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曾指出，民族-国家无论是作为决策框架还是作为政治道德的载体，对于小问题而言确实是太大了，对于大问题而言，又确实是太小了。今日世界的支配力量和推动力量要么是超越了民族-国家，要么就是虽然内在于民族-国家但也远离了民族-国家，而且往往是同民族-国家处于对峙的格局当中。上个世纪初期的时候，韦伯在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文章中，探讨了一种“民族经济政策”的可能性，但韦伯很快便发现，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经济政策前景，仅就东普鲁士的农业政策而言，“东部援助”计划的黑幕便已经揭示出工业集团同容克农业利益之间乃存在着根本不可能协调的冲突，与此同时，波兰农业劳工的地方主义利益诉求更是挑战了这个民族帝国的核心政治力量。魏玛共和体制试图诉求决绝的法国大革命原则，以单一且不可分割的共和主权原则来恢复并管控在帝国时期遭到瓦解的民族统一性。然而，恰恰就是在魏玛共和时期，“反思帝国”的作品呈现出激增态势，并且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职业的学术圈子，成为大众话题；共和体制毫无疑问遭到了智识上的抛弃，而这也只能表明民族-国家式的决策框架在诞生之日便已经注定了覆灭的命运。

泰勒对此中情形给出了相当精细的剖析：“共和的德意志本来是应当对帝国金融体制实施改革，并对财富阶层开征税款；然而，‘民族’阶层已经对此做好了充足准备，他们宣称，税收只能用来支付对法赔款。于是反对税收就成了一项爱国举动；1921年的时候，直接税的额度实际上不增反减了。事实上，战争赔偿方面的款项跟德意志国内预算比起来，是不值一提的；1921到1923年间，几乎就没有支付过任何的战争赔款。通货膨胀的速率日益攀升，一直持续到1923年底，这完全是德意志国内的收支失衡造成的。战争赔款和通货膨胀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牵扯可言，德意志只不过是为了宣传才这么说的。此时的德意志不但没有对财富阶层开征税收，反而是靠着摧毁贫困阶层和中间阶层的储蓄能力来为这场战争买单。由此，通货膨胀便造成了相当深刻的政治后果，确切地说，此举令德意志在1924年的时候同1871年的时候一样，置身没有债务负担的局面当中，更确切地说，尽管输掉了这场战争，但财政状况同1871年赢得战争的时候竟然是一样的。经济上的后果也同样深刻：德意志重工业由此便得以将先前累积的债务负担一笔勾销，进而腾出手脚将全部的生产程序予以合理化，其势头之威猛丝毫不逊色于1870年代的那场‘工业革命’。社会方面的深刻影响才是重中之重：共和体制采取的此种经济政策剥夺了德意志中间阶层的储蓄能力，进而使得工业巨头成为德意志经济生活的绝对独裁者。拥有储蓄能力和投资能力的中间阶层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稳定和秩序的支柱，然而，这样一个中间阶层在德意志要比法国和英国来得晚，由此在1914年之前便已经造成了德意志政策失去重心和稳定性；如今，这样一个中间阶层算是被彻底摧毁了，德意志这艘航船就此也就失去了稳固且可靠的龙骨。往日里的寻租阶层现在一无所有了，于是便丧失了制动闸的功能；于是他们仇恨这个共和体制，认为正是这个共和体制造成了自己的灾难；于是他们变得暴烈且没有责任担当；于是他们便随时准备追随第一个以救星面目出现的民族救星，只要这个煽动家不是很明显地出身工人阶级。可以说，通货膨胀较之其他一切单一因素，都更强有力地决定了共和体制的覆灭命运；追究其中的原因，却也根本不是盟国政策，而是因为德意志自己未能向财富阶层开征直接税。”

