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从蒋介石的5次悬赏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地位》后，意犹未尽，总觉得还有很多思想要表达，于是，聚焦主题，凝成今天的题目：从蒋介石的5次悬赏看共产党人的信仰。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处境艰危、风雨飘摇。从党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及其他最早的那一代共产党布道者开始，他们就曾几经磨难，牢狱之灾与生离死别如影随形。如陈独秀一生跌宕，刚正不屈，共有五次被捕入狱的经历；李大钊的壮烈更是被定格在东北王张作霖的屠刀之上......

尤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六年，即1927年，更是面临一场大劫难，蒋介石这个政治投机分子，背叛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局，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在全国掀起一股腥风血雨，活生生把6万多共产党人，差点屠杀殆尽，到最后仅剩下1万余共产党人。而同情共产党人的革命群众更是付出了难计其数的生命代价。

所以说，在那个最不堪的年代，选择共产党，似乎就选择了风险、选择了死亡。

然而，正如伟人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共产党人，犹如勇士一样，直面惨淡的人生，为民请命，杀身成仁，死又有何足惜。

大屠杀后，共产党人似乎蜕旧莩新，脱胎换骨。他们已经懂得妥协与退让，换不来尊重、换不来生命，于是他们不再妥协、不再退让，开始武装起义、割据对抗。从八一南昌打响反对蒋介石集团第一枪开始，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接踵而至。

尤其是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力挽狂澜上井冈，为共产党找到一条革命新路以后，全国各地风起云潮，纷纷揭竿，直闹得“周天寒彻”，让蒋介石开始尝到了痛的味道、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处处狼烟，处处锋争。此时的蒋介石，虽然贵为一党之权威，军事势力无人可以抗衡，但面对他自己逆势而动，造成的共产党人“星星之火可以燃原”的局面，他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解决这一重大军事危机。

最终，他决定采用“军事+政治+经济”三重手段，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根据地发动一次又一次致使打击。如在军事上对中国共产党史武装割据下的根据地，他采用进剿、会剿、围剿不同的方式，进逼中共苏区；在经济上采用封锁、围困、切割等方式，困死根据地；在政治上采用舆论、宣传，及其重点对待中国共产党及武装队伍的首脑人物，采用猎杀、高价悬赏通缉的方式 ，以期从军事、经济、政治上层层加码，给共产党形成恐怖氛围，达到他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仅针对蒋介石的政治手段中的高价悬赏通缉而言，在土地革命这一特殊时期，即1927年一1937年十年之间，在全国范围里曾对中共领袖及武装部队首脑人物进行过至少5次大规模的重金悬赏通缉。

不得不说，重金悬赏通缉是一招釜底抽薪式的高招，古今中外，曾屡次不爽。有多少英雄人物皆因此而折翼。蒋介石深喑人性，笃信“金钱能使鬼推磨”，知道没有多少人在金钱诱惑面前能够抵挡得住，而且他的快速上位，就是与他娴熟运用金钱息息相关。当年国民党里的各层人物的倒戈与易帜，无不因为他擅用“金钱交易+利益驱动”而取得了大位。

只不过，有所区别的是，面对国民党党朋，蒋介石的金钱收买的方法，是或明或暗的利益交易形式，而对付共产党人采用的是公开登报、重金悬赏的方式。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共产党是他的敌对势力，共产党人的组织轨迹很难获息的情况下，还不如来个公开悬赏，以激起共产党人内部瓦解、共产党控制下的根据地老百姓暗通，从而达到全民参与的目的，到时再加点其他手段，如乱造声势派人打入根据地内部，搅动红军内斗，让共产党自乱，这实在不失为一石三鸟好计策。

金钱就是试金石，不得不说，这一招是很毒的，也是很见成效的。因为面对重金诱惑时，又有多少人能坚守信仰，不背叛组织，不出卖同志与朋友的，更何况蒋介石还将芸芸众生参杂其中。当时，苏区革命根据地大规模被动或主动地进行肃反，甚至错误化扩大，莫不与蒋介石的金钱收卖与派出特务打入根据地内部，而弄得人人自危息息相关。

然而，区别于历史任何一幕的是，苏区革命根据地虽然几起波澜，也有过严重相互倾轧的过往，甚至出现过多起共产党要人及革命武装首脑人物背叛。但要说的是，即使被蒋介石说成“红军瓦解的先声”的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孔荷宠的叛变，及其被誉为“红军第一叛将”的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当然还有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祐、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红军将领的背叛，也不是因为悬赏政策所影响之故。

红军的这些高级叛将，也曾战功卓著，笃信信仰。如今背离组织，背叛革命，根子还是因为对革命前途失去了信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莫不是因为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前后才出现的思想动摇。当然背叛可耻，正是因为他们的背叛，曾对苏区与红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但即使这样，红军及其他革命武装的首脑背叛，却也鲜少出现过红军成建制地集体易帜的现象。即“有叛将没有叛军”。如湘赣军区独立第四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四大班子全部叛变后，其全团指战员还在；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先后投降后，其全师指战员还在。

