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7年12月开始，上海市各大医院接诊的腹泻病人开始呈几何程度增长，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因为腹泻而来医院就诊的病人人数从二十多人逐步增加到近千人，一时间让医护人员们措手不及。

这些腹泻的病人除了腹泻外，还有不明原因的发热、呕吐、厌食等症状，本以为是普通的感冒，但患者不仅全身乏力，而且面色越来越黄，甚至眼睛都发黄。

上海市卫生局王道民局长和上海市卫生防疫站都康平副站长的爱人都是医生，所以他们都在第一时间从自己的爱人那里获知了这一情况，于是立即组织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从这些病人的排泄物和呕吐物中普遍检出了痢疾杆菌，还在其中四十三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中发现了甲肝病毒。通过对这四十八人的病历调查，发现他们在犯病前都吃过同一种水产品——毛蚶。

毛蚶

于是，上海市卫生防疫站派人对在市场上销售的毛蚶进行检测，结果在毛蚶里不光检测出了痢疾杆菌，还发现了甲肝病毒！所以这四十八人被正式确诊感染了甲型肝炎。鉴于甲型肝炎有大约一个月的潜伏期，这就意味着甲型肝炎疫情很可能已经在上海全面爆发。

1988年1月18日，根据上海市卫生局的预警，《解放日报》刊发了一篇报道：《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 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并且在这一天开始统计甲肝确诊病例——四十三例。

1988年1月18日《解放日报》的报导

然后从1988年1月19日开始，甲型肝炎确诊病例如同乘坐火箭一般噌噌往上蹿，新增病例从每天一百多例很快就到了每天一万多例，至2月上旬形成流行高峰，每天确诊新增病例维持在一万二千例至一万七千例，最高峰是2月1日，当天新增病例一万九千例。

至3月18日，上海累计确诊甲型肝炎病例为二十九万二千三百零一例，死亡十一例。如果算上身上携带甲肝病毒还未发病的人员，上海市当时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占当时上海市总人口的12.5%（1988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为一千二百万人），显然已经形成了甲型肝炎传染病大规模爆发的疫情。

市卫生防疫站抽样调查表明：甲肝患者大多是青年，以21至29岁居多，占45.84%；其次是30到39岁，占41.77%。患者的谷丙转氨酶指数都在1000以上，其中70%伴有黄疸。

据当时亲历的医生回忆：“来的病人脸色蜡黄，有的甚至连眼睛都黄；有的病人排队排到一半晕过去了，我们看到他晕过去就把他抬进来，真的很可怕。”

1988年1月28日在黄浦区地段医院排队等候确诊化验的人群

在徐汇区中心医院传染科前排队的病人

由于新增病例爆发式的增长，而当时上海市所有医院的床位加起来不过五万五千多张，而用于收治传染病人的病床只有区区两千八百张，病床的需求和病床的存量之间差距巨大。

排山倒海的病人涌入医院，使得各医院根本无力应对。这使得上海出现了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医疗资源的大规模挤兑，由于病人数量远多于病床数量，使得医院内原有的秩序荡然无存，经常出现两拨人甚至是几拨人为了争夺一张空下来的病床而大打出手，以至于一些医院不得不报警，请警察进入医院来维持秩序。

人满为患的医院病房，走廊上都安排上了病床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上海市民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一时间市面上谈“甲肝色变”，一个里弄里头，只要出现一个人出现甲肝症状，整条里弄就如临大敌，对出现甲肝症状的人各种如同防贼一样的严防死守。市面上各种号称可以治疗或者预防甲型肝炎的“特效药”，比如板蓝根和片仔癀瞬间就卖到脱销，变得一药难求，片仔癀甚至贵到了三粒换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的地步。

板蓝根

片仔癀

随着甲肝疫情在上海的传开，在全国各地出差或者旅游的上海人顿时在外省群众这里形同印度的“达利特”（不可接触者），遭到了各种排挤甚至是歧视，上海人要住宿，旅社不收；上海人要乘坐公共汽车，被车上的人赶下车——这种歧视影响之广泛和恶劣，以至于卫生部的传染病专家康来仪不得不在报纸上解释规劝：“上海人并非都带有甲肝病毒，外地群众的疑虑没有必要”。

康来仪

但根本没有任何效果，在群体性恐慌面前，这种解释苍白而无力。

直到1988年春节，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不顾各方劝阻，毅然继续在上海过年，并出席了上海市春节联欢晚会，还在晚会表演结束后亲自上台和前排演员一一握手。在走到表演杂技的小演员面前时，时年已经84岁的邓小平还俯下身，慈祥地在小姑娘的脸蛋上亲吻了一下。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稳定了上海人民当时的恐慌情绪。