实际上，迄今为止的大规模人类制度史都表明，一切大规模的体制都在经历了成长过程之后，最终会抵达一个瓦解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事态凝结为一个死结，历史进程本身同样也陷入僵滞和无望的困境当中。强烈的内部张力正在驱使今天的民族-国家向着更高也更富内爆力的层面急速推进，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令人类理智备感挫折，实质上，这一进程已经令民族-国家远远地超越了道德教育的进展速度，非但已经无法依托民族-国家建立一套稳定的价值体系，而且两者之间的巨大断裂还只能凭借“现实政治”来加以弥合。一方面是基于地方和种群的直接民主诉求，这种诉求时常会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提升为民粹主义或者以宗教-伦理传统为外壳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来自世界市场和国际压力集团的超民族-国家诉求，这方面的诉求常常迫使民族-国家不得不以国内市场为代价，寻求一个虚拟的民族经济统一体的扩张；实际上，民族-国家自“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结束以来，一直就置身于魏玛共和当年所遭遇的两难境遇和双重夹击当中，无论是行动框架还是决策范围从来都是布满裂痕，并且时时刻刻都有瓦解的危险；正如同法国大革命造就的单一共和体制一样，作为一种抽象的政治-道德存在，可以说是完美的，但在时间长河中，往往都是由北意大利共和国、莱茵同盟、大陆体系这样的废墟来填充的。此种局面之下，魏玛共和时代的“反思帝国”运动是颇令人难以理解的。在这次运动中，主流见解乃力主一种民族性的帝国观念，德意志“人民”的单一主导权是此种帝国观念的根基所在。在这次思想运动中，俾斯麦“文化斗争”的血脉得以恢复生机，共和精英纷纷将前宗教改革年代的基督教统一体视为“天主教乡愁”或者“浪漫派乡愁”，并嗤之以鼻，以多元诉求和包容性为原则和特征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奥匈帝国遭到强烈批判，宗教战争之前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哈布斯堡王朝便成了不幸的靶子，在这些民族帝国主义者看来，这两大帝国都自陷于“意大利幻象”和“东欧幻象”，试图依托包容性的观念原则而非排他性的力量原则来复兴罗马帝国。

问题在于，欧洲殖民帝国的这批精神传承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根本没有注意到作为一种观念的传统帝国同现代的民族帝国之间，根本没有共性可言。民族帝国不过是民族的扩张而已。不过，“欧洲帝国主义”时代面对的问题还是那个古老的问题，正如恩斯特.福廷在论及但丁时曾询问的那样：“那个巨大的难题，任何研究但丁政治思想的人早晚都要对付它：但丁这个欢呼亚里士多德作‘哲学家之大师’、声称自己是其忠实信徒的人，为何在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却与其分道扬镳？只要读一遍《政治学》就能充分明白，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能引领人走向至善的社会既非世界帝国也非大的国家，而是城邦，相对小的城邦。人在本质上是‘政治（城邦）的动物’，也就是说，人们生来就是城邦而非帝国的成员，城邦是唯一的组织，在那里，人的潜能可以全部实现。城邦，也只有城邦，才适合我们的能力去了解和热爱，从而人们才可能全部投入共同体的生活。不仅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还统治这尘世上所有的国家——再没有什么比这样一个政府概念更远离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了。经验说明，大规模的帝国往往与残酷的压制和暴政同义。人习惯于他们自己的律法、习俗、传统和特定的生活方式，不愿意为了某些陌生而且常常是深恶痛绝的东西而放弃它们。想到所有这些，就几乎不可相信，象但丁这样狂热地爱着自由的人，会认同和希望那种会妨害自身实践的政治机体成长起来。是什么引导他如此？”

