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一生，叱咤风云、冠冕古今。然而，他革命的生涯，却不是一帆风顺，相反，却是饱受磨难，九死一生。尤其以他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三次亲身遇险，更是充满了血雨腥风，惊心动魄。

那时候的井冈山根据地，还正处于发展的初期，亟待破局，发展壮大。所以，无论是革命首长，还是党的负责人，既要能运筹帷幄，又要会独挡一面，实际参与到斗争中去。

所以，此时的毛泽东，既是井冈山革命队伍的精神领袖，又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大兵”。常常参与一线指挥工作，去了解民情、敌情，以至差点三次身陷囹圄，遭遇不测。三次遇险经历分别是：大汾劫难、夏幽遇险、圳下遇险。

一、大汾劫难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失败后的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余部在向井冈山进军的过程中，真心感化当地进步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后，于宁冈的茅坪“安家”、建立了革命的后方大本营，开启了他“工农武装割据”时代的到来。

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和扩大政治影响，毛泽东决定部队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但一次意外遭遇，差点使毛泽东涉险，险象环生。那时，正当工农革命军在水口开展群众工作之际，酃县党组织周里前往酃城侦察回来报告：茶陵敌军两个团向水口扑来。

毛泽东闻讯，当即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二、三连插向茶(陵)安(仁)边境，袭扰敌后，迫敌回撤，然后即返茅坪；一路毛泽东则亲率团部和三营、一营一连、特务连折入遂川县境，继续游击，发动群众。

10月22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主力到达遂川西部的大汾镇，却遭到了遂川县反动武装头目、靖卫团团总萧家壁的突然袭击。

萧家璧，人称“萧屠夫”，一贯心狠手毒，杀人不眨眼。

萧家壁纠集了三四百团丁，在午夜时分发动了突然袭击，打了工农革命军一个措手不及。

关键时刻，镇定自若的毛泽东，当即命令三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向敌人进行回击，抢夺圩外被敌人占领的制高点，他自己则率领团部和一营一连、特务连，沿山沟绕到敌后，欲与三营呈夹击之势， 消灭来犯敌匪。

战斗越来越激烈，革命军鞍马远征，十分劳累，加之人生地疏，仓促应战，难以抗敌，同时团部与三营因敌阻隔，夹击敌人的计划落空，毛泽东不得不下令撤退。

此战溃不成军，三营也不知去向，后来才得知三营在匆忙中退出战斗，因崇山峻岭，不明方向，向南转到桂东去了，后与朱德、陈毅的部队取得了联系，直到12月离开朱德部，转辗到茶陵归还建制。

此战，可以说是工农革命军自三湾改编以来最惨的时刻。开国大将谭政在他《三湾改编前后》记述说：“第一营的一连以及团部、特务连由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虽然没有损失好多，但每一个人都很狼狈，毛泽东同志也只穿了件长袍子。大家吃了饭，他还没有吃饭，后来搞到了饭又没有东西盛，就用衣服兜，用两根树枝当筷子。”

后来，队伍走走停停，盼望能与三营会合，但三营始终未能出现。部队来到黄坳时收集失散人员，这时毛泽东身边只有30多人，战士们却稀稀拉拉地坐在地上愁眼相对。这时毛泽东毅然站了起来，挺直身子，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头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说罢双足并拢，身子笔直，头一个站好。毛泽东的举动感染了战士们，陡然生出战斗的勇气，大家从地上一跃而起，按照连长曾士峨的口令入列。接着，后面的队伍也赶了上来，陆续聚集了不少人马。

大汾劫难，是毛泽东自三湾改编后上山遇到的第一次险况，但他不慌张，沉着应战，即使在大家信心低落的时候，他仍然能鼓舞士气，凝聚力量。大汾劫难后，毛泽东率领着这支“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革命队伍，踏着茫茫夜色，继续新的征途。

“善恶终有报”。1949年秋天，井冈山获得解放。负责清剿匪徒的解放军正是由当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红三十一团衍变而来，人民解放军发动群众，将萧家壁捉拿归案，终逃脱不了被人民公审、被枪决的命运。

二、毛泽东夏幽遇险

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不仅注重军事斗争，也非常注重政治，常常亲自组织社会调查，为了更好的分配土地，他总是走进乡村深入群众中与农民们交朋友，并与农民促膝谈心。

他除了在茨坪、茅坪进行调查研究外，还多次去永新县西乡夏幽区塘边村进行调查研究。1928年早春的一天，毛泽东带着一部分战士第二次来到塘边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为了协助毛泽东的调查，贺子珍根据党的安排，被派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随毛泽东带领工作队来塘边村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有一天，毛泽东正在家里和贺子珍分析探讨调查材料，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天空，打破了山村的宁静。这时，一支地主保安队正向唐边村袭来。保安队长边跑边喊：“活捉毛泽东，到蒋委员长面前领重赏去。”

紧接着枪声四起，几十个保安与毛泽东带来的战士交上了火，这时毛泽东的一个警卫员气急地跑来说：“毛委员，不好啦，保安团进村了。”

贺子珍心里更是十分紧张，她在为毛委员的安危担忧。敌人攻进村来的目的就是要活捉毛委员。而且驻在附近的连队和毛泽东的警卫班都分散到各个村子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根本无法集中。她焦急地抬头看着毛泽东问：“怎么办?”