很多叛将的背离，他们几乎都不敢光明正大、大张其鼓，乱造声势而背离，往往或是孤身投敌，或是巧借理由逃离。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人笃信的不是领导个人，而是组织，他们的部下不会因为一个领导的思想而产生大面积的塌方。

这样的结果，也是可以从蒋介石集团5次悬赏通缉的结果，来得到佐证的。

令蒋介石寄予厚望的5次悬赏通缉，时间纵横十年之久，可以说次次声张其势，次次悄然无声落幕。尤其让他大跌眼镜，倒吸一口凉气的一定是：历次通缉中的中共首脑人物，无论局势多么窘迫，竟无一人主动“投案自首”，也无一人被报举而遭到抓捕。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我相信，这是蒋介石屡问不止的地方。为什么即使在1928年井冈山革命斗争，红军才刚刚起步，势力还比较羸弱之时，他的悬赏令也就没有奏效过。为什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也没有出现共产党要员或红军成建制的投降易帜，这是为什么？叛将虽有但为什么还是我想要的通缉中的更大首脑？

为什么？为什么？

这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核心重点。其实，这一切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共产党人的信仰。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革命最艰危的时刻，始终能践行信仰，豪情激起，那怕舍身就义，也在所不惜。

虽然，共产党人中也出现过大叛徒，如向忠发、顾顺章、白鑫等中共高级要员，也曾有过因与政党领袖意见相左而脱离了马列主义阵营的李达、李汉俊、包惠僧等人，但共产主义的宏播之念，更在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彭湃、李硕勋、方志敏、瞿秋白、何叔衡、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邓中夏等这样无以数计的傲骨铮铮、千秋赤胆中，慷慨传承、愈播愈烈。

即使在共产党人遭遇了最危难的两次重大考验，一次是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一次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开启长征前后，虽然一度出现了共产党人脱离组织、背叛信仰的高潮，但更多的、无数的共产党人及其革命志士，却以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的悲壮耸立起了共产党人坚强不屈的信仰高墙，成为共产党人永不摧败的精神砥柱。

历经了其中的这两次重大考验，还有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困难呢？长征又如何？巨人挥手，众心齐力，趟过刀山血海，打出了一片新天，陕北成为峥嵘重生之地。所以，即使重金悬赏，这个在古今中外经历千秋屡次不爽的“杀手锏”，到了共产党人铜墙铁壁面前，也就哑然失效，不足为奇了。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蒋介石的5次重金悬赏还是极有杀伤力的，不信，我们先看一看历次悬赏令：

一、第一次悬赏通缉

发生在1928年。据当时苏联的《真理报》在192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几个月前何键宣布，悬赏5000大洋捉拿朱德和毛泽东，捉住彭德怀和黄公略者可赏大洋2000大洋”。
从悬赏告示可以得知：悬赏通缉的“要犯”是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因为当时正值毛泽东举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来，先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的余部及湘南起义部队会师，接着又与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会师，一下子，井冈山兵威势盛，声势过万，直把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当局搅得天翻地覆。二、第二次悬赏通缉

1930年7月28日的《江西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即《鲁总指挥严令缉拿朱毛》，指出：“兹特重颁赏格，如前方剿匪各部队及各县警队，能击毙朱、毛献其首级者，合赏洋五万元，能活捉朱、毛捆送来辕者，合赏洋十万元。”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江西军阀鲁涤平将赏金提升到了何键的20倍，即10万大洋，可见当时红军对江西的严重影响。此时的红军，已不是井冈山当年的模样，从1929年2月下山，转战赣南，已经发展到江西腹地，开创了中央苏区大根据地。

三、第三次悬赏通缉

蒋介石集团对毛泽东、朱德等人的第三次悬赏，发生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之际。也正是红军人心慌乱之际，所谓趁人之危，恰到之时。1934年10月25日，蒋介石发布悬赏令：“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
蒋介石的悬赏简单明了，目的只有两个，生擒毛泽东、朱德。即使此时的毛泽东早已不是红军首脑，他依然要捉拿毛泽东，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红军之败，不是败在毛泽东手上，如果是毛泽东掌权，鹿死谁手还未可定。

所以，这个时候，他非常明白，共产党、红军何足惧，然只在毛泽东、朱德尔。也就是说，只有拿了这两人，万事大吉。从这一点看，蒋介石是看得懂对手的。

四、第四次悬赏通缉

第四次悬赏是在绝地困境之中，即长征路上。这一次的悬赏，涉及的中共要员、红军首脑人物多，范围大。

如1935年2月9日的《大公报》，刊发了一则《蒋电川购缉匪首》，这是当年大年初六，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在他的“美庐”别墅下达首擒斩赏格通缉令：

（一）毛泽东、朱德、徐向前，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

（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

（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中央政委、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五、第五次悬赏通缉

第五次悬赏通缉，发生在1935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主力，进入了甘肃南部地区，即将进入陕北之际，绝地抛在身后，光明即闪眼前。