问题并未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不过恩斯特.福廷显然是错误地颠倒了解释框架，但丁的帝国乃是观念层面上的帝国，以多元和自由为诉求，相形之下，城邦作为一个封闭且极端排外的微小政治单位，却是一个兼具内爆力量和扩张冲动的统一体，正如雅典的两次海上同盟和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城邦体系是不可能有自由和包容性的长久生存空间的，修昔底德将城邦体制的帝国诉求建基于“利益、恐惧和荣耀”，而这些元素则是植根于人性的普遍缺陷当中的，城邦体制不但不能像但丁的帝国那样，缓和并消解人性当中的这些缺陷，反而是对之实施了接纳和激发。威廉.弗格森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城邦-帝国体制同现代欧洲民族-帝国体制在精神和原则上的传承关系：“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主人比一个人自己的意志更加严厉的了。在这个艰苦的时代，行动的冲动来自雅典人民自身，而不是他们的主要政治家。可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减少伯里克利的光辉，准确地说，希腊的黄金时代是雅典的黄金时代，许多东西对它的诞生做出了贡献，但是它们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民族生活的深化外，就是伟大领袖们无与伦比的机敏，使他们与大众在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天然能力发挥到极致的环境中进行有效接触。这种创造才能与善于接受的大众的联合，主要来自于雅典的民主制度；就其只有伟大时刻才能提供的雄心所激起的富有想象力的刺激而言，拥有帝国也许是必须的。”（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22-23页）富格罗拉斯则给出了更为简明的评述：“就起源和根基而论，民族素来就是反帝国的。低地国家乃起源于同哈布斯堡帝国的决裂；英格兰起源于同罗马的决裂和国教的确立。西班牙也是因为脱离了哈布斯堡帝国体系的控制才得以成就卡斯蒂尔王朝，法国则更是在同德意志的罗马帝国的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个民族的，而且在这个民族塑造进程中，法国还同全欧洲的传统势力展开了战斗。”

确切地说，帝国所表征的乃是一种观念，惟有在观念层面上方能设想一个帝国统一体。民族则是依托领土和实力的排外政治体，帝国要包容各地的文化和各个区域的种群。民族严格来说是“制造”出来的，而且民族还要“制造”单一的文化，然后从中汲取单一的原则和单一的力量。民族逻辑只认可个体，并且直接面对个体。但是依据帝国观念，一个人通常都是在成为种群、地域文化以及中间性的共同体或者团体组织的成员之后，才顺其自然地成为帝国成员的。人文主义体制、自由主义体制和民主体制，在民族-国家之内是不可能共存的，否则都难免破产。但是所有这些体制在帝国当中是可以共存的，并且帝国的生命也恰恰就在于这种共存机制，由此使得各自的德性以一种但丁当年曾预想过的方式融合起来。与此相反，一个人若想归属一个民族，就只能依托直接的方式，确切地说，个体同民族之间的纽带是直接的，不存在地方纽带、实体或者邦国作为中介。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国共和元年的原则和卢梭的政治思想一定要对社会中间团体展开毁灭性的打击，并以此作为国家建构的基本指向，在旧制度时期，王权同布尔乔亚阶层之间基于个人主义原则的直接联系也正是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最根本特征。确切地说，“帝国”概念只应当保留给罗马帝国、加洛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奥匈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这样的以多元性和包容性为特征和诉求的帝国，相形之下，法兰西第一帝国、包括俾斯麦第二帝国在内的欧洲殖民帝国以及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都只不过是1792年法国排他性单一主权原则的扩大版本而已。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本质性的，前者依托的观念和原则，而且也惟有依托观念和原则才能成就一个帝国统一体，后者作为扩大版的民族-国家，则放弃了观念和原则，转而依托特定的领土来建构一个封闭、排外且以单一意志和实力为基础的政治统一体。

