混合物的情感化表达推动形成的”公众形态（Papacharissi，2015）。

Danah Boyd将社交媒体上由网络化技术重构的公众称为“网络化公众”（networked publics），与其他类型的公众一样，他们也是出于社会、文化和公民目的聚集在一起（Boyd，2011：39）。Boyd将网络化公众这一形态与社交媒体的持久性、可复制性、可搜索性等可供性联系在一起，而Papacharissi则发现，“技术将我们网络化，但是共享的故事让我们紧密相连”（Papacharissi，2015）。她对埃及抗议运动期间Twitter上“，该标签下大部分推文不是单纯的新闻性信息，而是协同讲述的故事，在其中，高度情绪化的观点与新闻相混合，使得新闻、事实、观点、情绪难以区分，而企图区分它们本身就是无意义的。因此这些推文所构成的并不仅仅是信息流，更是情感流，“受关注的和流行的推文被不断复制和点赞，形成一种不在认知层面引发思考、而主要在情感层面驱动读者的信息流”（Papacharissi & Oliveira，2012）。因此，这些推文所构成的情感-信息流除了进一步传播相关信息，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能在感性层面体验某种驱动力和强度。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辞职新闻出现后暴涨的推文数量其实并未提供任何新的信息，只是不同用户以主观的方式在一遍遍重复辞职的新闻，但是正是这种重复和协作化叙事强化了人们的情感强度，让人们在意识到这是一场革命之前就体验到并营造了革命的氛围。在Papacharissi看来，人们转发和发布辞职推文的行为，就像“当听到一首歌，但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喜欢它，脚上的轻轻一动”，也即早在理解之前已经被触动和影响（Papacharissi，2015）。因此，社交媒体用户并不总是因为对特定事件或议题有着共同的理性理解而有意识地聚集起来，而是被病毒式传播的混杂着客观信息、主观观点和无可名状情感体验的情感-信息流所牵动，这便是她所说的“情感公众”。

因此，情感机器的产物——情感公众——并不是指共享某种具体情感的网络人群，或者说情感公众并不是某种集体情感的承载者。相反，他们只是被具有特定节奏和强大冲击力的情感信息流所触动并以一种前反思的方式加入其中。换言之，情感机器所制造的首先是莱克维茨所说的物质主义情感所激发并带动的公众，其联系的基础在于非言语的感知、感动与默会。

五

结语：
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

无论当初人们如何想象、期待并论证，互联网并没有成为能够通过理性的公共商议而达至共识的公共领域，展现出无偏倚的判断。与此相反，互联网空间反而越来越多地上演政治极化、舆论极化、情感极化等极化剧目（潘霁，刘晖，2014；汤景泰，徐铭亮，星辰，2023；杨洸，邹艳雪，2023）。在各类网络事件中，面对群情激愤的公众，总会有声音批评“不明真相的群众”，其潜在假设是如果网络用户掌握了更多更全的信息和事实，便不会如此行事。然而，现实却是，即使跳出互联网的“回音室”或“过滤气泡”，了解更多挑战既有认知的信息，也很难改变原有观点，甚至可能更为极端（贝尔，2021/2024：26-28，52-53）。克里斯·贝尔（Chris Bail）认为，这与人类“天生就会做的一些事情”有关，而社交媒体的可供性恰恰能够帮助人类做到：展演自我，监测回应，修正自我，从而获得一种“妄想的自我价值感”（贝尔，2021/2024：13-14，88-89）。

莱克维茨将这种想要被看见并且被承认的需要称为“做出独异性”的需要，但拒绝将其本质化，而是将其置于特定社会条件之下。换句话说，在莱克维茨的理论框架内，社交媒体棱镜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不变的人性，更是历史性的社会运作逻辑。韦伯所指出的形式理性化进程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全部，相反，在晚期现代社会，也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以来，独异化和文化化成为社会运作的核心逻辑。人们对社会事物的评判不再基于它在实现特定目标中的工具性效用，而是端赖于它是否内在地具有价值，但所谓内在并不是指天生固有，而是需要通过文化化过程人为地“做出”，赋予其工具效应以外的美学、伦理或叙事等层面的价值。这些被赋予的价值之所以能够使社会事物独异于人，源于它能够触动情感，更准确地说是在非意识层面“以情动人”，使人未经权衡就被打动和吸引。而社交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竞争独异性的空间，这就导致社交媒体不得不成为一架以情动人的机器，不断制造着情感公众。

因此，社交媒体中广泛流通的不是功能性信息，而主要是具有感性力量的独异性产品，可见性和认可度（或贝尔所说的“自我价值感”）也不再取决于所提供的信息在事实层面是否足够无可辩驳，而是有赖于独异性产品在情感层面是否足够动人，使受众无需认知理解就能给出判断。换句话说，摆事实、讲道理在最能体现晚期现代社会逻辑的社交媒体之上注定作用有限，要想吸引他人、获得承认大多需要动之以情。

总之，在莱克维茨看来，无论是理解当代社会还是互联网世界，我们都需要抛却传统理性的思维，拒绝帕森斯所谓现代社会“情感中立”的假设，而是要认识到自18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在历经理性化的主导之后，开始由独异化及其感性力量占据优势。而这也并非莱克维茨的独自发明，Michel Maffesoli早在1988年就提出的部落化理论，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现代社会及其“理性的普遍主义”，开始让位于后现代社会及其中“地方性的、具体情境中的特殊因素及其情感”，也即“在当代社会中，比起对价值的狭义理性估量，起先决作用的应该是感受性的、情感上的那些因素”（马费索利，王赟，2024；马费索利，1988/2022：16）。因此，在当代社会，“我思”（晓之以理）不再具有至尊地位，“我感到”（动之以情）才是重要的，而这也正是互联网得以成为或不得不成为情感机器的结构性土壤。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2期。

本期执编/任卓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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