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下，周恩来建立中央特科，情报员深入国民党“虎穴”|中央特科|情报员|白色恐怖|钱壮飞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组织和中央保卫组织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党的情报是如何从国民党高层获取的，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党中央的安全问题。

建立情报、保卫组织迫在眉睫

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完全笼罩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特务、地方流氓、军警机构、帮会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巡捕房，从未停止过捕杀共产党人，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捕获共产党”、“处决共匪”的消息，这些消息的传播，极大的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党中央和共产党人的威胁至深、迫害之重。

此外，更有个别经受不住考验的共产党人，可耻的背叛自己的信仰，成为叛徒，与上述那些反动组织沆瀣一气，充当敌人的鹰犬，给党组织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

在这种情况下，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使党的事业稳步前进是当时各项事务的重中之重。而要想保证党组织的安全，就必须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的各种动向。中央决定组建党的情报和保卫组织，保证党中央安全的同时，打击国民党特务和党内叛徒的嚣张气焰。

于是中央特科——中共中央的安全组织——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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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特科的组织架构和分工

建立党的情报、保卫组织——中央特科的任务落在了周恩来身上。

中央特科主要分为三个科：

总务科——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

情报科——情报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

保卫科——保卫科(也称红队)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

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每个科分工不同，关系却极其密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28年又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无线电通讯科主要负责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开展与各地的秘密通讯联络工作。

无线电通讯科是后来组建的。当时随着各地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中共中央继续与各地保持通讯联络。因此决定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然而，中共中央的电台所用技术和设备是无法从市面上买到的，别说现成的成品收发报机，就是零件都受到封锁。因此，周恩来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派人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最终研制成功，后来周恩来还亲自编制过一本密码，称为“豪密”。我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是从上海起步，从无到有，这与周恩来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1928年11月，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与向忠发、顾顺章（后叛变革命）组成特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周恩来实际负责，是特委的核心。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环境虽然险恶，但特科队伍逐步健全，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后来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

敌人的情报，要从敌人那里获取，虎穴必入

特科的情报工作主要运用两种方式，一是把敌人阵营里的可用之人（或者说可用的关系）拉过来为我所用，从而获得重要情报；二是把我们的人安插进去，获得重要职位的同时，利用便利窃取情报。周恩来强调要在用人方面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培养考验。

为了及时了解敌人动向，必须深入敌人内部，特别是侦探、特务机关等要害部门开展工作，设法利用一些可以为我所用的关系。

把可用之人拉过来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果敢。1928年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

大特务杨登瀛（实为秘密党员）

当时，杨登瀛负责筹建国民党上海特务组织，以后又成为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他与国民党的一些头面人物、租界巡捕房等都有来往。因此，通过这条途径，特科往往能事先得知敌人的谋划和行动，及时采取有效预防措施，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

特科的情报关系中，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昔日“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当时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座上客——杨度。杨度早年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晚年却逐渐倾向革命，于1929年秋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周恩来单线联系）。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党提供了许多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战略情报。他的党员身份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

杨度

杨度功不可没。40多年后的1975年冬，周恩来在病榻上还特意关照秘书，《辞海》中若有杨度的条目，要写上他加入共产党的事，他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另外，除了“拉过来”的方式，还有“安插进去”的方式。为了获得有效情报，1929年底，周恩来果断地派遣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打入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三人成立一个特别党小组，组长李克农，由情报科科长陈赓负责与这个小组保持联系。

李克农

当时，钱壮飞在南京担任国民党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李克农和胡底分别打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和天津长城通讯社，搜集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和天津的情报。三人互相配合、逐步掌握了敌特的核心机密，成为我党插人敌特机关的“三把利刃”。他们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为党做出了特殊贡献，被周恩来称之为我党情报工作的“三杰”。

获得情报的同时，营救战友，惩治叛徒

周恩来在《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中指出，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新的领袖，因此，营救被捕战友特别是党的重要领导人，是特科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中，关向应被捕后被特科利用巧妙的方式成功救出就是一个例子。

另外保护战友的同时，特科对叛徒绝不手软。

白鑫原是中央军委秘书，由于他的告密导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5人于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被捕。30日，彭湃、杨殷等4人在龙华英勇就义。1929年11月，特科在上海霞飞路(今准海中路)一条弄堂内成功地处决了叛徒白鑫，使敌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然而，令人防不胜防的是，由于经受不住考验，特科内部也出现过叛徒，他就是顾顺章。

1931年4月25日深夜，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大院内静悄悄的。这天正是周末,特务们大多已离去，只有钱壮飞还坐在办公室内值班。就在这时，接连6封从武汉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送到，每封都注明“徐恩曾亲译”。这不同寻常的电报，使钱壮飞预感到有非常事件发生。他偷偷把电报译出来，获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他长期负责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对领导人的住处都了如指掌，如果这些情况被敌人得知，给党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情况万分危急，钱壮飞立即派人连夜乘火车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26日清晨，李克农得到消息，但这天不是预定接头的日子，李克农又想方设法找到江苏省委，由省委再找到陈康，迅速报告周恩来。

钱壮飞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临危不惧，当机立断，有条不紊地安排转移和撤离：销毁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凡顾顺章所熟悉、可能成为其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切断顾顺章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

27日下午，顾顺章被押至南京。紧接着，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特务，根据顾顺章所提供的地址，进行了大搜捕。警车来往不绝，打门声、吆喝声此起彼伏，周恩来的住处也被搜查。由于中共机关早已转移，敌人处处扑空，企图一网打尽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