中世纪围绕授职权的漫长争斗暂告一段落之后，随着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崛起，但丁帝国观念的现实载体便走上了衰落的轨道。“此后，帝国便经历了数个世纪之久的衰落过程，与之相伴的便是原则在帝国当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的衰落，与之相应的则是逐渐展开了一个纯粹领土性质的帝国定义。意大利和德意志双双开始将帝国同一片享有特权地位的领土联结起来，日耳曼式的帝国观念便由此发生了变化。在但丁那里尚且不存在此种领土诉求，在但丁看来，皇帝并非德意志人，亦非意大利人，而是精神意义上的‘罗马人’，确切地说，就是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换言之，在但丁看来，倘若帝国自我改造成一个‘巨大的民族’，也就等于是崩塌了，这是因为就帝国所蕴含的生命原则而言，倘若不能超越民族性的忠诚和地方性的利益，任何民族都将无法担当并实施超越性的帝国权能。‘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埃弗拉写道，‘惟有以精神力量作为动力，方能存在……倘若丧失了这样的精神力量，帝国就只能演变成凭借暴力制造的赝品，纯粹成为一种根本没有灵魂的机械造物。’……与此同时，民族也开始寻找自己的根系，民族方面提出主张，认为自己应当获得帝国威权，不过，民族威权并非系于原则，而是系于领土。民族之缘起可以定位于《凡尔登条约》之后，加洛林帝国的分裂。法国和德国，实际上当时就已经能够这么称呼这两个民族了，因为二者已经赋有了各自的命运。德意志已然维系着帝国传统，法兰克王国则已经从日耳曼共同体当中分离出来，以君主体制为过渡，向着现代民族体制慢慢演进。加洛林王朝的终结历程从十世纪开始，先是德意志于公元911年分离出去，接着是法兰西于公元987年分离出去；也就是在公元987年，休.卡佩获选成为第一个并不懂得法兰克语的法兰西国王。卡佩也是第一个明确自我游离于帝国传统之外的国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但丁会在《神曲》中令卡佩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那怨毒的穹顶，阴影遮蔽整个基督教大地！’” 此后法兰西依托个体-人民原则展开的“民族”建构历程在此无需赘言。重要的是个体-人民-民族原则在“帝国主义时代”前夜发生了怎样的变迁。霍布斯鲍姆在评价1830年代的欧洲革命时指出：“它标志着西欧的资产阶级力量彻底击溃了封建贵族。随后五十年的统治阶级是银行家、大工业家，有时是高层官员所组成的‘大资产阶级’，封建贵族或者缄默不语或者同意推行首选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甚至普选也不构成对他们的威胁，尽管外面有做小买卖的或心存不满的商人、小资产阶级和早期工人运动的鼓噪抗议。”但他很快又指出了与此直接矛盾的现象：“无论如何，此一时代的资产阶级在大部分国家并没有真正掌握或行使政治权力。它行使的只是霸权，它日复一日左右的只是具体的政策。”这一表面的矛盾实际上解释出政治和经济之间更深层次的错位；换言之，资本的霸权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本身在政治上的统治能力，正是由于代表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古典议会制的衰落，才为俾斯麦、拿破仑三世以及麦克马洪这样的非资产阶级统治者开辟出舞台；这则相应地意味着，资产阶级在往日里凭借个人主义的组织和运动力量所创造的文明和社会，在此一时代已经无法成为工商业革命的永恒形式，支撑此一时代的经济结构仍然以资本为基础，但是已经不再是1870年以前欧洲工商人士所熟悉和认可的那种“私人企业”了。在对经济学家们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是要归结为“对市场的争夺”；但就其他领域而言，那些对19世纪以及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则正是在资本主义的这段“爱德华的美好时代”获得了进行批判的机会，其动机可能是出于策略，也可能是出于道德、宗教、美学以及社会，绝少有人愿意同“经济事实”进行正面的交锋，因为这样的交锋过于艰苦和复杂。

吉尔伯特.默里用于形容古典文明晚期向基督教信仰转变的思想状态为“神经衰弱症”，他的代表性描述，同19世纪中晚期欧洲向着民族-国家观念的这场转变，无论在基础意识上还是在最终命运上都极为契合，他写道：这样的转折时期是“一个意识到多种失败为基础的时期，结果这个时期既带着病态，又带着那种往往伴随病态而来的亢奋。这个时期不但有过奥林匹亚神学的失败，有过目前被半野蛮军人君主国粉碎的自由城邦的失败，它更经历着另两个逐渐实现的失败：人类政府为人类争取美好生活的失败；最后就是大事宣传古希腊文化的失败，希腊为了教育一个邪恶和野蛮的世界所作的长期努力，似乎仅仅使它企图传播的那些理想变得邪恶和野蛮。”

