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当代思想家、语言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世世界出了可怕的差错。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导致400万人丧命，使自己名列“人类相乎之间（可能）做过的（大约）19件最残暴的事情”之一，在图5-18中出现了一个高峰。
卢亚德将1789年定为“民族主义时代”的开始。在“主权国家时代”，参与各方是各式各样的王权帝国，它们不一定是“民族国家”，即在同一片国土内由相同语言和相同文化的人组成的国家。在这个新时代，国家由民族界定，并要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领先地位。民族主义的理想在欧洲掀起30场独立战争，先后导致比利时、希腊、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的自治。此外，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战争也是受到民族主义激励的结果。当时亚洲和非洲人民还没有资格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欧洲人加紧在亚非殖民，以此为自己的民族国家增加荣耀。
我们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民族主义渴望的总爆发。其导火索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反抗哈布斯堡王朝，而站在日耳曼人一边反抗斯拉夫人的忠心耿耿的民族主义分子火上浇油，扩大事端。接着，反抗斯拉夫人迅速转为反抗英国和法国，“一战”的结局是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解体，中欧和东欧形成新的民族国家。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美] 斯蒂芬·平克 著
安雯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6月
卢亚德将1917年作为“民族主义时代”的结尾。就在那一年，美国参战，并将战争塑造为民主对抗专制的斗争，同时，俄国革命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从此进入“意识形态时代”，先是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手反对纳粹，后来则是在冷战中相互对抗。当卢亚德在1986年写作的时候，他在“1917”后面留下的是破折号，今天我们可以写上“1989年”，作为这个时代的休止符。
“民族主义时代”的概念有些牵强。这个时代始于拿破仑战争，因为这场战火就是被法兰西民族主义精神点燃的。但是点燃战争的是法国大革命残留的思想，因此它远远走在了所谓的“意识形态时代”之前。这个时代很像一个三明治，两端是两次大规模毁灭性战争，中间夹着两个破纪录的和平间歇期（1815—1854年和1871—1914年）。
迈克尔·霍华德坚持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过去200年的历史，可以将它看作四种力量——启蒙人文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乌托邦思想——争抢影响力的战役。某些时候，其中几种力量会结成临时同盟。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继承了法国大革命，因此它被看成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事实上，它被更好地归类为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次实施。虽然拿破仑推行了几项合理的改革，比如公制度量和民法规则（在很多法语地区，拿破仑的民法至今有效），但在更多的方面，他都背叛了启蒙运动的人文进步。他通过政变夺取政权，推翻宪法确立的政府，恢复奴隶制，颂扬战争，由教皇加冕成为法兰西皇帝，重立天主教为国教，将三个弟弟和妹夫立为外国的国王，疯狂地发动战争机器抢夺地盘，无情地践踏人类生命的价值。
贝尔说过，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崇尚法兰西民族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混合物。这种意识形态，就像它之前的基督教教义以及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等，都是弥撒亚式的，充满终极审判的狂热，坚定地追求领土扩张，并且坚信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它们都将自己的敌人视为不可救赎的恶魔:为了追求神圣的目标，必须彻底消灭这些恶魔的威胁。贝尔还说，激进好战的乌托邦主义是对启蒙主义人文理想的倒行逆施。对于革命而言，康德“追求永久和平这一目标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符合最基本的道德律，而且在于它符合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因此，理所当然地，为了未来的和平，任何以及所有的手段都是正当的，甚至包括灭绝性的战争”。康德本人对这种阐释深恶痛绝，他认为，这样的战争将“永久和平埋葬在全人类的坟场上”。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同样意识到人性中扭曲的成分，因此对具有帝国倾向和弥撒亚救世情结的领袖人物充满恐惧，并予以坚决的抵制。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是被拿破仑挂在刺刀上传遍欧洲，接着又在血雨腥风中被赶了出去，此后，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欧洲出现了一系列“反启蒙运动”的新思潮。霍华德将它们的共同之处归结为“个人作为一个个体，其所具有的理性和观察能力，不足以创造一种成为社会和平和公正基石的法律制度。相反，个人是一个社会的成员，社会塑造了个人，其塑造方式甚至是个人无法完全理解的，而社会有权要求个人对其保持忠诚”。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两种反启蒙运动思想，从相反的两个方向抵制法国大革命的观念。