可毛泽东坐着一动不动，慢条斯理仍旧抽着他的烟。此时的他，虽遇险境，但却是格外镇定。他考虑了几分钟后对贺子珍说：“在不知敌人底细的情况下，冒险的仗不能打，马上通知群众撤离。”

于是，群众在几个红军战士的掩护下，在毛泽东、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带领下，很快撤到了山里。之后，毛泽东派随身警卫员通知与敌交火的红军战士撤退。

当红军战士撤到山里后，敌人进村后看不到一个人，便以为这里已经有了准备，他们怕被红军包围伏击，在村里抢劫了一些没有被转移的东西后，便匆匆撤走了。

据党史资料所载，毛泽东曾三到永新夏幽塘边村，前后呆了40余天，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领导当地的分田斗争，并亲自制定了《分田纲领十七条》。经过1928年4月至7月三个月的群众土地斗争，湘赣边界各县的土地分配基本完成。

1928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一年来土地革命的经验，亲自起草和主持制定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实际利益，因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支援了革命战争。

三、圳下遇险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从小行洲出发，风雪下井冈，向赣南出击，目的是打破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但红军主力下山，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免不了一番苦战。

而其中的寻乌县吉潭镇的圳下村，也成为了毛泽东井冈山第三次临危之地。

2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部队夜宿在寻乌县吉潭镇的圳下村。圳下村，四面环山，中间是个东西走向的狭长地段和一条小河，红四军进村后，军部驻扎在村中心的文昌阁和一个较大的土围子里面，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被安排在村前和村后守卫着军部。

2月2日拂晓，二十八团先于军部开拔，特务营也未及时察觉敌情，敌刘士毅部的先头部队，突然向驻在圳下村中的红四军军部袭击，一时，四面枪声大作，毛泽东与贺子珍由警卫员掩护，涉水过河，突围上山。

军长朱德手提冲锋枪与警卫员杀出一条血路，但跟随他一起突围的，还有结婚不到一年已有身孕的妻子伍若兰。

为掩护朱德和军部其他首长，危急时刻，伍若兰毅然率领一部分战士向另一个方向袭击敌人，把敌人的火力引向自己。至此，朱德和军部领导在天亮前安全突围，伍若兰却因重伤被俘。

伍若兰被俘后，受到了严刑拷打，她不但没有屈服，更是留下了响彻古今的豪言壮语：“若要我低头，除非赣江水倒流！”尔后壮烈牺牲。

陈毅也在突围中，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一脱，往敌人头上罩去，才得以逃脱。

军中首脑，个个如此不堪，可见军情已是万分紧急，生死难料。圳下村的遇险，是红四军下山所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困难。毛泽东在3月20日给中央报告中称当时：“是我军最困难的时候”。

当然刘士毅的报应也来的很快，一周以后，决心一雪其耻的红四军，在瑞金县北大柏地， 利用大柏地的有力地形，对刘士毅部给予猛烈打击，使其损失惨重，不敢再行追击。大柏地首战告捷，一时军威大振，士气高涨。

后来，在1933年的夏天，已遭排挤的毛泽东，在路经大柏地时，目睹当年战地遗迹，他触景生情，欣然写了《菩萨蛮·大柏地》的感概词章：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四、从毛泽东亲身临险看中国革命的变化

从以上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三次亲身涉险的经历，我们应该看到了革命斗争的艰险与残酷，也应该看到了工农革命武装力量初期的薄弱与无助。以至于革命队伍的任何一员，从领袖到士兵，从干部到基层，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参与到了实际的斗争与根据地的建设中去了。

这是堪难的征程岁月，这是风雨飘摇的峥嵘历程。

如在我们所熟知革命典故里，在井冈山时期，诸如“毛主席在花山”、“朱德的扁担”、“军神”等等官兵同“乐”的故事，举不胜举。

这是中国土地革命时期，革命领袖们高尚情操的一种写照，领袖、将帅与士兵同甘共苦，自然会得到士兵的爱戴，是体恤士兵的表现，赢得上下同气、众志成诚的士气。

但事事都有度，在革命大局未稳，时局难安的情况下，这种同甘共苦，与兵同乐，不畏危险，深入战争一线的工作作风，在取得民心、士气的同时，有时却也会给革命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损失。如王尔琢追逃兵导致叛将杀害的事件等等，也时有发生。

即使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已经胜券在握，在延安、西柏坡等中枢机关也会有国民党特务进行渗透，一度还差点使毛泽东食物中毒，以至于后来发生了“延安锄奸行动”。

由此可见，领袖的亲身涉险是应该有原则的，有度的，在时局未稳的情况下，革命领袖应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与队伍发展的现状，两相评估下，做出合作的领袖行为准则。

这也是后来，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除了在延安，可以无可顾忌外，但随着革命斗争时局的发展，如在保卫延安过程中，中央明确几大领袖隐姓埋名外，还必须服从党组织的领导的决议。

当然，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毛泽东因为坚持不过黄河，显然有违中央会议精神，也给自己带来了一定风险，但却给中国革命赢得了胜利的空间与时空，赢得了民心，两相对比，利还是大于弊的，可作例外。

即便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危险重重，但对于共产党的领袖而言，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他作为革命领袖，又不得不的亲身涉险，别无他法，权当例外。

除此以外，在革命斗争时代，我们再无难以见到，毛泽东以革命领袖身份，随意出现了危险一线战情之中，再无没有看到像他在井冈山三次亲临险境一样，窘困危艰。

这说明了：中国革命力量的变化，已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前的残兵败将，已在革命的风摧雨打之中，茁壮成长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劲旅。而这支劲旅的革命领袖，也已经告别了以个人之躯亲临险地，指挥战争的苦难经历；取而代之的是位居“中军帐”，排兵布阵，运筹帷幄，指挥着各条路线上的千军万马，与敌人厮杀疆场，并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打造了一个崭新的新中国，使得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是中国革命的幸事！也是我们所应该永远缅怀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