在这样的背景下，普法战争对法国民族主义造成重创，毫无疑问是在欧洲核心地带加了一把大火，正是这一创伤造成的恐惧将法兰西民族帝国推进到极具内爆力的层面上，于是法国人开始集中精力对作为帝国之单一核心的“民族”实施重新界定，以便推进民族帝国的统一性，这也就为种种非理性主义要素以及文化要素开辟出历史空间。巴莱斯效仿库朗热，将“祖国”定义为“亡灵之地”，并据此对第一共和以及第一帝国所奉行的个人主义原则展开了攻击，巴莱斯用标志性的语言写道：“今天的法国盛行着一种国家道德。也许可以将之称为康德主义的国家道德……此种康德主义声称要确立起普遍的人、抽象的人，根本不考虑个体之间的任何差异。此种官方道德意图依据抽象的、观念论中的人的标准来塑造我们的年轻人，无论它们是来自洛林、普罗旺斯、布列塔尼，还是来自巴黎，依据这样的标准，抽象的、观念论中的人在一切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我们要塑造的是那种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土壤、民族历史以及民族意识当中的人……我们应当避开此种欲意令我们的孩子原来一切现实的陈词滥调，因为正是此种康德主义意图斩断我们同亡灵之地的联系。”

在同样的背景下，在布尔战争结束之后，英格兰的帝国心灵向自身提出了疑问：这个帝国是否还能同时拥有精神和物质两种力量，是否还能在同时拥有这两种力量的同时，保持两种力量之间的道德隔离和传统上的平衡，不致使帝国力量对英格兰本土议会政治和宪政德性造成太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英国只有在摆脱它的殖民地和军事装备小型化之后，才能在和平的世界秩序中发挥其建设性作用。随着帝国这一权力事实的解体，以及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形式和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取而代之，那种传统的辉格党-托利党式的政治解释已经丧失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领导权（如果这个世界必然需要领导的话），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文化解释模式，这一模式要求人们从理智的自由主义观点来思考“文化”。

此一潮流恰恰印证了A.J.P.泰勒对帝国主义之“经济解释”的悲观评析： “1914年之前的五十年间，资本输出毫无疑问是英国经济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不过，英国的鼎盛时代恰恰是在这段所谓的帝国主义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时期。此外，资本投资区域同政治属地之间几乎不存在重叠。霍布森在这个问题上撒了谎，列宁则顺势推舟，邯郸学步。他们一方面揭示出英国海外投资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则揭示出大英帝国属地的巨大拓展。据此，他们便得出结论认为是海外投资的巨大增长引发了帝国属地的巨大拓展。但实情是这样吗？两者也许都植根于英国的自信和力量，不过，难道不能说两者乃是英国的自信和力量所造就的各自独立的产物吗？假如资本输出是英国帝国主义的驱动力，那么我们必定能够在不列颠帝国主义者的演说中发现蛛丝马迹，即便在公共言谈中未必会有这方面的线索，但在私人通信和私下谈话中，也必定能找到证据。然而，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现。他们也许会大谈特谈保卫新市场，这样的论调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他们甚至会错上加错地谈论着要新球新的移民取道；不过，他们始终都将投资视为一种附带性质的工具。权力而非利润才是他们真正的标尺。他们也许会在热带非洲领土问题上或者中国铁路瓜分问题上争斗不休，不过，他们的目标乃是要强化帝国的力量，而不是要为伦敦的金融家们攫取利益。霍布森揭示出帝国主义并没有为整个国家带来利益。凭借较之霍布森更为厚重的历史经验积累，我们还可以说，帝国主义也并没有为海外投资者带来利益。然而，这样的证明，即便根本不缺乏说服力，也未能阻止他们阐扬帝国主义。很显然，他们是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实际上，无论我们对问题的哪个方面展开详细考察，经济分析最终证明都是不成立。摩洛哥常常被视为金融帝国主义的经典案例，不仅布莱斯福德如此，E.D.莫莱尔更是如此，而且后者似乎对此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论证。但事实上，法国金融家们是被迫将资本输入摩洛哥的，他们自己是不愿意这么干的，此举的目的是为法国攫取摩洛哥的政治控制权作出铺垫。法国金融家们知道自己会在摩洛哥投资中亏损，事实也正如他们预期的那样。不过，摩洛哥最终成了法国的受保护国。布莱斯福德同样对英国在埃及的投资大做文章，此次投资潮是克劳默一手推动的。不过，克劳默推动此类投资的目的，是要强化英国对埃及的政治控制，而不是相反。埃及乃是大英帝国的重大关节，英国人必须把持埃及；确切地说，英国人并非为了埃及才把持帝国的。即便布尔战争也并非一场纯然围绕金融利益展开的战争。即便南非没有金矿，英国的南非政策也将是一样的。惟一的不同也许就是：若是没有金矿，布尔人将失去炸药行业的垄断利润，没有这项利润支撑，布尔人也就无法展开那么强有力的抵抗。在激进派眼中，罗德斯爵士就是一个大恶棍，此种看法也的确没错。不过，原因倒不是激进派设想的那样。恰恰相反，罗德斯之所以要攫取财富，乃是因为财富能够带来权力，罗德斯爵士对财富本身并没有兴趣。因此可以说，罗德斯对政治现实的理解要比激进派更为透彻。”