第一种是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他认为社会习俗是文明进程久经考验的成就，它驯服了人性中的阴暗面，因此值得我们像对待知识分子和改革家的措辞严谨的著述一样予以尊重。伯克式的保守主义，其本身就是理性的优美应用，它代表了对启蒙运动的小修正。但是，约翰·格特弗里德·冯·赫尔德的浪漫民族主义让反启蒙运动思想极度膨胀，他的观点是，一个民族集团——在赫尔德这里，就是日耳曼人民——有着非同寻常的品质，完全不可能被所谓人类的普遍性涵盖。这个民族的整合不是靠什么理性的社会契约，而是被鲜血和土地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霍华德说:“这种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之间，个人和部落之间的辩证，在欧洲流行开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个19世纪的欧洲历史，甚至20世纪的世界历史。”在这两个世纪中，伯克的保守主义、启蒙的自由主义和浪漫民族主义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时分时合、同床异梦的游戏。
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大国的政治家构造了一种延续了一个世纪的国际关系体系，维也纳会议是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胜利，即稳定压倒一切。尽管如此，霍华德还是观察到，“这个新体系的建筑师既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也是法国大革命领袖的追随者。他们既不相信神圣王权，也不相信神圣神权，但如果教会和国王是在革命的狂风暴雨后重建和维护国家秩序的必要工具，那么也只好在各地重整他们的权威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认为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以往25年的一系列事件证明，战争实在是过于残酷了”。大国承担起维护和平和秩序的责任，他们组建的“欧洲同盟”（Concert of Europe）可以说是国联、联合国和欧盟的先驱。19世纪的欧洲得以有较长时间的和平间歇，“欧洲同盟”这个国际利维坦功不可没。
但是，君主们一边要维持欧洲的稳定，另一边要对付内部的民族纠纷，各个民族开始强烈地要求管理自己的事务。霍华德说:“结果，民族主义与其说是来自普世的人权，不如说是民族首先为争取生存而战，继而为维护生存而战。”从短期看，对和平的渴望并不是特别强烈，因为很多人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当所有的民族都得到自由的时候才会有和平。同时，很多民族宣称有权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争取自由，而‘维也纳同盟’体系正是要力图防止这种民族解放战争。”
民族主义情感很快融入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旦民族国家得以确立，它立即成为新的、保守派竭力维护的权势集团。当王室成为民族国家的象征，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就渐渐开始合流。许多知识分子将浪漫民族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历史观——历史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交织在一起。卢亚德这样总结黑格尔的历史观：“全部的历史都是在执行一个神圣计划。战争是主权国家解决它们之间纠纷的途径，这正是神圣计划宣示自身的过程，主权国家中出现超级国家（比如普鲁士），代表着神圣意志得以实现。”
最终，黑格尔哲学孵化出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法西斯和纳粹运动具有弥撒亚式的、军国主义的和浪漫民族主义的特质。作为与此相似的另一个历史建构——暴力解放不可阻挡的辩证历史观，成为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石。
人们也许会认为，英美和康德式启蒙运动的自由派继承者会反对日渐强硬的军国民族主义。但是，自由派却发觉自己身处困境：他们怎么能为王权和帝国辩护呢？于是，自由主义在“人民自决”的伪装下和民族主义站到一起，所谓“人民自决”总算还带着模模糊糊的民主意识。很不幸，“人民自决”一词所含有的那点儿人文主义意味完全取决于一个借代关系。“民族”或“人民”一词代表着组成民族的个体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然而政治领袖却成了民族的化身。一位统治者、一支军队、一片疆土、一种语言，在认知上被等同于数百万个血肉之躯。伍德罗·威尔逊在1916年的一次演讲中将自由主义的民族自决奉为至高原则，这一原则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基石。当时就有人看到了“民族自决”原则中内在的自相矛盾，威尔逊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个词组简直是装满了炸药。它带来了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希望。我担心，它会让成千上万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它将受到鄙视，被叫作理想主义者的梦幻。这些人无视现实的风险，等到想起那些恪守原则的忠告时，一切都为时已晚。这个词组会造成多大的灾难，会带来多少悲剧!当始作俑者清点那些为了他喊出的这个字眼儿而送命的人的尸体时，他会做何感想啊!
兰辛在一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付出生命代价的人不是成千上万，而是成百万甚至上千万。“民族自决”的危险之一是，如果民主是指一片地产上居住的同文同种的团体，在这个意义上，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民族国家”。与树木和山岭组成的风景不同，人是有脚的。为追逐机遇，人四处迁徙，定居后还会召唤来更多的亲友。这种人口分布上的混合，可以在地理上不断地细分，变成少数民族中还有少数民族。一个对一片疆土宣称主权的政府，自认构成一个“民族国家”，但在事实上，它可以完全无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许许多多个体的利益，反而更关切其他领土上的某些人的利益。如果乌托邦是一个政治疆界和种族疆界刚好相吻合的世界，那么各国领导人将忍不住加速推进这一进程，开展种族清洗和民族统一主义运动。在没有自由民主、没有对人权的坚实承诺的情况下，一个政权等同于人民这种借代关系能够让任何一个国际联盟（比如联合国大会）成为一场闹剧。无能的独裁者总是能受到国际大家庭的欢迎，并拿到全权委托状，然后用饥荒、监狱和谋杀来对付自己的人民。