蒋介石闻讯后，雷霆震怒，再发悬赏通缉令。这份的悬赏令，可谓来了个“一网打尽”，几乎将红军中所有师级以上干部全部进行了“量身定价”，可以想像蒋介石当时怒不可遏的心情：
一、毛匪泽东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奖八万元；

二、林匪彪、彭匪德怀生擒者各奖六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四万元；

三、博古、周恩来二匪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四、凡伪中央委员、伪军团政委、伪军[团]长及伪一、三军团之伪师长等各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五、其他各著名匪首，凡能生擒或献首级者，仍照前颁赏格各给……”

另外，还有蒋介石集团对贺龙等红二方面军首脑人物的悬赏。如1936年3月，他的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悬赏布告：生擒贺龙赏洋八万元，斩获首级五万元；生擒肖克赏洋八万元，斩获首级五万元；生擒红军师长以上赏洋一万元，斩获首级五千元。

当然，今天仅仅看这些悬赏数字，大家可以不知道数字金额有多恐怖。我来简单打个比方：当年蒋介石的月薪是800元，这在当时一定是个巨额数字，“十万元”的悬赏就是蒋介石10年又5个月工资。

就拿中共苏维埃政府1933年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中显赫，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那“十万元”就够枪毙200次。这也可看出悬赏金额数字之巨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土地革命的整整十年间，费尽心机的蒋介石为了绞杀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军事冲击、政治打压、经济闭锁，重重逼迫，但在夹缝中生存、壮大的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却一次又一次打破了他的高压，歼灭他的气焰。

不仅5次悬赏，让蒋介石无功而得，更使得共产党人在此十年时期，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分歧走向团结，从彷徨走向胜利。最终，三军会师于秦岭，腾达将于陕北。这也促使一代枭雄蒋介石在万般落寞之际，仰天长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并将此感慨之言刻骨铭心地记入日记。

5次悬赏，劳而无功，我们也不禁会像蒋介石一样反问，这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怎样做到的？他们为什么不会出卖他们的领袖？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坚贞不屈？他们根据地的百姓为什么不会出卖他们的政府首脑？为什么连长征路上的老百姓也会与他们同流抵敌？......这一连串的问题，构成了无数个疑问，如何来说清共产党为什么是这样有顽强生命力、困难愈大信仰愈坚的革命政党？

同样是人，为什么国民党人变节者比比皆是，只要一经抓捕，稍加威逼就会出卖自己的政党。而共产党人呢，尤其是1927年后拥有了自己武装后的共产党人，从上到下，要让他们变节为什么就那么的难呢？面对死亡与摧残，他们就像是铁做的、钢造的，无论男女，都是那样的坚贞。如果不是他们内部政策一度出现倾轧，那要他们放弃信仰将是一件更难的事。

当然，最终蒋介石知道了答案，他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词：信仰。这是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图腾。在共产党人心中，唯有对组织的服从、对信仰的坚守，才是高尚的、伟大的。所以，他们面对金钱诱惑、严刑酷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以慷慨赴死，不会为一己私利出卖自己的政党、自己的信仰，在组织与个人之间，他们的信念是组织为上。

共产党人在血火战场上的一句：是共产党员的，跟我上，胜过一切语言；

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的一句：是共产党的，带头上，强于一切语言。

这也是共产党人为何终剿不灭、源源不息的动力，他们总能一次又一次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

但似乎有一个问题萦绕难放，那就是与共产党人接触过的老百姓为什么又都具有“共产党”式的精神感染力呢？我们看到无论在苏区，面对国民党的进剿、会剿、围剿，老百姓不仅父子上阵，兄弟同仇，而且会全家支前，倾其所有；还是在东躲西藏、万里狼狈不堪的征程上，共产党人总会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他们像当初根据地的老百姓一样，纷纷拥护红军，参军入伍，成为红军源源不断的战力源泉。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心里穿着老百姓。大家知道长征路上半条棉被的故事吧。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湖南汝城沙洲村，3名女红军战士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可徐家里连床御寒的被子都没有，以至于女红军在离开时，就用剪刀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子剪开，将半条被子留给了徐解秀。

我们可知道，这一刀看似只剪开了一条被子，其实是剪开了红军与老百姓心灵相通的心路。而这条心路，就是共产党人与老百姓交流的纽带，是他们休戚与共的同频共振。

像这样感人至深的军民鱼水故事，在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各个时期，实在太多太多，举不胜举。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跨越苦难的革命征程，一步一步地完美诠释着人民至上的价值信仰，与蒋介石集团的精英利己主义完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终导致了中国政治势力的蟺变。

不仅如此，在28载的坎坷革命历练中，愈来愈感知社会冷暖、时代蟺变规律的中国共产党，最终更是以明练简洁的语言凝聚成了一句通俗无比的政治誓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彻底宣示了与过去一切执政党不同的执政理论，成为了今天共产党人信仰最完美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