确实，假如纯粹的经济利益诉求能够对1870年到1914年间的欧洲民族-帝国主义形成完整的解释，那就只能说这个世界太理性、太清晰了。实际上，坚持“经济解释”的人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甚至是启蒙精神的传承者。甘必大在著名的圣昆廷演说中曾就1871年之后的法德关系和欧洲格局给出一项极为锐利的预判：“俾斯麦已经将一个分裂、软弱的德意志改造成一个庞大、训练有素且强有力的帝国。但是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却为他毕生功业埋下了死亡的种子。在这个高度文明的世界，武力征服绝对不会带来道德征服。除非他们弥补罪错，否则没有人会放下武器。只需一次小小的事故，世界和平就会烟消云散。”显然，历史当中的道德审判和道德征服乃是一个包含着众多非理性因素的问题，比如荣耀和恐惧。在1888年的帝国议会陆军法案演说中，俾斯麦竭力消除德意志民族帝国心灵当中自路德之后便一直积郁着的“恐惧”：“过去这一年，法国的历任总统都秉持和平倾向。卡诺总统也会延续格利维总统的政策，这一点是可以信靠的。法国内阁已经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这一点我们也都看到了。过去，阁僚们都思忖着将个人图谋置于法国和欧洲和平之上的位置上，如今，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执掌权位者都是更具和平倾向的人。跟去年相比，今年的法国更为平和也不那么暴躁了，这一点令人高兴。不过，法国当然会寻求联盟，这种可能性是永远都存在的，我们也必须作出相应的安排，以求恒久的应对之策。我们的境遇决定了我们必须比其他国家付出更大的努力。俄国和法国即便遭受攻击，也只是单线作战；但是上帝却将德国放在法国旁边，法国乃是一切国家当中最好战、最好动的，同时，上帝也任凭俄国的战争倾向肆意生长。我当然不愿意和平早早地就归于瓦解，但是我也希望其他国家终止威慑政策。除了上帝之外，德国人无需恐惧这尘世上的任何东西。”