邓小平参加上海春节联欢晚会，演出结束后，他俯下身，慈祥地在小姑娘的脸蛋上亲吻了一下

面对凶猛的疫情，上海市政府在1月24日召开各区区长、卫生局局长、防疫站站长和市府有关委、办、局负责人会议，部署防治甲肝事宜。针对病房和病床紧缺的问题，会议决定动用部分旅馆、礼堂、俱乐部、空关新工房等，增设肝炎隔离点和床位；同时责成有关部门解决副食品、药品、医疗用品等供应问题。

2月8日，上海市委成立由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同志为组长、副市长谢丽娟、陈铁迪为副组长的肝防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全市抗疫行动。2月10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发出号召：“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并提出具体要求：“三天内将肝炎病人全部收治，此为当务之急。只有把病人一个不漏收进隔离，才能切断病毒传播。”

视察医院并和医护人员交谈的谢丽娟副市长（她自己从政之前也是名医生）

陈铁迪

根据市委的指示，上海各个医院各显其能，尽一切手段增加病床：

以上海市传染病医院为例，该院原有290张肝炎床位，在时任院长巫善明的指挥下将天通庵路总院的医生办公室、会议室、浴室、走廊和自行车棚全都利用起来安置病床，同时将还在建设的同心路分院、一所学校和一幢未有人入住的刚建成的居民楼利用起来安置病床，这样一共增加了1228张床位，用巫善明的话来说：“等于开了四个医院。”

巫善明

通过和上海市传染病医院类似的措施，再加上上海县、宝山县、嘉定县和川沙县也“调剂”出了约500张病床用以接受来自市区的患者，使得整个上海市的卫生系统总共“调剂”出60434张床位。

此外，全市的工厂、企业将自家的仓库、礼堂、招待所、文化馆等改成临时隔离病房，供本企业的甲肝患者入住，不让他们挤占医院的病床资源。

此外，解放军八五医院支援了300张病床接收地方的甲肝患者；一些旅馆也转变功能被临时征用为隔离病房：黄浦区政府征用了严桥中学、潍坊小学、浦东文化馆、安东旅馆等，设病床4000余张。还将位于浦东的（当时还没有浦东新区，而是分属黄浦区、杨浦区、南市区以及川沙县、上海县）刚刚竣工不久、尚未有居民入住的乳山新村（本厂长在乳山三村住了十二年，直到为了修世纪大道而动迁）二十幢多层楼房征用，作为临时隔离病房；静安区政府利用学校、新建住房、文化站等十一处场所增床位9952张；杨浦区政府设病床1.8万张。

在区中心医院视察并与医务人员座谈的黄浦区副区长陈志荣

一处由华山医院设立的临时隔离病房

华山医院感染科医生在甲肝病区巡查

在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市在甲肝疫情爆发期间开设额外的隔离病房1254处，床位11.8万张，另外在有条件的居民家中安排了2.9万张家庭病床以便症状较轻的患者作居家隔离。

对甲肝患者的家庭成员、同事、共同居住者、医护工作人员，以及免疫能力低下的儿童和孕妇、环卫工人、接触食品的操作工、炊事员、保育人员等重点易感人群，防疫部门为其接种丙种球蛋白，提高这部分人群的免疫力。对有居家隔离病患的居民区，防疫部门会派专人上门送漂白粉，并指导居民如何使用消毒——

居家隔离的上海市民

短时间新增的大量病患导致上海各大医院的医护人员不敷使用，当时上海总共有十万名医护人员（算上部队医院），其中五万五千名医护人员在第一线。为弥补一线医护人员的不足，在上海的各大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的约四千名在校师生一律暂停工作和学业，支援各医院和各临时隔离点；另外，各医院又紧急召回了近两千名已经退休的老医生和老护士“重新上岗”，在专门为筛查病患的“毛蚶门诊”点指导年轻医生和护士进行治疗和护理工作；长征、长海等解放军医院派出三百名医护人员支援地方工作。这些可敬可爱的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平均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没有他们的辛苦付出，上海甲肝疫情造成的损失将无法想象。

甲肝期间的“毛蚶门诊”

虽然甲型肝炎是自愈性传染病，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任何药物，依靠自身免疫力就能自愈，但患者和家属的情绪非常恐慌，吵着要吃药。因此每天各种药材的消耗量非常惊人。为了保障上海市的药材供应，上海中药制药一厂、天平药厂等上海市当地的制药企业加班加点，几乎在疫情肆虐的半个月时间内生产出超过1987年全年产量两倍到五倍的片剂、液剂和针剂药物；上海市药材公司在疫情期间从外省协调调拨，总共筹集防治肝炎药材76万公斤。

