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23日，距离遵义会议结束后不满一周的时间里，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收到一封标注“4A”符号的加急电文。

电文当中主要明确了两个关键信息：一是中央红军已确定下一步入川的战略目标；二是四方面军应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作战。

看完电文内容的徐向前眉头紧锁，立时陷入了沉思。原本红一、红四两大方面军会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自己率部入川策应“老大哥”部队也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可问题就集中在渡嘉陵江的战略行动上。

嘉陵江中游以北水缓滩浅，适合大兵团横渡，但过江之后，部队将面临剑门关天险阻隔和川军邓锡侯、田颂尧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风险，形势并不乐观。

记得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中，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在奔赴藤县一线战场前，曾向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说了这样一段话：

实事求是的讲，川军在长达20余年的军阀混战中虽留下了声名狼藉的“双枪兵”形象，精神萎靡、斗志消沉也成了川军士兵们的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川军的战斗力就可以忽略不计。

至少在徐向前看来，一旦四方面军正面强渡嘉陵江，使川军感受到两大红军主力都将蜂拥而至四川境内，向来保存实力、厌倦内战的他们难保不会使出浑身解数来拼死一战。

果真那样的话，红军在通晓地形且工事完备的川军面前，免不了要栽一次跟头。因此，大军直接正面强渡嘉陵江的做法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随后，在四川广元苍溪坝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四方面军一众名将就“渡江”话题争执不下，正面强渡担心伤亡太大，全军偷渡又无法确保隐蔽性。讨论到最后，还是徐向前一锤定音：

此言一出，众人一时间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出身于西北军的孙蔚如是杨虎城手下最信任的得力干将，向来对内战避之唯恐不及，算得上是个“老好人”。

而徐向前之所以舍近求远，主动向驻军汉中的孙蔚如所部发起攻击，自然有他更为长远的考虑，简言之就是“调虎离山”。

川军迫切希望将红军驱逐出省境，一旦四方面动身北上，出击陕南，川军邓锡侯和田颂尧所部势必会趁此向北进逼，直至将红军彻底堵截在四川省界以外。

而徐向前正是吃准了对方这种紧追不舍的心理，因此定下了这个调虎离山之计，最终目的是为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争取到宝贵时间和成熟条件。

另一边的孙蔚如，虽然曾与红四方面军私下订立“互不侵犯”盟约，但在一年多以前的川陕反“六路围攻”期间，其所部迫于老蒋的压力，还是出兵与四方面军有所交锋。

因此，无论从军事行动还是战略同盟的角度讲，徐向前都认为有必要对陕南的孙蔚如敲打一番，一来为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创造有利契机；二来对其形成震慑，彻底打破对方的内战幻想。

当然，调虎离山的计划虽然完美，但事态的发展走向却有些出乎徐向前的意料……

1935年2月上旬，徐向前率四方面军12个团奇袭陕南，并一举攻占了川陕门户宁强县，而后一直向北推进到勉县。

恰在此时，红4军军长王宏坤从前线发来了紧急电报：

36团是红四方面军的王牌主力团，出现这样的显著伤亡，迅速让徐向前意识到：迎面交锋的对手不简单。

果然，情报部门侦察后报告的消息显示，36团的迎面对手，正是有着“老虎旅”之称的陕军第49旅，该旅编制齐全、装备优良，是孙蔚如手下最精锐的一支部队。旅长王劲哉更是曾洋洋得意的叫嚣：

战情紧迫，面对伤亡惨重的第36团，徐向前急需安排另外一支部队来替补。思来想去，他最终敲定了有着“夜老虎团”之称的红30军88师265团。

该团是军长程世才倾全力打造出的“特种作战部队”，战士们的枪法、刀法都是一流水平，且个个擅长翻山越岭、穿插突袭，是全军最具战斗力的一支部队。

随后，在徐向前的统筹指挥下，一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夜袭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他一面令红30军担任正面主攻，另一面让红4军第10师从两翼迂回，而最关键的一环，则是负责夜袭二郎山主峰阵地的265团。

全团战士们兵分数路，在黑暗中翻山越岭，凭借独有的技巧开道指路、分辨敌我，悄悄摸上二郎山主峰阵地外围，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神不知鬼不觉。至拂晓时分，265团团长邹丰明以竹哨声为号，瞬间让主峰上的七八个险要处同时响起震彻云霄的爆炸声，以及集体冲锋的喊杀声。

面对突如其来的265团，陕军49旅被打得措手不及，慌乱中很快开始溃不成军。面对红军的凌厉攻势，王劲哉虽紧急收拢残兵，试图重占二郎山阵地，但终归是有些苍白无力。

整个陕南战役历时20余天，红四方面军先后歼敌4000余人，并成功调动胡宗南的中央军和邓锡侯的川军换防，将嘉陵江中段的防线漏洞彻底暴露在红四方面军面前。

陕南战役结束后，心情最难平复的大概就是陕军主帅杨虎城了。

在他看来，红军的这次主动出击无疑是违背了昔日双方约定的“互不侵犯”盟约，但对四方面指出的“陕军配合中央军搞摩擦，率先违背盟约”的说法，杨虎城也是有苦难言。

简言之，杨虎城认为，孙蔚如确实在红军入川后有过几次交手经历，但只是为老蒋准备的表面文章而已，因此所谓的“摩擦”也都是有苦衷的。

而更令杨虎城头疼的是，随着“老虎旅”遭受重创，老蒋令中央军以此为由向陕西增兵，试图架空并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由此导致陕军与中央军矛盾彻底激化，为之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有意思的是，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杨虎城还曾专门就陕南战役一事找周恩来“抱怨”，而当时随一方面军长征的周恩来并不清楚徐向前的这次秘密行动，更谈不上出面劝阻，只能略显感慨的安慰杨虎城：

当然，所谓的“不该打”主要还是基于影响红军、中央军和西北军，以及逐渐稳住阵脚的东北军关系网，就战略意义而言，陕南战役却是势在必行的一次军事行动。用徐向前的话讲：

言外之意就是，当初川陕反“六路围攻”期间，孙蔚如是做做表面文章，如今红军攻击陕南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目的。

陕南之战后，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一举攻破川军苦心经营3个月之久的400里江防，顺利实现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的目标。

至于调动中央军入陕和促使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就都是后话了，无论是红军还是杨虎城，既无法做到事前预料，也无法做到事后终止。