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时，作为领导者之一的邓小平，曾对年仅15岁的特务连副连长李天佑有着尤为深刻的印象：
无独有偶，1949年底广西全境获得解放后，时年36岁的李天佑以四野13兵团副司令员身份兼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就任之初，他面临的第一要务就是清除广西境内猖獗的匪患势力。
不过，这位从红军时期开始便是有名的“娃娃将军”的李天佑，恐怕很难预料到，走过20多年革命风雨路的自己会在广西“剿匪”期间遇到一系列梗阻，更不会想到，自己因剿匪工作成效而接连收到教员的4次批评电文。
面对教员“5个月内必须全面解决战斗”的剿匪指示，李天佑也陷入了沉思……
广西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最明显的不同，大概就是这里曾诞生过国军中仅次于中央军的另一股地方实力派——新桂系。
鼎盛时期的桂系不仅有自己独立的地盘和政权，在战斗力方面也一度与老蒋中央军的几支王牌主力相媲美。
李天佑早年在桂系将领李明瑞手下当兵，后随对方一起参加了著名的广西“百色起义”，并逐步成长为红军队伍中的优秀战将。
解放战争后期，四野百万大军渡江南下，在中南地区将桂系打得节节败退，最终顺利解放家乡广西省。
早在广西解放前夕，自知大势已去的白崇禧仍试图鱼死网破。他将手中一部分正规军化整为零潜留省内，以他们为骨干网罗各地散兵游匪，发动所谓的“一甲一兵一枪”运动，在山区创建新的地盘，广泛开展“游击战”。
在他的重金笼络下，广西土匪纷纷表态投效，而后与留驻的桂军结成反动同盟。除人数众多、隐蔽性强和为祸一方等鲜明特征外，白崇禧充分发挥广西“山多、洞多、兵多、匪多、枪多”的特点，建立起一个个相对稳固的“根据地”。
随后，广西境内频繁发生干部战士遭遇突袭的事件，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在1950年1月25日大批土匪有预谋地对恭城县发起突然袭击。当时，全县14个乡的守卫部队艰苦血战三昼夜后，才在援军的协助下击退了入侵之敌。
然而在这样一场飞来横祸中，仅牺牲的战士和群众就多达350余人，公粮损失更是超过100万斤，财物损失也在10亿元以上。
继恭城事件后，玉林、梧州、平乐等地也相继发生土匪入侵事件，形势立时变得紧张严峻起来。全省的102个县当中，已有97个县遭遇土匪势力不同程度的蔓延，很显然，这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战役了。
土匪势力最为猖獗时，甚至敢于公然围攻各地军分区驻地，以至于军区大院的楼顶上，都时刻架设着机关枪以防不测发生。
至此，广西境内的“剿匪”工作已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而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清剿”，又成了摆在李天佑面前的一大难题。
从1950年8月至11月间，教员曾先后4次致电李天佑，对广西境内的“剿匪”工作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评。这其中，不乏出现“成绩最差”、“方法有着严重缺点”、“成绩落后”等敏感内容。
此外，对剿匪工作的目标和期限，教员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限定，即1951年5月1日前完成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
其实，剿匪工作进展甚微并非李天佑的指挥问题，而是被当地匪徒们钻了剿匪策略上的空子。考虑到土匪中的很多人都出身寒微，只因常年饱受军阀混战之苦才选择落草为寇，只要我军政策和宣传到位，最终都是可以通过和平手段使他们“放下屠刀”的。
此外，结合幼年时的贫苦经历，李天佑打心底里还是希望家乡父老能免于战乱之苦，因此提出以抚为主、以剿为辅、刚柔相济的剿匪策略。只是，李天佑又明显低估了那些常年啸聚山林的顽匪们。
接下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明，依靠三国时期诸葛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七擒七纵战术，是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群负隅顽抗的反动土匪势力的，相反，李天佑的宽容和怀柔政策让许多土匪势力变本加厉地祸害当地百姓，一时间愈演愈烈。
这边剿匪工作成效不明显，另一边伴随朝鲜战争的爆发，教员已坚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出兵决心。如果西南大后方不能确保稳固，敌人很有可能利用这一缺口卷土重来，造成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这才是教员严厉批评和督促李天佑的关键所在。
不过，教员也深知广西剿匪工作存在的特殊性，考虑到李天佑全盘负责这项工作的压力太大，索性为他派去了“一文一武”的两大帮手。
“文”的帮手是代理广西省主要负责人的陶铸。有着军中“大秀才”之称的陶铸是我军出色的“多面手”，军事、政工、宣传、后勤本领一应俱全，同时又是东野时期李天佑的老领导，工作上的默契配合自然不是问题。
刚到广西，陶铸便做出两个重要决定：一是全面没收枪支。无论军用枪支还是当地农民用以自卫的土枪全部统一收缴，断绝土匪武器的主要源头；二是设定重点匪区，按照由重到轻、各个击破的策略逐次推进，最后再一网打尽。
有了“文”上的总方略，接下来就是“武”上的总执行了。随后，教员电令驻扎在湖南的陈明仁、唐天际第21兵团南下入桂剿匪。
唐天际对李天佑而言自然不陌生，从红军到解放军时期，二人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战友。而兵团司令陈明仁，也是自己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上的“老熟人”。
早在1947年夏季的四平之战，李天佑就同陈明仁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渊源。彼时刚刚调任东野1纵司令员的李天佑，奉命指挥1纵、3个西满独立师、6纵17师和总部直属的5个炮兵营攻打四平。
原本志在必得的一场攻坚战，最终却因国军71军军长陈明仁破釜沉舟的顽强阻击而未能突破防线，及至敌军援军的到来，攻城部队只得无奈撤离。
四平一战，让李天佑牢牢记住了守将陈明仁的名字。尽管在次年春天，他指挥部队一举攻克了四平城，但因未能与陈明仁当面交锋以报昔日“一箭之仇”而深感遗憾。没成想再次见面时，二人竟然成了并肩战斗的伙伴。
在教员看来，陈明仁既有战场浴血奋战时的“勇”，又有战略战术上的“智”，同时具备个人品质上的“正”，派他去广西协助李天佑，一定能为“剿匪”工作打开新局面。有意思的是，教员曾对身边人饶有兴致的说起自己这样安排的深意：
果不其然，这对三年前还是兵戎相见状态的“冤家”，如今却走向了清除匪患的通力合作之路。
很快，亲赴桂东南、瑶山一线指挥剿匪的李天佑，拿出昔日战场上稳、准、狠的劲头，仅用了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就取得剿灭匪徒3.8万余人的成绩。
另一边的陈明仁也不甘示弱，得益于抗战时期驻军西南积累起的威望，陈明仁领兵剿匪时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许多匪徒听闻陈明仁的名讳后斗志全无，纷纷主动缴枪投降。
至1951年4月，广西全境的匪患势力被基本肃清，提前完成了教员明文规定的“剿匪”任务。
而陈明仁与李天佑携手共进，一同清除广西匪患的故事，也成为日后人们脍炙人口、津津乐道的一段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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