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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去世那年，国务院吵了一整夜，谁也没想到，最后是周恩来一句话定了调。
那天夜里，管理局和统战部为了到底该不该给张治中办个像样的告别仪式，僵持到天快亮。
一个坚持要办，说他是老朋友，是对新中国有功的人；另一个死咬着一句“现在形势特殊”，连句人情话都没有。
吵得人脑仁疼，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去找总理。
电话那头，周恩来没多说，干脆利落：“仪式要办，我亲自去。”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说到底，张治中不是一般人。
他不是共产党，但从头到尾一直站在合作的那一边。
早年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他是教育长，和蒋介石一起共事的人。
他跟周恩来走得近，后来还想入党，结果周恩来没答应，说规矩不能破，说国共有协议，高级干部不能互相吸收。
他听完没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说那就等以后有机会再说。
张治中不是那种嘴上说着合作，背后算计的主。
他不和稀泥，真心实意要两边合作。
北伐那会儿，他特意去找蒋介石，说政治部主任这个位子得给周恩来。
蒋介石说早定了是邓演达的，张治中就不依，说邓能打仗，但这活儿只能周恩来来干。
蒋介石没改主意，张治中也没再多说。
后来想起这事，他说过一句话：“北伐军里没有周恩来，是个损失。”
他做事讲情义，不光嘴上说得好听。
抗战时候，他顶着压力跟蒋介石说，希望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让人家公开活动。
蒋介石听完就一句话：“合作是被逼的，这话你以后少说。”张治中不再多言，但心里明白，真合作得有诚意，不是摆姿态。
说到重庆谈判那年，张治中做的事就没人能挑出毛病。
他亲自飞到延安，把毛主席和周恩来接到重庆，一路安排得明明白白。
毛主席原本要住在红岩办事处，他拦下了，说那地方偏，在城郊，主席每天见人不方便，直接把自家房子腾出来给住了。
他和家人先搬走，连警卫都安排好，是他老家带来的人，全是自己信得过的。
他还说，安全问题不用担心，他亲自看着。
周恩来劝他别太麻烦，他摆手说没事。
警卫这事最后还是听了周恩来的，换成警备司令部的兵，他那帮人换上便衣做内部保卫。
张治中不争，他只管把人安顿好。
后来谈了四十多天，《双十协定》签了。
毛主席要回延安，周恩来找他送人，他一句话：“是我接来的，当然我送回去。”干脆利落，没半点推脱。
国共和谈破裂那阵子，张治中是代表团首席。
别人都留下不走了，他坚持要回南京，说要复命。
他说得明白，如果不回去，外界就说他投了共，名声毁了，家人跟着受罪。
周恩来劝了好几回，他都不动摇。
周恩来最后干脆安排地下党把他家人接到上海，安顿好。
张治中在机场看到妻儿，眼圈都红了，跟周恩来说：“真是想得太周到了。”然后话锋一转：“我留下。”
之后他留在了新中国，干得也不轻松。
去了新疆，跟彭德怀一起忙着改组新疆省政府，接着又跑陕甘宁青新几个省，干得踏实。
那时候他腿病犯得厉害，周恩来每次出国只要有办法捎药回来，必然让邓颖超亲自送去。
谁都看得出来，这不是普通的朋友关系，是过命的交情。
文革开始后，张治中的处境也不算太好，周恩来多次出面保他，说他是党的朋友，是谈判时把主席亲自接送上下的人。
张治中病重那会儿，周恩来还坚持派人去看望，直到最后。
1969年春天，他病情恶化，临终前留了一句话，说他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度过晚年，没什么遗憾。
他走后，管理局很快开始安排后事，结果统战部那边卡住了，说现在气氛特殊，不适合办仪式。
两边扯了整整一夜，谁也说不动谁。
最后周恩来一句话拍板：“仪式必须办，我要亲自去。”还补了一句：“张治中的朋友们，不论党内党外，都邀请，大家一起送送他。”
告别那天，周恩来亲自去了八宝山，仪式办得很正式。
张治中的家人也都到场了。
那之后，就算总理自己身体不好，也没忘了张家人，派秘书去看望，送药送人情，一点都不马虎。
张治中这人，从头到尾没变过。
他没入党，但实打实给国家出了力。
他不争名，不抢位子，走得正，站得稳。
人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步，不管在哪边，都是条汉子。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张治中回忆录》，中华书局
《重庆谈判实录》，人民出版社
《共和国人物志·张治中》，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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