另一个破坏了19世纪欧洲和平间歇的新发展是浪漫军国主义。这种说教认为，撇开战争的战略目的，战争本身也是一种有益的活动。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战争调动起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男子气概，布尔乔亚社会充斥着矫揉造作和物质享受，而战争是荡涤颓废、振奋人心的良药。今天，对一项专门用来杀人和从事破坏的事业怀有崇敬之情，绝对被认为是发疯。但在当时，作家纷纷表示:
战争总是扩展人民的思想，提升他们的品格。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战争就是）生活本身……我们必须吃和被吃，世界才能生存下去。只有好战的民族才能兴旺，一个民族一旦放弃武装，它的死期也就到了。
——埃米尔·左拉
战争的崇高就在于它用伟大的国家精神彻底摧毁渺小的个人，让同胞相互牺牲的情操，让爱、友谊和强烈的同生共死的情怀得到最充分的张扬。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
当我告诉你战争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时，我的意思也是说，它是人类一切崇高美德和力量的基础。
——约翰·罗斯金
战争是可怕的，但又是必要的，因为战争将国家从社会僵化和停滞中解救出来。
（战争是）一次净化和一次解放。
——托马斯·曼
战争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相反，和平则成为“一种梦想，而且不是一个美妙的梦想”，德国军事战略家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说:“如果没有战争，世界就会在物质主义中沉沦。”弗里德里希·尼采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如果人类忘记了如何制造战争，他们就只剩下些幻想和漂亮的情感，除此之外还能期待的所余无几（甚至是荡然无存了）。”依照英国历史学家J.A.克拉姆（J.A.Cramb）的解释，和平的意思是“世界在迟钝之中沉沦……一场噩梦成真，如同太阳变成冰块，留下行星在一片黑暗的空寂中默默地沿着轨道运行”。
甚至反对战争的思想家，例如康德、亚当·斯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H.G.威尔斯、威廉·詹姆斯，也为战争说了不少好话。从詹姆斯1906年的文章《道义战争》的标题，就能看出他谈及的是战争的积极性，而不是战争中的恶。当然，他在文章的开始对军事浪漫主义战争观做了一番挖苦:
“可怕”的战争是拯救世界的唯一方案所要支付的小小代价，否则世界将成为小文员和教师、男女同校、热爱动物者、“消费者联盟”和“慈善联合会”、毫无节制的工业化信徒以及没羞没臊的女权主义者的天下。人类将不再有廉耻，不再有坚强，更不会有勇气！这个星球上将住满了懦夫。唾弃它吧!
但是，他又表示:“我们必须有新的能量和奋斗来维持我们的刚强气概，这是军人所忠实信奉的品质。尚武美德是久经考验的黏合剂，英勇无畏，蔑视懦弱，放弃私利，服从命令，仍然是一个国家立国的基石。”所以，他提出了一项强制性国家服务建议，这个项目应该“招募我们那些娇生惯养的年轻人，为了戒除他们身上的幼稚，将他们送往煤矿、钢铁厂、渔轮和建筑工地”。
浪漫民族主义和浪漫军国主义互为营养，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德国是欧洲国家晚宴的迟到者，但自认为也配得上拥有一个帝国。在英国和法国，浪漫军国主义信誓旦旦地说，战争的景象绝不应该是它所显现的那样恐怖。相反，伊莱尔·贝洛克（Hillaire Belloc）这样写道:“我多么渴望一场大战!它将像扫帚一样横扫欧洲的污泥浊水!”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也有同感:“我几乎在盼望一场毁灭性的战争。”甚至夏洛克·福尔摩斯也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阿瑟·柯南道尔在1914年让福尔摩斯感叹说:“这会是冰冷和苦涩的，华生，在它大爆发之前，我们中间不少人可能就已经枯萎了。但是，说到底这是上帝的狂风，风暴过去后，阳光下会有一片更干净、更美好、更坚实的大地。”各色隐喻不胜枚举:清扫灰尘的扫帚，振奋人心的清风，修枝裁叶的剪刀，荡涤污泥浊水的风暴，还有提纯精练的火焰。英国诗人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写道:
此刻，感谢上帝，让我们躬逢盛世，正值青春年少，将我们从梦中唤醒，坚定的手势，清明的目光，锋锐的力量，行动吧，就像游泳健将果敢地跃入水中。
评论家亚当·高普尼克（Adam Gopnik）说:“当然，游泳健将不是跃入干净的水中，而是一脚踩进血水之中。”高普尼克在2004年为7本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书写书评。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著述仍然在试图琢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场大屠杀令人难以置信——在短短4年时间中，850万人战死沙场，约有1500万人死于战争。浪漫军国主义本身无法解释屠杀的狂热。至少从18世纪起，作家就开始赞美战争，但在拿破仑战争后的19世纪，曾经有两次史无前例的没有大国战争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种破坏性逆流聚攒起来的超级风暴，战神的铁骰子将它们汇集在一起: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突然出现的威胁到各个大国信誉的军备竞赛;感到恐惧的统治者认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霍布斯陷阱;各方认为有能力速战速决并且胜算在握的过度自信;军事机器中大规模运输能力和杀伤能力的结合——大批士兵被迅速运抵战场，并在抵达后迅速阵亡;以及消耗战博弈，将交战双方锁定在战争成本呈指数级增长的游戏中，欲罢不能，直至毁灭。所有这些因素，在某一天被一个撞上大运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突然点爆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