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婚姻、生育的公共讨论常常陷入一种怪圈，本应是社会政策、公共服务的问题，却被简化成男女之间的对立。从“天价彩礼”到“丧偶式育儿”，从“生育保险”到“职场歧视”，许多结构性矛盾被包装成性别战争，而真正的症结，公共支持的缺位、社会保障的不足，反而被模糊了焦点。

性别对立的表象下，是公共服务的缺失，首先是生育成本被转嫁给个人，尤其是女性。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2022年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但政策调整仍显滞后。尽管国家鼓励生育，但生育保险覆盖不全，许多灵活就业女性、农村女性仍无法享受生育津贴。育儿假、托育服务严重不足，导致家庭内部矛盾激化，女性被迫在“工作”和“育儿”间二选一，而男性则因社会观念束缚，难以真正分担养育责任。

其次，高房价、高教育成本加剧婚姻经济压力。婚房、彩礼等经济负担被归咎于“女性拜金”或“男性无能”，但根源在于社会保障未能有效降低年轻家庭的居住与育儿成本。在传统“赚赔逻辑”影响下，婚姻被异化为经济交易，而非社会共同支持的制度。

再者，职场歧视未被系统性解决，反而加剧性别对立。女性因生育遭遇晋升瓶颈，企业为规避成本更倾向雇佣男性，而这一现象被简单归因为“女性能力不足”或“企业性别歧视”，而非政策未能有效补偿企业的用人成本。

那性别对立如何被制造？首先是社交媒体放大极端言论，短视频平台热衷炒作“天价彩礼”“普信男”“田园女权”等标签化议题，煽动情绪以获取流量。算法推荐形成信息茧房，使不同性别群体陷入对立叙事，无法理性探讨公共政策。

其次，女性经济地位提升，但社会仍期待男性承担主要经济责任，导致双方在婚姻中的期待错位。政策未能及时调整，如育儿假未强制男性参与，使得“丧偶式育儿”成为普遍现象，进一步激化矛盾。

再者，公共讨论被简化，政策缺位被掩盖，当人们争论“该不该降低法定婚龄”时，真正的问题可能是“年轻人为何结不起婚”，就像“黑救护车”天价收费，争论焦点却成了“医院不负责任”，而非非急救转运服务的制度性缺失。

当婚姻和生育变成一场零和博弈，男女互相指责时，真正的输家是整个社会。我们需要意识到，许多“性别矛盾”的根源并非两性对立，而是公共政策未能跟上时代变化。因此，与其争论“女性是否该多生孩子”，不如思考“如何让女性敢生孩子”，与其指责“男性不负责”，不如建立制度激励男性参与家庭事务与其在网络上互相攻击，不如共同呼吁更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真正为家庭提供保障时，婚姻和生育才不再是负担，而是值得期待的人生选择。

真正的平等，不是让女性独自承担生育代价，也不是让男性被迫成为“赚钱机器”，而是让政策成为家庭的支撑，而非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