可惜的是，俾斯麦正是在极力消除德意志内心恐惧感的过程中，遭到解职的。与此同时，曾担任帝国首相的布劳亲王在《帝国德意志》一书中对法国政策也作出了中肯评述：“对德国的仇恨，完全可以说是法国政策的灵魂所在。至于一系列的国际问题则不过是这一灵魂的现实展现，仅仅关涉到现实层面的政策而已。法国是无可调和的，这一点是我们在做政治考量之时必须接纳的事实。在我看来，只要我们无意放弃阿尔萨斯-洛林，就绝不要希望同法国达成真实且真诚的和解，否者，保持此种希望就只能成为我们的弱点。显然，德国从未想过放弃阿尔萨斯-洛林。只要法国仍然觉得是有可能赢回失去的省份，无论是靠着自身的力量，还是通过他人的援手，那么在法国人眼中，现状就只能是暂时的而非最终的。在未来的许多年间，法国政策的目标应该就是创造条件，同德国达成解决方案，以便成功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尽管现在还不具备这类条件。这恰恰证明了这个民族是有着强烈的荣誉意识的，正是基于此等意识，一旦触碰了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就会令他极为痛苦，从此，复仇激情便一直主宰着这个民族。”德雷福斯事件之所以能够激起巨大浪潮，席卷整个法国，一夜之间便成为“国民议题”，也正是拜民族荣誉感和复仇意识所赐，整个事件及其全部发展的背后，其支配力量并非如佐拉认为的那样是“法庭上的正义”，而非民族心理最深处必不或缺的恐惧和仇恨。

总而言之，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并不在于欧洲本土已经不重要了，实情恰恰相反，欧洲之所以会在1870年之后迎来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因为欧洲本土太重要了，每一寸土地都不可能发生丝毫的变动，否则便足以引发一场欧洲战争。在那个时代，单纯的和平主义者认为，既然各国内政不稳，不妨放弃海外诉求，他们确实太单纯了，以致于完全看反了问题，确切地说，正是因为国内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才最终造就了“民族-帝国精神”，支配这一精神的不仅仅是各种形态的民族主义，还有种族和文化上的优越论。正如一位冷静观察者说的那样：“一切的秩序和体制终将接受审判的；当然，接受审判的并非具体的人，而是作为整体的体制。或者更确切地说，尽管这些体制最终都归于灭亡了，但是不应当对体制本身实施谴责，毕竟，我刚才提及的所有那些体制就其自身而论都是德性十足的，确切地说，若仅仅从抽象意义上予以考量，都是德性十足的。归根结蒂，最终要接受审判的乃是人性自身当中蕴含的缺陷；不管怎么说，在时间进程当中，恰恰就是人性在体制身上找到了漏洞，并借此对善好事物实施滥用。法国大革命在这方面展示出一个极为迅猛的进程，在那场大革命中，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便将一场自由运动转化为一种极权的独裁体制；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后没过十年，民主体制便成就了一种新型的败坏形式，那就是建基于平民政治的现代独裁体制。希腊的城邦世界乃毁灭于城邦自身的封闭和相互之间的仇恨，因此可以说，政治单位若内聚于很小的规模上，就很容易造就极强的地方情绪。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事实仍然在于，对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城邦的任何批评，恰恰也就是对于城邦环境中的人性所展开的评说。确切地说，对城邦世界当中的人性的评说，并非仅仅是对于希腊世界当中的人性的评说；无论如何，不能说希腊人之为希腊人，在这个方面要比其非希腊世界的人性更为恶劣，毕竟，城邦国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同样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状态，而且原因也是类似的；因此，我们一直以来所面对的就是人性的普遍意义上的缺陷。倘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尚不是十分信服，那就不妨看一看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体制。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都错误地相信，民族国家体系的麻烦完全是某国政府造成的，认为总会有某个特别邪恶的政府在刻意地破坏民族国家体制的运作；但是现在我们都已经明白了，正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性的缺陷导致现实远离甚至背离了理想，确切地说，是民族国家必不可少地培育并强烈扩张了此类缺陷，而这恰恰是一个世纪之前的政治梦想家们完全料想不到的，一个世纪之前的那批政治梦想家们一直都在想象着民族原则的确立足以给欧洲带来一个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