1988年2月1日，上海中药一厂积极生产甲肝病人急需治疗使用的菌栀黄针剂

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湖北、陕西等省、直辖市的制药企业在上海疫情爆发后给予上海无私的支援，疫情期间总共提供了茵陈、板蓝根、大青叶等24万多公斤和丙种球蛋白针剂105万瓶。

在全市积极抗疫的同时，对传染病源的溯源工作也在紧张开展：

1月25日至2月25日，上海全市组织了12个区的一千二百多名防疫人员进行急性肝炎病例配对和居民整群抽样等流行病学调查。配对调查结果显示：生食毛蚶与不食毛蚶肝炎发病相对危险性为9.6倍；居民整群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生食毛蚶与不食毛蚶发生急性肝炎相对危险相差24倍。通过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基本认定上海的甲肝流行是因食用毛蚶引起。

不过，当时在上海市面上售卖的毛蚶来自好些地区，山东、江苏、浙江沿海捕捞的都有。为了避免“一刀切”，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奉谢丽娟副市长“立即送毛蚶检验，检验其携带甲肝病毒情况”的指示，将从市场上采集到的各种毛蚶样本送往上海市卫生防疫站肝炎研究室进行病毒检测，结果发现来自启东的毛蚶携带甲肝病毒。

而根据溯源调查，这种类型的毛蚶出现在1987年10月上海市港务局在长江口启东县疏浚长江江段时挖出的一个长约20余公里、平均厚度1至3米的天然野生毛蚶集聚带。由于这个毛蚶聚集带“量大管够”，其价格相对于当时占据上海水产市场的山东和浙江养殖的毛蚶有很大的优势（养殖毛蚶一斤卖0.7元，而启东毛蚶一斤卖0.25元），结果一举将上述两地的养殖毛蚶挤出了上海水产市场，使得在甲肝疫情爆发前上海市面上出售的毛蚶几乎都是“启东毛蚶”。其在上海市水产市场销售的时间和上海最初的一批甲肝患者的出现之间间隔刚好是一到两个月，正好是传染病的潜伏到爆发期。

再加上当时上海市民处理毛蚶的手法是仅仅用开水烫一下，甚至直接用清水洗一下后就直接生吃，使得毛蚶中的病毒得不到消杀，直接进入了人体，造成感染。

3月5日，上海市卫生局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市卫生防疫站肝炎研究室采用核酸杂交方法，证实启东毛蚶携带甲肝病毒。”

在确定传染源是毛蚶后，上海市政府当即下达“禁售令”：“全市禁止运输、销售毛蚶。为此，市政府组织市卫生、工商、环卫及公安局采取联合行动，把市面上的所有毛蚶（包括存货）全部销毁，并在市郊要道设卡，禁止毛蚶进入上海。”这条“禁售令”延续至今，时至今日，毛蚶依然是上海市政府颁布的《关于本市禁止生产经营食品品种的通告》中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

面对个别为了暴利而选择“顶风作案”的不法之徒，上海市公安局和市场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只要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人贩卖毛蚶的，第一时间出警并抓人扣货。甲肝爆发疫情时本厂长7岁，某天跟着爷爷去菜市场的时候曾亲眼目睹两个卖毛蚶的小贩被警察带走——

此外，上海市政府通过媒体反复向市民宣传预防传染病的健康知识，比如：“饭前便后用肥皂加流动水反复洗手，是最好的消毒方法”、“不喝生水，保护水源不被肝炎病人的粪便污染也是关键的一环”、“要注意饮食卫生：如不要随意在小摊上吃东西，不吃生冷不洁食品，坚持餐具煮沸消毒，提倡分餐制等”。

也正是因为肝炎疫情，改变了许多上海市民坚持了几十年的生活方式，比如1988年开始上海家庭分餐制的比例较1987年大幅度提高——

在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等措施的多管齐下之下，从2月15日开始上海的甲肝疫情新增病例开始直线下降，至3月初，疫情基本被控制，原本预计春节后会出现的第二个流行高峰并未出现。至3月中旬，甲肝的发病率回归到正常水平。

3月21日，市卫生局向卫生部报告：“1988年1月19日至3月18日，全市甲型肝炎累计发病二十九万二千三百零一例，直接死于急性、亚急性黄色肝萎缩的病例为十一例。”

至此，1988年的上海市甲型肝炎疫情大流行终于平稳渡过，成了整整一代上海市民刻在脑海中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